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上海交通大学在美国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虽然有40.6%的人认为“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但也有多达72.5%的美国人不认为“中国有非常吸引人的流行文化”。笔者也曾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影响进行调查，发现那些肯定孔子学院的人，主要看重的是由此带来的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和商务合作的机会，而不是欣赏其中的文化内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还对我国传统文化颇有微词。可见，有文化并不一定等于有文化软实力，要把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变成世界普遍认知和欣赏的文化软实力，实现从“内生”到“外溢”，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一、从文化到文化软实力之路挑战重重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有的兴起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只能孤芳自赏，有的却能风靡全球，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文化是否先进或落后的问题。在一个文化大众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先进性不是指学理上的玄奥与高深，而在于是否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引领时代潮流，最终为多数人所接受甚至认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延宕数千年，其中的优秀成分是勿庸置疑的。但以当代眼光观之，如要使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再放光彩，还有许多难以回避的挑战。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然而，中华传统文化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基本定型，此后虽不断有新内容加入，但基本上脱离不了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孟儒家所立下的基本框架，如“礼治”、“仁政”、“民本”等思想。自近代以来，个体意识的上升、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日渐成熟，与此相应的是民主、自由成为中国社会所共同倡导的基本价值。作为成形于数千年前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思想未免出现一些与之不适应、不匹配的现象，因此出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五四运动以来的实践看，我们对传统文化全盘拒绝的多，批判继承的少（如从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近些年来兴起的国学热，也仅停留在“盖房修庙”的阶段。显然，如何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恢复传统文化，现在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路径。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相结合的这一宏大使命，还远远没有完成。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精英文化，而非大众文化。在古代社会中，上层士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命。但下层民众多不通文化，精神生活多以世俗化的佛教、道教为依归。时至今日，许多期盼生子的夫妇仍去拜观士音，一些虔诚的老人家遇事祈求“菩萨保佑”。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多停留在精英层次，所谓“礼不下庶人”，就形象地反映出精英与平民之间的文化隔阂。在一个知识、文化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的精英时代，儒家文化通过精英掌握一个社会的文化主流。但是进入近代大众社会以后，一种文化要继续占据主流地位，就必须跳出精英层次，与大众生活结合起来。如果脱离或拒绝加入大众这个文化主体，就难以避免被边缘化或被淘汰的命运。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呈现出了一定的活力。但如要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就会发现它远未完成大众化这一过程。哪怕在国内，好莱坞大片的入侵，麦当劳遍布中国各地，也表明大众层面已被西方文化攻城掠地，传统文化全面失守。精英群体目前也没有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庞大的官员阶层在巨大的权力与利益诱惑面前，其道德水准已与传统儒家要求相去甚远。至于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后，整体上也早已失去对儒家思想的信仰，其中许多人甚至不再具备对儒学知识的基本掌握和修养。这样，在既无精英载体也无大众载体的情况下，目前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停留在舞台上（如京剧），或保存在橱窗中（如博物馆），远未成为精英生活的一部分，更未成为大众生活实践的一部分。 二、中国文化软实力要实现从“内生”到“外溢” 中国文化要征服他人，先要征服自己，要在别国为人所接受，就要先在国内为广大人民群体所实践、所接受。很难想像，当国内社会公德普遍缺失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以德服人”；当国内普遍缺乏诚信的时候，我们如何在国际上使人相信我们是“以诚相待”。一些国内道德事件，已经成为国际上损害中国形象、破坏中国软实力的“最好武器”，前段时间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两岁女童被车反复碾压，十余名路人见死不救。该惨剧不但在国内被广泛报道，甚至还引起了外国媒体的关注。结果，中国花了很大的精力与投入做好国家形象宣传片，但当小悦悦事件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上时，辛辛苦苦累积起来的一点成果被全毁了。这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必须先从内部开始建设，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必须先从内部开始累积。无论你在国际上包装得再好，如果里面一团糟，终究还是见不得人的。