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通过什么途径

下岗职工再就业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深入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将集中对下岗职工再就业时所使用的求职途径进行分析。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这些下岗职工在寻求再就业时，主要通过哪些途径来寻找新职业？使用这些途径的效果究竟如何？使用不同途径的下岗职工各有什么特点？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经验社会调查①的结果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一、求职途径的划分及下岗职工使用的求职途径
再就业的求职途径指的是职工获得再就业的具体方式。卢汉龙曾根据经验调查的结果总结出现阶段我国城镇劳动者取得职业的四种主要的求职渠道，分别是：计划体制渠道、劳务市场渠道、人力资本渠道和社会网络渠道②。在本研究中，笔者根据职工就业途径是否制度化③及其发挥作用的制度背景这两个维度，将下岗职工再就业求职途径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化就业渠道——政府和单位安置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我国实行的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劳动力招收和调配制度，个人取得新职业的途径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国家统一分配或者是单位统一安排的方法。改 ①
本文使用的经验数据主要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共同进行的武汉市下岗职工调查，调查于2000年9月到10月在武汉市进行，通过随机抽样和“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武汉市九个企业中抽取了630名下岗职工，然后由调查员对他们进行了入户访谈式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621份，有效回收率为98.5%。本文选取了其中440名成功实现再就业的职工为分析样本。 ②
卢汉龙：《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渠道的转变：从求职过程看中国市场化变化的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2期。 ③
李培林曾指出：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制度化结构”和“非制度化结构”两种，前者指由法律和政策法规规定的各种制度构成的结构，后者指由个人、家庭、社会潜网等构成的较松散的社会结构（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本研究中对求职渠道是否制度化的划分也沿用了这种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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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开放后，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成为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方向，计划安排途径在就业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大大下降了。但具体到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由于在传统体制下企业与职工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承诺关系，政府和企业对职工再就业仍然承担着重要的责任，通过政府或单位安置获得新工作仍是下岗职工获得再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本研究中，凡通过原单位安置或政府劳动部门安置途径寻求再就业的，均被视为使用过“政府或单位安置”途径。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制度化就业渠道——劳务市场或自谋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表现在劳动就业领域，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对于劳动者来说，通过各种职介部门和中介公司获得工作，或是通过其他媒介获得就业信息并最终获得就业的均属通过劳务市场渠道获得就业。同时，就业者依靠本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能力，通过就业考试、直接到新单位应聘等方式自谋职业，也是通过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化就业方式。因此，本研究中将以上两类方式合称为“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
第三，非制度化的就业渠道——社会网络（亲戚朋友和熟人介绍帮忙）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理论概念，它指的是一群特定的人之间的一种纽带联系，从这种联系或关系组合起来所形成的“网络”中，个人可以获得所需的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支持①。在求职过程中，凡利用个人的亲朋、熟人等特定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工作的，都可以视为是通过社会网络渠道获得就业。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网络渠道这种
非制度化的就业途径在不同社会体
表1 下岗职工再就业时使用的求职途径分布 再就业使用的求职途径 政府或单位安置 劳务市场或自谋 社会网络关系 政府＋市场 政府＋网络 市场＋网络 政府＋市场＋网络 (N)
络途径，其余依此类推。
制下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
