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实施1300多年的科举选拔中，哪个省份最容易出状元？

2025-02-24 13: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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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根据《江西省人物志》等书统计，江西历代有姓名可查的状元就达到56人（其中武状元7人），榜眼45人，探花40人，进士1万余人。整个明代产生了90名状元（不包括武状元），江西就有19名。

此外，江西省吉水县还出现过“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的人文盛况。

自古以来就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江西读书风气极盛，科举考试选拔出了欧阳修、文天祥等一大批江南才俊。

那么，江西都有哪些有名的状元呢？一起来看一下：

1.最早的状元——卢肇

据媒体公开报道，江西史学界一贯认为，该省最早的状元是晚唐时期直属宜春郡的卢肇。

位于江西省分宜县杨桥镇偏东北面10余里的观光村，就是卢肇的出生地。村首一座古桥，长满了老藤，桥身上刻有状元桥三字，当地乡志记载，当年状元卢肇曾经过此桥。

卢肇中状元的过程是一幅世态冷暖图。

会昌二年(公元846年)，卢肇与另一位富家子弟出身的举人黄颇一同进京应试，然而袁州刺史在长亭设宴单为黄颇一人饯行，对家境贫寒的卢肇视而不见。卢肇虽很生气，但也只好绕亭前行十多里等待黄颇。

等卢肇高中后，刺史一改昔日之嘴脸，前往十里长亭恭候迎接，在秀江河畔大摆接风宴。卢肇禁不住触景生情，赋诗道：“向道是龙君不信，国人夺得锦标归。”刺史大人当场听后羞愧自责。

2.最年轻的状元——汪应辰

江西最年轻的状元是汪应辰，才17岁就夺得状元。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汪应辰被钦点为状元，完成连中三元。那一年，他才17岁，这不仅在江西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堪称最年轻的状元郎，但他的诗词却异常老练，宋高宗见他的对词，以为是老成之士，直至见面才知是少年，随即赐以御诗，并更名为应辰。

春风得意也是情理之中，汪应辰彼时可谓满腔抱负。中状元后，初任镇东军签判，20岁时召为秘书省正字。第二年，秦桧重登相位，并主张与金和议。血气方刚的汪应辰上书主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性，就此与秦桧结怨，于是被贬。

3.最不幸的状元——马适

马适为江西湖口人。据传，马适老家当地曾有谶语：“沙州圆，出状元”。等到沙州圆的时候，也就是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马适也恰巧得中状元。

马适少年时候，聪明好学，孝敬父母。中状元以后，朝廷还未来得及给他授官，他就得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匆匆赶回来家处理丧事。母亲入殓后，马适因悲痛过度，不治而亡。因为他的不幸，这位状元在历史上未能有太多的作为，所以有关的史料寥寥无几。

4.最幸运的状元——彭时

彭时为江西安福县人，历史上他是位为官正派、秉公办事、敢于直言的首辅高官，而他的经历却不得不说是状元当中十分幸运的。

彭时高中状元已是天下读书人当中属好运的了，然而更好的运气一直在笼罩着他。明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事变，明英宗当了俘虏，随同出征的大多数将士不是战死，就是自杀殉国。当时朝廷面临着官员严重短缺的大难题，于是打破常规，召33岁官职仅为七品修撰的彭时入阁，担任兵部尚书。

中状元第二年就入阁参预大政，前所未有，然而更幸运的还在后面。

彭时在朝中没有经验，兵部尚书很快就被免去，降为五品编修。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发生了“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成功，原先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边疆，而彭时遭受过前朝的免职降级处分，这样的人加以重用，必然心存感激。于是当即任命他为兵部尚书，第二天就入阁办事，同时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再次因祸得福，一步登天。

5.“状元中的状元”——文天祥

历代状元不计其数，但是南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丙辰科状元文天祥，却最为后世崇敬，被称为“状元中的状元”。

那一年，吉州庐陵郡淳化乡富田魁巷村的文天祥，在父亲的陪同下，赴京城临安参加会试，对策集英殿。期间，宋理宗赵昀以“天道人极”问，文天祥以“法天不息”为对，很多议论大胆独特，理宗亲定为第一。

文天祥虽然是年少得志，然而却赶上了一个政治腐败、外族入侵、人心涣散的南宋末期。公元1278年12月，赵宋王朝终究抵挡不住蒙元铁骑，兵败如山倒，君臣一路南奔，身为丞相的文天祥终究势单力薄没能力挽狂澜，南宋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底，文天祥在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10月押解大都。

元统治者对文天祥是“既壮其节，又惜其才”，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利用文天祥的声望收复民心，稳定天下。因此，在文天祥大都为囚整整3年里，元朝君臣用尽一切办法对文天祥进行劝降，只是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

此时，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一束天光照亮了数百年前的大都一隅。“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后人评价，如此贴切。

为什么江西历史上出这么多状元？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度与封建政治融为一炉，对江西士人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朝至清代，其间曾产生出700余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其中江西省占有十分之一。

有专家曾对江西中举的学子作过观察，发现有一种“结聚现象”。例如，宋代以抚州、吉州两地较多。明代吉安府共出了10位宰相、22位尚书、19名状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8名会元、39名解元，自明初嘉靖年间，中举者280余人，中进士者900余人。明人吴云称吉安“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士夫秀特，文章盛于江右”。此种被称之为地区性结聚。

而另一种就是家族结聚。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如临川三王，南丰三曾、临江三孔、临江三刘、鄱阳三洪，这种人才的结聚原因，就是出于家学。

有江西文化研究者认为，从江西宋代教育的兴盛开始，官府创办的“州县之学”，为培养人才开辟了道路。正是江西浓厚的兴学之风，使得一些地域和一些家族，对教育十分看重，这才为日后创造科举奇迹奠定了基础。

也有学者认为，江西有一个相对平稳安定的环境，偏于江南的江西，却很少受到战火的侵袭，这不管是对经济的发展，还是对人文的兴盛，无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北民南移，将北方先进文化带入南方。中原丧乱以来，北民第二次大规模南迁，直接推动了南方文化的发展；一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江西作家进入统治集团，而且是台辅重臣。北宋初期和中叶，江西就曾先后出现了三大宰辅：晏殊、欧阳修和王安石。他们身居高位，不仅为宋代文坛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直接带动了江西文学的发展。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无疑为江西作家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