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汶川地震后重建家园的文章

2025-03-02 09: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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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新华网河北唐山6月29日电（记者王建华李俊义齐湘辉）今年55岁的么淑芬以给游人拍摄快照为生，在过去的22个春夏秋冬，她不知为多少人在抗震纪念碑前留下难忘的影像。

作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么淑芬觉得这些年来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得很不错。刚开始干这份工作时，么淑芬每月能赚八九百元，是普通工薪阶层的10余倍，现在，尽管受到游人自带相机增多的冲击，但她的月收入仍能达到两千多块钱。

1986年，随着最后一批居民从过渡房搬入楼房，长达10年、耗资数十亿元——主要来源于震后一年内全面恢复生产的唐山各类企业的利税抵扣——恢复重建工作完成，唐山市政府在这座重生于废墟上的崭新城市的中心，建造了一座抗震纪念碑及广场。

唐山人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艰辛，概括升华成“患难与共、无私关爱、自力更生、百折不挠”的精神。高高耸立的抗震纪念碑是其象征之一。

么淑芬承认，从地震废墟中爬出来后的一个多月里，23岁的她曾终日以泪洗面，并产生轻生念头。大地震几乎夺走了她的一切－－3名至亲的生命以及房屋、财产、口粮等。

“当时，我不知如何过未来的日子，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么淑芬说。她说很多幸存者都有过这种情绪。

共产党员干部们传达的中央慰问电，迅速赶来的国家救援力量，让么淑芬很快重新振作起来，她和死里逃生的邻居们互相帮助，用木杆、油毡、塑料布、砖头、苇席等材料，搭建起既可防震又可挡雨避寒的简易房共渡难关。灾民们共在废墟上建起187万多间这样的过渡性房屋。

“好好地活下去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因为全国人民都和我们站在一起。”么淑芬说。

1986年，么淑芬用借来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在新落成的纪念碑广场上摆摊设点为游人照相留影。在当时几乎全部为国营工业经济的唐山市，么淑芬成为了第一批个体工商户。

作为大地震的亲历者、幸存者和受援者，么淑芬发自内心的赞同“唐山抗震精神”的归结描述。她说，终日与纪念碑相伴，她仍然时刻感受着这种精神的激励和鼓舞。

么淑芬非常感激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在当时很贫困的情况下提供的2亿多元款物援助，以及20多万人力支持。感同身受的么淑芬和唐山人民成为最先向汶川地震灾区捐赠款物的一批人。

不过，么淑芬最希望的是，“唐山抗震精神”也能够扩散至1000多公里外的汶川地震灾区去发挥作用。“物质支持很重要，但精神的援助也不可缺少，”么淑芬说，“尽管时隔32年，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但是，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基本精神是可以传递的。”

中国政府最近确定了汶川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中央财政从今年起建立专门的恢复重建基金，今年的额度为700亿元。截至29日12时，中国各级政府已投入抗震救灾资金达547亿多元，另外还接收了近550亿元的国内外捐赠款物。

有关恢复重建的规划也正在加紧编制中。据悉，规划方案分为两个实施阶段：今后三年以恢复重建为主；后续五年以发展提高为主。

由于今日国家具备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四川及周边省份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的前景看起来要比当时的唐山更加光明，然而，由于受灾范围和损失程度更为严重，汶川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工作仍然艰巨复杂、充满挑战。

唐山大地震亲历者、地震社会学家、河北理工大学教授王子平认为，中国政府必须为汶川地震灾区的恢复重建制订内容更加广泛的详细规划。

么淑芬的观点得到了王子平的呼应。他说：“除了有形的物质救助和恢复重建，汶川地震灾区也要得到‘精神的救灾’和‘精神的重建’，尽快清理‘精神的废墟’，唤起‘灾民的主体意识’，这会使物质救灾和重建发挥更强的效用。”

造成24万人遇难、17万人重伤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灾民”和“重建者”成为唐山人的双重身份，使其整体上避免出现“灾民心理”——消极的“等、靠、要”。

王子平说，恐慌——悲伤——忧愁——生存意志薄弱——态度和行为消极是很多地震幸存者的精神表现，心理干预手段只能解决恐慌和悲伤的情绪，而不能调动人的精神意志、主体意识，因此，“精神救灾”和“精神重建”尤其重要。

他说，唐山的经验表明，沟通外界联系、稳定社会秩序、正确宣传教育、加强灾区社会管理功能、增强特殊群体人际力量等是“精神救灾”的重要手段。

汶川大地震的遇难人数估计将超过8万人，另有30多万人受伤，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以千亿计。