本次调查中有440名成功实现了再就业的职工回答了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所使用过的求职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有不少职工在求职时并不是单纯使用以上提到的某一种求职途径，而是同时使用两种甚至三种求职途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们的一种复杂心态和行为模式。因此，我们允许职工在回答求职途径时复选，并对不同求职途径的组合情况也进
频数 百分比
3.4 19.8 46.6 1.8 6.1 18.9 3.4
15
87 205 8 27 83 15 （440）
说明：“政府＋网络”表示求职时同时使用了政府安置和社会网
行了计算。从表1可以看出，单纯使用社会网络关系是下岗职工使用最为频繁的求职途径，劳力市场或自谋途径次之，结合使用社会网络和市场途径的职工也不在少数，而依靠其他途径获得再就业的职工则相对较少。
作为一种非制度化途径的社会网络渠道却成为下岗职工求职的最主要途径，这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是当前我国传统的计划安置就业制度已基本失去了作用，而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尚存在诸多缺陷，在正式制度缺位的“真空”期，使用正式制度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故下岗职工只能更多地依靠社会网络关系这种非制度的求职途径来寻求再就业；第二是由于下岗职工的个人条件限制，他们大多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对他们来 ①
Wellman, B.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B. Wellman and S.D.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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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使用社会网络途径获得再就业是一种虽然无奈但却较为现实的选择。
二、使用不同求职途径的效果
我们已对职工使用求职途径的情况进行了描述，那么他们使用这些途径的效果如何？使用不同的再就业途径所得到工作的质量有无差异？下面我们将对此作进一步分析。
决定一份工作质量的因素有许多，但工资收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下岗职工而言，获得一份新工作的主要意义也在于获得收入来源。因此我们在这里用职工再就业获得的收入来反映职工新工作的质量。表2显示了使用不同求职途径所获得新工作的工资收入分布情况。从结果中我们发现，通过“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获得工作的收入最高，结合使用“社会网络”和“劳务市场”途径获得收入次之。一个大致的规律是：只要求职时使用过市场途径，无论是单独使用还是结合其他途径，都会获得比较高的收入。而使用过“政府或单位安置”途径获得新职业的职工收入则相对较低。
表2 使用不同求职途径获得再就业收入的均值
求职途径 政府或单位安置 劳务市场或自谋 社会网络 政府+市场 政府+网络 市场+网络 政府+市场+网络
(N)
月收入（元）
445.0 591.3 480.5 395.0 406.3 515.7 508.6 (440)
标准差 248.7 401.8 278.1 127.8 156.9 286.8 264.6
以上分析未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影响，为此，笔者还以再就业的工资收入为因变量，以职工使用的再就业途径为自变量，并将职工的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年龄、性别等变量作为控制自变量引入后建立起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分析。这样可以达到在控制相关变量作用的情况下，了解职工使用的不同再就业途径对工资收入的“净影响”的目的。限于篇幅，回归分析的具体模型和系数未在本文列出，从分析结果看，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再就业时
使用过社会网络途径”和“再就业时使用过政府安置途径”都对工资收入表现出显著的负作用，也就是说使用过这两种途径的职工将得到更低的收入。而“使用过劳务市场与自谋途径”的作用则是正向的。这一结果与上面的分析具有一致性，说明通过劳务市场途径获得再就业的质量要高于政府安置途径和社会网络途径。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人们预料之中的，通过“劳务市场途径”获得再就业是最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制度化就业方式，因此通过此种方式获得再就业的效果最佳。相比较而言，通过非制度化的“社会网络途径”途径或传统的“政府单位安置途径”途径获得再就业的质量自然要打一些折扣了。
三、影响职工求职途径选择的因素分析
在分析职工选择的求职途径时，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哪些职工更有可能选择某一特定的求职途径？换句话说就是决定着他们选择某种求职途径的因素有哪些？下面我们将具体分析下岗职工的个人背景对他们再就业求职途径选择的影响。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下岗职工将根据自己的习惯和所具备的优势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再就业方式。为此，我们在这里引入了个人资本的概念。在社会分层研究的最新发展中，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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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用个人所拥有的各种类型的资本来反映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们在本研究中将集中关注职工的三种个人资本。首先是他们的“体制资本”（institutional capital）情况，也就是他们在传统体制中所拥有的各种资源①。我们使用了职工下岗前是否党员、是否干部、是否获得过厂级以上荣誉称号等变量来代表他们的体制资本情况。由于体制资本反映了职工在传统体制中的“成功”程度，我们假设拥有较多体制资本的职工更可能从旧体制中获取资源，或是对传统体制更为依赖，故将更可能选择带有计划体制色彩的“政府或单位安置”方式获得再就业。其次是他们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情况，即他们对自身教育、技能、健康的投资和积累，在研究中用职工的受教育年数、职称或技术等级、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健康状况等变量加以代表。