只有国内的道德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它才会自然地“外溢”出去，成为对外输出文化软实力的不竭源泉。 人们常说，智慧的顶峰是道德，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这不但是从个体层次来说的，也是对国家、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我们绝不能把文化软实力的国内建设仅仅理解为多做好人好事，多读点国学典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不能仅靠个体层次的道德修为，更要从社会和制度的层面加以促进和保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要抛弃“潜规则”文化，让公平、诚信回归社会。当我们对外讲与国际接轨、诚信待人的时候，国内却盛行着一种与此严重不相协调的“潜规则”文化。所谓潜规则，简单地说，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对一部分人是一套，对另一部分人是另一套。不搞人人平等，不按公开的规则办事，真正起作用的是基于利益交换的那套见不得人的“规则”。与之相应的是讲关系，在许多外国人眼中，关系已成为一种中国文化特色，当然是一种很不好的特色。因为在关系逻辑之下，没有公平，甚至也无所谓法律道德，唯一起作用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亲疏远近。 不在国内抛弃这种潜规则文化、关系文化，让公平、诚信回归社会，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很难好起来。 二是从制度层面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以内部的和谐现实创造外部的和平形象。当前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很多，关键是缺少一种理性、和平、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所以贫富分化越来越大，仇官仇富情绪愈演愈烈，群体性事件也频频发生。传统文化强调以德服人、齐之以礼。目前的现实却是以力服人、以权服人。一些政府官员不讲民主，甚至不顾程序，强行搞政绩工程。一些老百姓在失去合法救济途径时，也逐渐把“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视为一种有效的对抗手段。结果，有的地方弥漫着一股戾气甚至是邪气，社会和谐和国家形象更是无从谈起。从国外的角度看，当外国人看到国内拆迁动用强制手段，城管执法时动不动就出手打人时，对中国是很难有一个好印象的。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要从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等角度规范权力运行、规范社会运作。可以创造条件鼓励，或是通过法律的手段对一些道德败坏已达到违反法律程度的行为加以制裁。例如，严查那些制假售假行为，打击那些坑蒙拐骗的行为等等。只有个人、社会、国家几个层次共同作用，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水准才能有一个大的提升。概而言之，国家形象与软实力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踏踏实实建设出来的。国内的形象与软实力上去了，国际上的形象与软实力才会成为有源之水而长流不绝。 三、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当然，我们不能在等到国内的道德、文化建设完全搞好了之后才开始进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在一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把握一切机会、利用有效方式把中华文化中优秀的一面传播出去。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已做得很多了，如在其他国家举办中国文化年、在海外开办孔子学院、派出各种文化交流代表团、推出国家形象宣传片等。其中的成绩无须赘言，但不足之处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例如，在中西文化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外国人的心理，以一种他们能够听得懂也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交流，就变得十分重要。 笔者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的时候，应该要尽量淡化政府的作用。特别是面对西方开展文化交流的时候，政府主导的色彩如过于明显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在海外孔子学院的发展问题上，这个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正如前述，我们曾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发展情况进行过调查，发现美国媒体与民众十分在意孔子学院的“政治化”问题。因为孔子学院总部与中国国家汉办是“一体两面”，而国家汉办又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下属机构。所以，一些西方人特别担心，海外的孔子学院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中国可能会通过诸如孔子学院这样的文化权力来影响其他国家的政治。反过来看西方的文化传播，真正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文化现象、文化载体，如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里的汉堡包、牛仔裤和流行音乐，都不是政府出面推动和形成的，都是无数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自发努力打造的结果，并最终俘虏了许多国家的大众阶层。 在这个时候，有必要淡化孔子学院的官方色彩，推动其向非政府组织转型。在其他文化交流载体与方式上，也有必要大力加强和突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中国人的习惯思维中，政府出面就意味着重视，意味着更多资源的投入，所以十分看重政府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适当的政府作用当然是必要的，但必须有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参与进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充当主渠道。这就要求我们要突破那种习惯于政府包办一切的思路，特别是给予国内非政府组织，包括一些民间文化实体以充分的信任、扶持和发展空间，让他们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国际舞台上中国文化的代表和中国软实力的发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