尽管中央政府承诺帮助城乡灾民修复重建损毁房屋以及恢复生产和就业，但还是有一些灾民对未来感到茫然。

在绵阳市的灾民安置点，北川县陈家坝乡居民陈霖说，在北川中学读书的儿子震亡，他一家10口挤住在一起，陈家坝乡地质情况复杂，相当危险，不能回去，“我们天天就在这里等，不知道今后是回去呢，还是要迁到其他地方，如果异地安置，也不知道会安置到什么地方。”

绵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灾民安置组副组长张贵乾说，重建家园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特别是要教育好年轻人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立自强，不能形成懒散和“等、靠、要”习惯。

唐山市正在市区南边建设一处占地40顷的“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这也是世界上首个以“纪念”为主题的地震遗址公园，包括么淑芬3名遇难亲人在内的24万名遇难者的姓名，将与祭文一起被永远镌刻在一面长300多米的大理石纪念墙上。

提议建造纪念公园的王子平说：“毁灭性的地震给城市、给国家、给人类留下了巨大创伤，但从中产生的自强不息精神却不可磨灭，它指引着人类不断进步前行。”

回答2：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斯为浩劫，诚为国殇：截至5月16日14时40分，四川汶川地震死亡人数已超过2.2万人，受伤近17万人，同时仍有若干人失踪或被埋。血泪之地，生民之哀，家国之痛。当数以万计的生命失去了迂回与生还，也同时将我们所有人带向了悲伤与疼痛。
“5·12”，像一块突如其来的黑纱，系在我们每个人的左臂。如果说灾情即是最大的政治，那么我们以“第一时间”的反应表达政治的良知。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指示，共和国总理第一时间赶赴灾区，解放军和中央多个部委第一时间发起响应与联动，国外政要第一时间表示慰问与哀悼。
与此同时，权威的信息第一时间穿透灾难的屏障，以跑在谣言前面的方式抵达公众。而且就在灾难发生的次日，北京奥组委负责人表示，要把奥运火炬传递和抗震救灾结合起来。奥运火炬将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缩减规模，简化程序，注重简朴，讲求实效。在火炬传递开始前，全体参与者将默哀一分钟，向在地震灾害中遇难的同胞表示哀悼。在火炬传递的起点、终点和沿途设立募捐箱，悬挂抗震救灾标语，把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奥运圣火传递的热情与抗震救灾的实际行动紧密结合起来。
摒弃那些政绩、形象与名声的负累之虑，为所有亡灵腾出一方静穆的祭堂，为现实的苦难留出一方净地，更为一切公共与政治找到它最人性的初衷与最本质的立场。悠悠万事，惟“灾”为大。那些永远静默于废墟下的生命，足以让我们低首致哀；那些仍在等待救援的同胞，足以让我们此心如焚。大灾岂敢漠视，人事岂能怠慢，惟有在危局之中保持果断，灾难面前传递坚定，始能焕发举国同心的能力与勇气。
灾情是最大的政治，而积极投入救灾就是最好的爱国表达。在那些被掩埋与被隔绝之地，依然隐藏着我们所有人的祈求与祝福。我们哀悼死者，更祈望生还者的名录上能够尽量多地增加一些鲜活的姓名。各级政府与部队在紧急行动，民间组织和国际社会在迅速响应。“早一秒钟就可能救活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百倍努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总理所言即为灾难之下的国家表达，国民诉求，更是对所有爱国者的动员令。
奥运之年，圣火经行之处点燃蓬勃爱国热情。然而灾难来了，它以另外一种方式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那些排队捐赠的市民，那些挽起衣袖献出热血的大学生，那些赶赴灾区的志愿者，包括所有那些时刻关注灾情、为灾区祈福的人们，都在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书写最有力的爱国大字。这是大灾难后的大救援，因此也必将是大悲痛后的大团结。
天佑中华，天佑灾区。从来大难兴邦，手足同胞之情将我们系于一脉。汶川“5·12”大地震，更是一条迎风飘扬的黄丝带，高悬中国。这条上书SOS的黄丝带，是亲人离散后的求助标志。那些身在震区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所要竭力寻找的离散于灾难、血浓于水的亲人。
当悲伤倾尽，有我们众志成城；当泪尽血续，有我们守望相助。若此，则天变仍不足畏，人言仍不足恤，我们仍将因此获得文明与前行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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