按照经济学理论，人们之所以愿意对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因为他们预期这种投资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更高的回报，故我们假设那些人力资本丰富的职工在寻求再就业时将更可能选择“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最后是职工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情况，也就是他们从自已的社会网络中所可能调动的资源。在研究中我们测量了职工社会网络的规模及网络中嵌入的资源情况，以之反映职工的社会资本。布迪厄曾指出，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在遇到重大事件时，个人将使用自己积累的社会资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因此，我们假设拥有较丰富社会资本的职工将会在求职中充分使用社会资本，也就是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关系获得再就业。
为充分了解职工拥有的各种资本对再就业途径选择的影响，我们以职工的个人资本为自变量，以他们再就业时选择的求职途径为因变量分别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由于这里的因变量都是虚拟变量③，故在分析时采用了logistic回归方法，这种方法的原理是通过数学转换达到将因变量的概率函数用自变量来线性表达的目的。通过对方程中各自变量发生比率（odds ratio）的考察，可以确定该自变量一个单位的变化对因变量原来的发生比带来的变化，从而了解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具体的统计结果列于表3中，其中模型一因变量为“是否使用政府安置途径”，模型二因变量为“是否使用劳务市场或自谋途径”，模型三因变量为“是否使用社会网络途径”。
从模型一的分析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党员身份的职工以及那些下岗前获得过厂级荣誉称号的职工在再就业过程中明显地更倾向于使用“政府或原单位安置”途径获得新工作，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的假设。研究者指出在原有体制中较为成功的下岗职工们对传统体制具有更强的依赖性④，因此他们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以这种传统方式获得新工作。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有较高的职称或技术等级的职工、下岗后接受过职业培训、教育程度较低的职工和健康状况较差的职工也更可能使用政府安置途径获得再就业⑤。在计划体制中，一个人的职称和技术等级评定的根据除了其拥有的技能和水平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她）的资历和等级，因此我们认为职称在此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制资本而非人力资本的作用。政府在实施“再就业工程”时，十分重视对下岗职工的培训，在为下岗职工重新安置工作时，往往是以他们接受一些必要的培训为前提条件的，因此“职业培训”在这里可能主要表现为 ①②
参见李路路：《私营企业家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例如当我们分析职工是否选择了社会网络途径寻求再就业时，该变量只有两个选项，即“选择过”和“没有选择过”，凡在求职过程中“选择过”网络途径的个案均被赋值为1，“没有选择”赋值为0，这样就得到一个由0和1组成的变量，统计学中称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为分析方便起见，在这里我们没有再区分结合使用多种求职途径的情况。 ④
王汉生，陈智霞：《再就业政策与职工再就业行为》，《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⑤
方程中“教育年数”和“健康状况”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这意味着教育程度越高、健康情况越好，则职工选择政府安置方式获得再就业的发生比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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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门槛”的作用，也就是说那些接受过职业培训的职工才更有可能获得政府安置。至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和健康状况差的职工，由于他们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中显然处于较不利的地位，他们对传统就业方式的依赖也是容易理解的。
表3 下岗职工个人资本对再就业途径选择影响的Logistic回归系数
模型一
府途径）
模型二的分析结果说明我们关于人力资本对选择市场就业途径作用的假设也是可以成立的。职工的“受教育年数”、“接受职业培训情况”和“健康情况”都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换句话说，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身体健康情况越好、接受过职业培训的职工都更可能通过市场或自谋方式获得再就业。正规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健康都是个人对于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表现，具有较丰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处在一种有利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人力资本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因此这些职工选择劳务市场或自谋方式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党员”和“女性”更不可能选择劳务市场或自谋方式，而“干部”则更可能
模型二
场途径）
模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