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发展的核心概念与基本观点有哪些？

持续发展的最广泛的定义和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我们共同的未来》）。”“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里约宣言》）。”

因此，持续发展既是人类新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又是人类新的价值观念。做为行为规范，它提出了一系列的准则，强调人类追求的是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并坚持和保持与自然相和谐方式的统一，而不应当是凭借人类手中掌握的高技术和高投资，采取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等方式来追求这种人类所崇尚的发展权利的实现，从而给人类划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并形成了强有力的约束；作为价值观念，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明确的导向系统，它强调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的同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拥有与自己同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而不应当也不允许当代人一味地、片面地、自私地甚至是贪婪地为了追求自己的发展和消费，而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后代人本应合理享有的同等的发展权利与消费机会，从而体现了人类开始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价值取向。

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与传统发展截然不同的新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除了在以上核心思想的指导下，它还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持续发展把发展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使人类长时期地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发展是人类共同的和最普遍的权利，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享有这一最普遍的、最根本，同时也就是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权尤为突出和重要，它同时还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权的重要内容和衡量的标准。

打开一张世界地图，人们就可以显而易见地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和不可否认的事实，即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地球北纬30度～南纬30度这个区间，而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却恰恰在这个区间之外。这是偶然的巧合吗？这绝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诚然，生存在北纬30度～南纬30度所属范围的发展中国家正日益经受着来自贫穷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贫穷是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环境破坏、生态恶化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根源，而生态恶化又更加剧了贫穷，贫穷和生态恶化就如同是一对难解难分的双胞胎，把发展中国家推进了一个步履十分艰难的困境。

还有，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不合理的国家经济环境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历史上殖民主义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不公道，继续推波助澜，使既成的不平等、不合理不断升级和激化。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导致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分工，同样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劣势与危险。按照目前的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中约有3/4是初级产品和资源，而进口商品中约有2/3是制成品，且出口商品结构单一，这势必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进一步依赖的加强，导致初级产品的过剩和跌价，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计划和预算造成极大的被动和混乱。

相反，发达国家依仗其拥有的高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令人吃惊的雄厚资本，使工业企业生产同等数量、同等质量与产值的产品所耗用的原料不断降低。原材料消耗的下降，必然导致原料相对过剩，不可避免地造成价格暴跌，这自然而然就会给以初级产品为经济命脉的发展中国家以沉重的打击，使它们赔了血本、吃了大亏、负债累累，从而加速了贫困化的进程。

此外，发达国家的政府有足够的储备，制造商也可以囤积奇缺，以操纵、促使价格的涨落，从而左右国际市场价格。而发展中国家政府间关系松散，经济落后，没有储备，往往还要以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偿还旧债和利息。因此，即使在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要赔着血本继续生产和销售，同时，这些国家还控制不了自己产品的销售，而是由纽约、东京、伦敦及巴黎等发达国家的经销商们层层剥削后获取微薄利润。所以，国际贸易条件也是朝着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方向发展的。

迄今为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敌意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仍然是约束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一个极其沉重的“十字架”。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为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因此，持续发展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位的，是硬道理。只有发展，发展中国家才能为解决贫困、人口猛增、生态环境恶化、环境破坏和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也才能逐步实现现代化，最终为摆脱贫穷、愚昧、落后和肮脏铺平道路。发展不仅是解决贫穷的金钥匙，同时也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人口、文盲、生态危机和不健康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必要手段和途径。

其次，持续发展认为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密不可分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持续发展非常强调：“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环境保护工作应是发展进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能脱离这一进程来考虑。”（《里约宣言》）

持续发展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始终认为发展与环境保护互为依托，相辅相成，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但发展是第一位的，占据着主导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因为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和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而且环境保护又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离开了一定的发展前提和条件，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环境状况的好坏，对发展又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如我国最大的城市、太平洋西岸的明珠——上海，有着一连串过去令人自豪的数据：在占全国0.06％的土地面积上生活着占全国1％的人口，在占全国不到1/20的工业固定资产上创造出占全国1/10的工业生产总值，上海港吞吐着占全国1/3的港口货物，每年为国家上交1/7的财政收入并向全国提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设备和一系列优质名牌产品，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在发展的同时，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使上海受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困绕，产生了一连串令人震惊的数字：每天排放8.2亿立方米的废气，800吨烟尘，6180余吨的生活垃圾，近1000万吨的工业和生活污水；使总长577.5千米长的黄浦江水系有80％不符合三级水体标准，臭水期甚至超过150天以上，并出现了频率占总降雨天数的76%~78％的轻度酸雨；市区主要街道的噪声值达75分贝以上，最高峰值可达90分贝；市郊生产的40％的粮食、80％的猪肉、24％的水产、36％的蔬菜的污染程度超过国家标准，每年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已超过100亿元……

