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投名状》中三位男主角：庞青云，赵二虎，姜武阳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吗？

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五花八门的事层出不尽。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预示着清朝统治行将覆灭。

在同治九年，又发生了两江总督、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的要案，真是朝野震惊，举国倾注。事情发生在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新贻校场阅兵完毕，返回督署的路上，为刺客张文祥所杀。刺客并不逃走，高喊：“刺客是我张文祥！”让那班怕死的卫士捉拿。

这个案子发生后，清廷十分惊恐，知道此案涉及封疆大臣的内幕亵闻，于脸面上大不光彩。因此，只能掩盖矛盾，粉饰门面。慈禧太后为了维系她摇摇欲坠的统治，亲自出面处理此案。把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大员曾国藩，调来审理这个案件。又在曾国藩出发前夕，召见了他，面授机宜，说“马新贻办事很好”，为此案定了调子。这还不放心，一周之内，又连连派出大员参与审案。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终于为张文祥定了一个“漏网发逆”和“复通海盗”的罪名，将张文祥处决，剜了张文祥的心，去祭奠这位马新贻，又厚厚的于以抚恤。一句话，马新贻是一个好官，张文祥是一个发逆。

然而，事情的真象总是难以隐瞒的，纸包不住火。大量的野史、笔记、小说、戏曲，却不顾官方史家的曲笔，将马新贻被刺原委，一一公诸于众。原来，马新贻之所以官运亨通，靠的是假报军功，又结纳权贵才得来的。他在所谓的“剿匪”战斗中，原本是一个败军之将。被俘以后，又没有骨气，与“匪首”义结金兰，成了拜把兄弟。再由他的把兄弟导演一幕马新贻收复失地的闹剧，欺瞒了朝廷，以至爬上封疆大吏的宝座。飞黄腾达以后，那些把兄弟原以为可以攀附于他，千里迢迢来投靠。马新贻又奸占了把兄弟的妻室，诱杀了把兄弟。张文祥因偶然的原因逃脱他的魔掌，才弄出这一出刺马的大案来。由此可见，清廷所依重的大臣，渔色负友，形同禽兽。凡此种种，正是清廷官场腐败的缩影，无怪慈禧太后煞费苦心，一定要把真象掩盖起来。

此事轰动朝野，慈禧太后惊问：“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 更奇的是，案犯张汶祥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期间虽有曾国藩、郑敦谨等朝廷大员复审，却始终未得真相，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祭奠马灵。

由于“刺马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难免传闻四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后人将“刺马案”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 “太原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张汶祥为何“刺马”？清廷给出的答案是“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民间则众说纷纭，更有甚者，早在“刺马”尚未结案时，上海就演出了“刺马戏”。对此，当时官场老谋之士及近现代学者却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刺马”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功德均微的马新贻居然做上两江总督与曾国藩平起平坐，圣恩何以如此眷顾？“刺马案”刚发生便有传言揭马新贻曾遭贼俘、品行不端，难道早有预谋？据查张汶祥本是湘军，而马新贻上任后曾严厉惩治湘军游勇，案发后清廷又派”湘军老祖“曾国藩主审，这其中有何奥妙呢？

按照民间传言和演义版本，张汶祥刺马的根本缘由，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是为友复仇。至于故事详情，最早的版本为马新贻曾与窦一虎、张汶祥结为把兄弟，始诱降，继出尔反尔，卖友求荣，杀了窦一虎并霸占其老婆。张汶祥发誓复仇，终遂其愿。值得注意的是，在《清稗类钞》中，老二窦一虎则名曹二虎。

有趣的是，在后世诸多版本当中，虽然故事大同小异，但“妻遭马占”的这个绿帽倒霉蛋不断更名，比如京剧有一个版本叫陈金威，另一个版本则是张汶祥自己。平江不肖生武侠名作《江湖奇侠传》中唤郑时，张彻的电影版名为黄纵，电视版则叫关云宝。之所以列出上述举证，并非无聊，而是想借“绿帽倒霉蛋”姓名的变迁说明“刺马”历经多年多人演义改编，文学意义早已远胜历史价值。

《刺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已久，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扑朔迷离。但事实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是因为这个故事所传达出的正义或兄弟侠义上的问题，也不是叔嫂通奸之类吸引人们眼球的花边内容，而是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着更大的政治军事秘密，据清代史料记载,太平天国十年,洪秀全聚敛无数钱财。而曾国藩攻陷天京后收缴了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之少，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总督被刺杀本来就罕见，何况又纠结着湘军、太平军、捻军海盗，甚至传教士等众多集团，牵扯到慈禧、曾国藩、丁日昌等重要人物，包含着反清、报仇、夺妻等诸多传奇元素，怪不得说法蜂起、真相难求。也许正因为太受关注，世人给出的答案太多，反而将真相淹没了。

