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年）

广东新会人，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思想家。他主编或参与办的报刊前后有十多种，在国内外新闻出版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撰写了编辑30余篇出版学论文，形成了其内容丰富、独具特色的编辑出版思想。

他初期的报刊思想可以大致概括成三点，一：注重选题组稿，体现时代潮流。梁启超认为报刊文章的内容要反映时代的特点与要求，要为救亡图强，提高民族素质服务。二：革新报刊文体，满足读者需要。新文体的运用使一般民众也能看懂报刊上的文章，从而拉近了读者与报刊的距离，扩大了读者面，报刊逐渐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新型报章文体的成功，吸引了许多报刊竞相模仿，极大地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梁启超那种面向广大读者、服务读者的报刊从业态度，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三：认清报刊职责，明确出版原则。梁启超认为报刊影响巨大，关乎国家民族的命运。

梁启超后来在海外办报，新闻思想有所转变。他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中国资产阶级新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派人士们所借见。他将报刊的功能高度民主概括为“通”，可分三方面论述：第一，维新派极力阐述并努力实践报刊的“通西情”，特别是“通外情”的功能。重视报刊传播信息和稳定国家统治秩序的作用。第二，强调并利用了报刊的开通民智的功能，因而始终把开民智作为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第三，重视并自觉的运用了报刊开通风气的功能，即引导舆论的功能。而他对报刊性质的认识超出了早期维新派人士的程度，已经把办报视为为民众的当然权力和政治民主的体现，意识到报刊反专制的战斗作用。同时，他对报章文体报人素质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制定报律的建议。梁启超强调报刊从业人员的才气学识和道德风范的培养，认为编辑人员的职业素质决定着报刊的成败，决定着报刊是否受读者欢迎。他尤其强调报刊编辑应该品德高尚，要有奉献精神。

梁启超在报刊、新闻、舆论、写作等方面的论述，集中代表了维新派的报刊思想，在中国新闻学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一：关于报过去刊功能与作用的论述。a、“报馆有益于国事”，这种从政治上看报刊的功能与作用，是维新派人士的共识。b、“去塞求通”，他认为，国家的强弱在于通塞，而去塞求通“的首选工具是报刊。二：关于报刊性质与任务的论述。 a、报纸性质多样。B、报馆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报纸对政府的监督，是舆论监督，而作为向导者，报馆应该面向大众，具有“救一时明一义”的特征。三：关于办好报章的条件的论述。梁启超认为，一张办得好的报纸，必须具备四条标准：“一日宗旨定而高，二日思想新而正，三日材料富而当，四日报事确而速”。四：关于舆论的论述。提出并强调“舆论之母”、“舆论之仆”与“造舆论”的重要，并且，健全的舆论应有“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梁启超的办报在我过新闻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一：向读者进行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教育。维新派通过报刊陈述当前中国列强环伺的危险局势，愤怒地谴责了列强的种种恶劣行径，发出了建设一个强盛、独立的新中国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抵御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激情。二：向读者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维新报刊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热情宣扬资产阶级新文化，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头脑为之一震，思想得到解放。三：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各地维新派新团体的报刊活动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获得了一大部分具有爱国思想的仁人志士的支援和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其主要贡献有，一：冲破了封建统治者的言禁；二：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三：创造了报刊新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新闻理论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一代报刊从业人员，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由于时代及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他的出版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因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对他的编辑出版思想，我们不能全盘吸收。同时，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中，对编辑出版的内在规律涉及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他编辑出版思想的一个缺陷。当然，我们不能过多地苛求他，因为梁启超在近代史上扮演的主要是一个思想启蒙家的角色，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至于对他编辑出版思想的完善与发展，则是我等后辈应做的事。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中最具典型，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主要集中在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国事》一文中。在文中，他把报考比作耳目喉舌，指出其功能是“去塞求通”。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的强与弱，取决于国情的通与塞。所谓“通”包括通上下和通中外两个方面。对怎样发挥“去塞求通”的作用，他提出四条要求，即：“广译五洲近事”、“祥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下政治学艺要书”。梁启超早期的办报主张，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学习借鉴西方、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过热情。
第二个时期为1899到1911年。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新闻理论，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以下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一是报纸的功能，提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他认为政府没有权利办不成事，但权利过大又不受监督，就会滥用职权，所以需要作为“国民公意的代表者”的报纸，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去监督政府，才不至于走向腐败。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需要报纸“若孝子之事父母，若良师之诱蒙童”那样去向导他们。并提出为何、如何、由谁来两监督和向导的问题。
二是办好报纸的四条原则。即：(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速。
三是健全舆论的主张。他认为舆论是一种天地间最大的“社会制裁之力”，报馆则是体现舆论最有力的机关。报刊要造成健全舆论必须具备“五本”，一是常识，二是真诚，三是直道，四是公心，五是节制。
四是她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提出办刊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和煽动的方法。浸润的方法主要指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的方法就是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醒。同时，对新闻业务提出建议，如在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要做到“博、速、确、直、正”。
第三个时期应属中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政治上更为成熟，新闻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但相比较前期，缺乏系统性。他不再提倡作为反清斗士所推崇的“言论自由”，转而提倡“言论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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