所有这一切不仅使上千万的上海市民的生活环境和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同时也给上海——中国昔日的骄傲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因此，持续发展既把环境保护作为它极力追求实现的最基本的目的之一，同时也把为建设舒适、安全、清洁、优美、健康的环境作为实现发展的重要目标。

持续发展又把环境建设作为实现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把环境看成为重要的资源。这就说明，人类赖以生活的大自然，都作为各种资源参与到了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了。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也是一切人类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环境并受其制约这一浅显而深刻的道理。同时，环境是资源就表明，自然环境是有价值的，人类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去无偿地使用它。

自然环境有它自己一整套的自然法则，它的自我调节能力有一定的极限，人类在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必须遵从生态谨慎原则，在自然环境允许的“阈”值内，合理地使用和利用它，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一旦谁损害了它，谁就必然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持续发展认为环境资源作为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在一定的科学技术、经济基础的条件下是有限的。因此，持续发展把环境保护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持续发展与传统的发展的理论和观点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与环境和资源的联系的紧密程度。

从现代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来看，真正的发展是越来越需要环境与资源的支撑。同时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发展和人均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必将伴随着环境与资源的急剧衰退，环境与资源能为发展提供的支撑能力却又越来越有限了。这种严酷的现实要求我们，越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环境与资源的作用就越发地显得重要，就越发要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污染环境、破坏环境就是对自然资源和生产力的直接和间接的破坏，发展的速度、水平和程度必将被迫延缓甚至搁浅。从这个角度来看，环境保护成为了区分持续发展和传统发展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再次，持续发展认为，在环境保护方面，不仅每个人都有不容剥夺的环境权利和生存发展的权利，即享有在发展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和享有清洁、安全、舒适、健康的环境权利，其他在地球上生存的一切生物也应享有其生存和发展等一切必要的环境权利。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自然进化结出的美丽的花朵，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环境健康状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人类高速发展的今天就越发显得尤为重要。

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由众多生物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总比一个只有少数几个物种组成的简单生态系统，更能承受来自系统之外的环境因子和干扰或人类活动的干预，从而保持较好的稳定状态。例如，由于气候的变化、人为的干扰、某种害虫或病毒的入侵，对一个种类单一、生态格局简化的草地生态系统来说，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挽救草地资源，保证畜牧业的收成，人们将不得不被迫地使用有毒的农药，这就不可避免地污染了环境，而且这些有毒的农药必将伴随着食物链的作用参与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并通过生物学放大作用（食物链的浓集效应）而进入人体，从而危害到人类自身的健康。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人为的干扰、某种害虫或病毒的入侵，对于一个物种丰富、结构复杂、体现了生存格局多样性的森林生态系统（特别是热带雨林）来说，由于系统内食物网结构错综复杂，对抗灾变的抵御能力较强，系统的有序化程度较高，通常不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

自然生态系统中这些现象和事实的普遍存在，向人类暗示出一个深刻而浅显的道理：多样性导致稳定性。多样性导致稳定性这一自然界普遍存在的自然法则正是生态平衡论关于通过系统各子系统协同作用的非线性反馈，以实现系统自我调节控制机理的具体表现。

生物物种的多样性意味着生态系统结构复杂，网络化程度高，异质性强，能量、物质和信息输入及输出的渠道多、阻碍小，因而流量大、速度快、生产力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使个别少数途径受阻甚至破坏，整个系统也会因多样性物种之间的相生相克、相互补偿和缓冲替代而保证能量、物质和信息在系统内的正常运转，并能够使系统结构被破坏的部分得到及时修复，从而恢复到原有的稳定态，或形成新的稳定态。

因此，人类在推进文明的进程中，必须尊重这一生态规律，对生存在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绝不能持“沙文主义”态度。生物物种虽然是一种可再生性资源，但在人类利用这一宝贵的可再生性资源的同时，人类切记要把握好利用的“度”。倘若人类任意地减少生物物种的类别，随心所欲地捕杀某些稀有动、植物，并使之灭绝，这是人类最大的愚蠢。其结果必然是损坏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机制，打破系统相对的、动态的平衡，降低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使系统以较高层次的耗散结构退化演变为较低层次的耗散结构。所有这些结果最终将严重损害人类自身的利益，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更好地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下去。

