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秦国,只有两位杰出的君主:一个是护周平王东迁因而得以建国的秦襄公;另一个是独霸西陲的秦穆公。
但是,关于秦穆公的记载,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穆公”,如《左氏传》和《国语》。
有些史书把他写为“秦缪公”,如《公羊传》《谷粱传》。
有些史书干脆混用,时而用“秦穆公”,时而用“秦缪公”,如《史记》。
让人有些无所适从,困惑不已。
他到底是“秦穆公”呢?还是“秦缪公”?
这事儿还真得好好捋一捋。
有人说,他既是“秦穆公”,也是“秦缪公”。其中的“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秦穆公”和“秦缪公”都是同一个人。
庙号是什么呢?谥号又是什么呢?
辞海里的解释是:“帝王死后,在太庙立室奉祀,并追尊某祖某宗的名号,称庙号。始于殷代,其后历代封建帝王,都有庙号。”
对于谥号,辞海的解释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
不难看出,庙号仅仅指宗庙、神主的排位;或是在祭祀时,子孙按照昭穆排列顺序进行行礼,只是一种左右长幼顺序的排列,不涉及功绩大小、名声好坏。
而谥号是有严格规定的,是根据这个人的事迹所给予的称号,有美谥,也有恶谥。
《逸周书·谥法解》里面说了,“布德执义曰穆”、“名与实爽曰缪”。
即“穆”是好字眼,用作谥号,是美谥。
“缪”是个坏字眼,用作谥号,是恶谥。
“秦穆公”、“秦缪公”,这二者间的美、恶间差别巨大,作为谥号,史学家不大可能弄错而导致混用,并且还用在了同一个人身上。
那么,“秦穆公”与“秦缪公”二者之间,只能是一个是庙号,另一个是谥号。
之所以认为“穆公”是庙号,“缪公”是谥号。那是因为《史记·蒙恬列传》中,蒙毅曾对胡亥的使者说过“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之类的话。
不难看出,秦穆公之所以“立号曰‘缪’”,是因为他做过“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不光彩的事。这是在根据个人事迹评定出来的称号,当然属于谥号。
而且,“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这两件事,都是秦穆公的污点。即秦穆公因为有了这两个污点,“故立号曰‘缪’”。可见,“缪公”是个恶谥。
秦穆公既然有了“缪公”的恶谥,就不应该再拥有“穆公”的美谥。
《礼记》中称:“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在从西周传下来的古代宗法制度中,“父曰昭,子曰穆;左为昭,右为穆。”即“昭穆”关系仅仅是指宗庙、神主的排位。秦穆公为秦德公为之子,其上有兄长秦宣公、秦成公,按照宗庙的排位,称“穆”并无不妥。
但是,庙号的使用是在汉朝灭亡后才在帝王中泛滥开来的。在先秦时期,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一般是开国君主称“祖”;继嗣君主中,唯有治国才能杰出者才能拥有。
遍考史书,先秦时期拥有庙号的人只有商周几个帝王,如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等等。
即使在汉朝,庙号的追尊也非常严格,仅仅追尊了几位功业卓著者,如汉高祖刘邦,汉世祖刘秀。
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根本没有立庙号的资格。
退一万步说,就算秦国不顾西周宗法制度,偷偷给自己的君主上庙号,那秦穆公即使拥有了“穆”的庙号,也只能叫“秦穆宗”,而不是叫“秦穆公”。
因此,“秦穆公”不可能是庙号,而只能是谥号。
问题又回到了最初。
“秦穆公”和“秦缪公”如果都是谥号,那就只能二选一,不能兼而有之。
不过,有人认为,谥号又分为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