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由此，我们更联想到：信任，本是一个和谐社会里最基本的要求——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也许这个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正如学者们尖锐指出的：社会信任远不是靠一个时期的舆论引导或政治动员就能建立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思想者》特邀3位学者就此发表看法，以飨读者。 毕竟，我们是“老百姓”，不要变成“老不信”。十人中有九人缺德，不是德不好；十人中一人有德，就是德尚在。总得使有德的人多起来，总得让道德的土壤厚起来。古人说“厚德载物”，其实“厚德”，才能承载市场经济。 重建信任：“原汤化原食” “信任危机”来自“信仰危机”。毋庸讳言，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存在信仰危机，其形成主要肇始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过度追逐物质利益，人的发展片面化，忽视或无视信仰和人生价值。加上中国传统信仰的世俗性与西方信仰的崇高性简单对接，有些人便会远离崇高，随顺世俗；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和社会问题，一时间是非难分，荣辱莫辨；而信仰、道德教育虽有好的顶层设计却难接地气，在耀眼的金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当前信任危机的蔓延，主因是传统的信任在市场经济面前遭遇了尴尬。“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字当头，“信”也低头，熙熙攘攘，信任没了！
老人跌倒到底我们该不该扶起来?
这个讨论我觉得很有必要.尊老爱幼、救死扶伤历来是我国的优良传统,谁家没有老人,
由于媒体曝光出诸多诸如彭宇案之类的扶助跌倒老人做好事反被老人诬为肇事者、甚至被法院以“常理判断”等逻辑推理的理由判决巨额赔款等案例,越来越多的人对搀扶跌倒老人心存忌惮.
简单不过的举手之劳,有可能惹来无尽的麻烦.社会公德,传统道德,在我们犹豫的目光中渐渐丧失.
当跌倒老人该不该扶作为问题,被全社会、被公众、被媒体热烈讨论的时候,其实已经证明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的公德已经破产了.显然,似乎作为社会人,谁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无良的南京法官、天津法官,以及制裁那些诬赖彭宇们的老人,理应受到谴责,但见死不救的围观者,是否也会受到道德、公义和良心的谴责?
武汉市88岁的李老汉在离家不到百米的菜场口摔倒后,众多围观者无人敢伸出援手,最终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的事件让整个社会震惊.公众对老人跌倒出现的冷漠和麻木不仁,整个社会都应该检讨,甚至每一个人都应该检讨.以前一直觉得类似老人跌倒该不该扶、应该怎么扶这些事情不是个问题,但现在还真成了一个大问题.类似南京法官、武汉老人这样的案例,虽然不能说是普遍的现象,但其折射出来的社会现实却是很严峻的.
我们对跌倒老人该不该扶的讨论,这绝非故意夸大问题的严重性,而是针对目前整个社会道德、价值观滑坡出现的现象提出质疑,因为类似人情冷漠、麻木不仁的现象不仅仅发生在跌倒老人身上,还有其它的案例,比如见义勇为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故事,比如围观跳楼自杀时出现一片幸灾乐祸的“快跳”的喊声,比如公车上乘客对小偷熟视无睹的常态等等,不一而足,这都早已成了全社会反思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社会问题.
自从南京徐老太事件开始,中国就开始进入国民道德沦丧期,开始瓦解中国人民的道德,想徐老太这种人开始肆意妄为,有法律支持,又可以获取巨额的回报,而且没有任何成本.而彭宇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从而开始冷漠国人的同情心,淡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尔后如钓鱼执法等一系列事件,彻底麻木人们的怜悯之心,造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导致八旬老人倒地1个多小时而无人敢伸出援助之手.我可以肯定,大多数围观昔都是善良的人,可是谁也承担不起那巨大的代价.你能说人们冷漠?
苍蝇多的地方,是垃圾的原因还是苍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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