这是因为，无论人类改造自然、控制自然的能力有多大，取得了多么大的辉煌的胜利，人类终究是生态系统的一成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只能在地球这一界定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繁衍和发展。一旦生态系统彻底瓦解，大自然向无机世界转变，那么人类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从这一角度出发，人类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毁灭生物多样性，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有序。

1992年6月在巴西由各国政府首脑签属的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可以说明，人类在这一点上已达到了空前的共识：其他生物与人类一样，都是自然界经过亿万年进化的产物，它们也应享有与人类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力，这种权利也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和维护。持续发展还特别强调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是相对的，对别人是一种权利，对自己则是一种义务，人们的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是平等的、统一的，它是不以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意识观念的不同和变化而转移的。

因此，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平等和统一的观点扩展到国际事务与交往的过程中，则变成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全球环境责任的平等和统一，即“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拥有按照其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并负有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或在各国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的责任”（《里约宣言》）。这就说明，作为决定着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基石的环境保护，不是哪一个国家所独有的权利和义务，也不能只靠少数几个国家的努力就可以解决，而是全人类所共同拥有的权利和义务，要靠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协调一致方能解决。而过去那种在对待环境问题上划地为牢，采取不越雷池半步的各管各的态度，甚至是把环境问题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做法，其结果是，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问题日益缓和的同时，另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环境问题日益尖锐。这主要是由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经济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有能力将更多的资金注入环境治理上来。

例如，工业国家为减少污染等同一性质的支出在20世纪70年代占国民总产值的2%～2.5％，这一数值在德国和日本已提高到5％，在美国提高到4％。而对于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地段且易发生生态环境破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由于更重视生存和增长的需要且国力单薄，故在环境上的投资相形见绌。这样，全球性和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与矛盾也就往往通过发达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来，最终将影响全人类。因此，要想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就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尤其是工业化发达国家，它们是既成环境问题的主要肇事者，它们应拿出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在拥有自己的环境权利的基础上，尽更多的环境义务。

持续发展还认为人类要想长久地、更好地在地球这个有限的空间里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必须严格地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且要相应地大力提高人口素质。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口增长过快及人口素质的相对低下就是一些国家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随着“人类困境”和全球问题理论框架的确定，人口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舆论以及各国政府，特别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地球究竟能养活多少人？这个问题涉及环境容量的概念。所谓环境容量，是指在无损于生物圈功能的健全和不耗尽非再生资源的情况下，保持长期稳定状态地球所能供养的世界人口数。它强调人口的环境容量是以不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有序和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前提。因此，这一概念指的不是地球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负载量，而是适宜的人口负载量。从人类生态学的观点看，人口过度增长会造成生态金字塔变形，使生态系统能流、物流、信息流不畅通，生态网络破损，物种大量减少，食物链结构瓦解，生物格局趋于简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被打乱，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有序性、代谢功能都逆向演变，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失调，致使自然灾害频繁，问题接踵不断。

人口增长过快过多所产生的后果中，首当其冲的是食物紧缺，这是最容易被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但人口过度增长还会给经济发展造成更大的潜在的压力，诸如造成资源短缺、人均资源拥有量下降，从而加剧通货膨胀，使待业人数的增长超过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的增长，从而导致失业（或待业）人数增长。可以断言，在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绝对不会提高，反而要下降。

人口过度增长对人类自身和社会的影响也是消极的，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它不利于普及文化教育和改善卫生条件以及提高全社会的福利待遇及住房水准，从各个方面加剧了社会的竞争，使人们从孩提时代一开始就伴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紧张感。人口过度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破坏性更大。为此，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被迫拿出更多的资金来用于发展经济和维持国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甚至放弃普及义务教育的目标，而用于全民福利、卫生、住房、文化、教育的资金则少得可怜。这样，国民的整体素质普遍下降，从而进一步使计划生育措施成效不高和人口的再度膨胀，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一级的经济状况，使所有家庭成员的健康水平都普遍下降。这样低素质、高数量的人口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的竞争，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压上了沉重的“负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客观形势的严重性还在于，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发生了个人消费和需要的“爆炸”。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这就说明，人们对产品、服务和福利的需要胃口越来越大，这必将不可避免地给生态环境造成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和冲击，导致对各种资源毫不约束的过度开发，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有意或无意的破坏。

事实表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口素质也就越低，人均资源拥有量、消耗量和资源的利用率也就越低，污染越高，环境质量日益下降，人们只能从事简单的维生经济类型的活动。这样现代化进程非但不能前进，反而有可能向逆向方向发展。例如1983年非洲经济委员会对非洲前途所作的评价是：“历史趋势的发展犹如一场恶梦，……潜在的人口爆炸对该地区的物质资源，诸如土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各国经济状况将使人的尊严蒙受伤害。农村人口将面临土地不足的近于灾难性的局面，每一家不得不仅靠更少的土地维护生存。”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这个委员会的这一评价是“生动而且符合实际的”。

因此，持续发展认为为实现人类美好的未来，人类必然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并全面提高人口质量，同时还呼吁人们彻底放弃“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持续发展还认为目前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个极大为重要的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及时、彻底地改变传统发展的模式——即首先减少和消除不能使发展持续下去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的发展失衡。若想达到适当的发展，需要提高生产的效率，以及改变消费，以最高限度地利用资源和最低限度地生产废弃物”（《21世纪议程》）。

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思想中最基本的实质就是：一方面要求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和人类生产活动中，要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限度内，尽可能地少投入、多产出；另一方面要求人类在消费时尽可能地多利用，再利用、少排放。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人类诀别传统发展模式、实施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彻底纠正过去那种只有单纯依靠增加投入、加大消耗，甚至以牺牲环境和子孙后代所拥有的资源为代价来增加产出的错误作法，从而使发展尽可能更少地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使人类的活动尽可能更多地与地球所能承受的负载能力达到有机的协调和统一。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类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行星上生存得更美好、更长久。

持续发展要求人类今后的决策要更有准确性和长远性，在此基础上大力加快环境保护新技术的研制和普及，并全面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如果说人类今天遇到的种种困难皆起因于昨天的失误和错误，那么今天的错误将会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加强而加重明天的困难。未来世界的面貌不是未来人做出的选择，而是现代人的决策及其实施的结果。现代人的决策失误或错误所造成的艰难局面，将是未来人被迫接受的一种现实。

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看，所谓决策就是决策者在价值、功利的基础上，运用智慧对目标以及对实现目标所必要的方案作尽可能优化的选择。它的方向是指向未来的，而且必须应当是在充分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并有足够的能力的前提下进行（这种选择并不完全排斥决策者意志因素的作用）。所谓价值，就是从人类的立场、角度和功利出发提出来的问题，它表明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因此价值在决策的过程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

人类生态的决策既然是指向未来的，那么它就要以价值为媒介，通过提供一个多样性的价值体系对决策产生渗透作用，从人类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和生态平衡理论出发，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摆正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将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物质增长与资源的永续利用、保护和改变环境与创造物质财富、未来人的幸福与当代人的需求、人的心理需要与生理需要、技术手段的使用与道德资源的开发等有机地联系和统一起来。只有价值观念的多样性才能导致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形成自然的稳定性、有序性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持续性。

持续发展还认为，要彻底解决困绕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破坏，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科学技术，而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必须加强教育以提高全民人口素质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因为只有高素质的人才能使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的研制、普及和应用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使单位生产量的能耗、物耗大幅度地降低，才能不断地去开拓、利用新的能源和新的资源，也才能实现既减少投入又能增加产出的理想的持续发展模式，才能最终彻底放弃“高投入——高消费——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而使发展越来越减少对有限的资源和能源的依赖性，从而减轻对环境的各种压力，使人类自身的发展和环境的发展达到同步、协调统一和持久。

最后，持续发展还非常强调并呼吁人类必须彻底改变对自然界的态度，彻底放弃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这样的传统观念，即人类总是习惯于从功利主义的观点出发，只要对人类是需要的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发利用，而从不管自然界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人类应当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化观念，真正地回到自然中去，要把自己仅仅当作是自然界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成员，与生存在这个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和睦相处，对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生态规律给予高度的重视。在发展技术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运用大自然赋予给人类高度的智慧对地球生物圈的生态状况予以积极的调节，将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唯一的地球，完好无缺地交给一代又一代的子孙们，从而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崭新观念。

“为了在解决全球问题中成功地取得进步，我们需要发展新的思想方法，建立新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当然也包括建立新的行为方式。”（《我们共同的未来》）为此，要进行一场艰巨而持久的文化性质的革命，使环境教育“重新定向，以适合持续发展，增加公众意识并推广培训”（《21世纪议程》）。

综上所述，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人同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程度。人类有能力，也有责任按照自然规律自觉地调节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保护自然界的和谐，使地球这个小小的行星永远地、有生机地存在下去。人的未来依赖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