-编者按

随着电影《投名状》的上
映，该片的情节基础、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张汶祥刺马案”再度浮出水面。“刺马”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凶手当场被捉，动机却迷雾重重，迄今难有定论。《投名状》表现的为兄复仇及政治阴谋，不过是历史上众多猜测中的两个版本。本文详述“刺马案”前后经过，您不妨当一回福尔摩斯，看看能否破解这百年疑案。

-刺客交代了三点行刺动机，漏洞百出

1870年(同治九年)8月22日，上任仅两年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箭场参加完阅射后步行回官署，刚走到官署后院门口，突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人，一边口呼冤枉，一边拔出匕首，刺入马新贻的右肋。冷兵器时代的刺杀行动技术含量要求非常高，荆轲刺秦王尽管挖空心思最终还是一去不复返。可是，就在检阅完军队回家的路上，在成群的亲兵随从护卫下，堂堂的两江总督竟被一个大街上窜出来的刺客刺中了，而且刺得非常到位，马新贻第二天就毙命了。怪不得慈禧太后接到奏报后吃惊地表示：“马新贻此事岂不甚奇？”

更奇的还是刺客的供词。据刺客供称，他叫张汶祥，46岁，河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南下宁波贩卖毡帽，当过四年太平军，其间救过一个叫时金彪的清军俘虏。后来看到太平军势力不支，与时金彪趁机逃出，辗转回到宁波，与南田海盗团伙往来亲密。他交代的杀人动机有三点：一是他回到宁波后发现自己的老婆和钱财被一个叫吴炳燮的霸占了，于是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贻拦轿喊冤，马未受理。他只好到宁波府告状，虽然要回了妻子，但是钱没有追回来，气急之下，逼老婆吞烟自尽，马应该对他的不幸负责；二是他的很多海盗朋友被马巡抚捕杀，海盗们说他最讲义气，应该杀马新贻为朋友报仇，同时也泄私愤；三是他私自开的“小押”(重利盘剥的典当行)生意被马巡抚明令禁止，绝了他的生路，加深了他对马的愤恨。新仇旧恨加在一起终于使张汶祥动了杀心，一路跟随马新贻从浙江到了福建、江苏，两年之后终于找到机会将其刺杀。

这份供词漏洞百出，却是官方认可的定谳，白纸黑字，签字画押，尚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民间流传的说法：为兄弟复仇？为国家锄奸？

张汶祥刺马不惜性命处心积虑两年，就出于这么简单的动机？显然不能服众。因此从马新贻被刺起，关于张汶祥的杀人动机就有很多种说法。

《清稗类抄》就搜罗了另外两种：一说马新贻在合肥办团练曾被捻军头目张汶祥俘虏，张久欲投清，就放了马新贻，并连同其友曹二虎、石锦标与马结为异姓兄弟。后马新贻编选张汶祥的降军为山字营，并屡立战功，很快就升迁到了安徽布政使，对三位出生入死的兄弟却逐渐冷淡。这时正好曹二虎把妻子接来同住，马见曹妻美貌，不仅设法骗奸，还诬陷曹二虎“通捻”将其捕杀。张汶祥为替二虎报仇，将马刺杀。

另一种说法是，张汶祥最初与一个叫徐弁的同是太平军李世贤部战士。李世贤兵败后，徐投奔马新贻，成了马的亲兵，张汶祥则到宁波开小押店为生。一次，张到杭州访徐，徐密告他说马新贻正私通甘肃回王准备反清(马新贻是回民)，回王军队不日将南下，江浙一带由马负责征讨。张汶祥当场怒骂：“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后又因马新贻下令取缔非法营业的小押店，张汶祥生计被断，出于国仇私愤刺杀了马新贻。

-“督抚不和”之说在审案过程中得到了官方讨论

《清稗类抄》成书距刺马案未久，可见这些说法产生很早，但都只在民间流传，而马死于“督抚不和”的说法却得到了官方讨论，此说是案件审理过程中由太常寺少卿王家璧正式提出的。

当时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犯了案子，归马新贻查办。王家璧认为丁向马“请托不行，致有此变”。他还说这个传闻流传很广，而且传播得很远。丁日昌“本系矫饰倾险小人”，江南官员那么多，大家偏偏怀疑他，未必是空穴来风。清廷向来鼓励官员“风闻言事”，王家璧此举也是人臣本分。但他的奏折当时就遭到了主审官郑敦谨的否定，郑认为丁惠衡的案子始终都是丁日昌大义灭亲，自行奏办，不会向马请托，当然也不会有怀恨杀人的事。事实的确如此，况且丁惠衡当时尚未投案，未经审理，更没有被杀头，丁日昌恐怕不至于因为走后门不成就动了杀心。

此外，章士钊认为：“夫文祥，官文书明明宣称洪秀全余党，粤捻两通，而其报仇远因，则在南田围剿一役。”章先生所说的南田洪秀全余党，在张汶祥的供词中是海盗，与太平军毫无干系。这很可能是章先生把张汶祥参加太平军的经历与海盗混淆了。说张汶祥为太平军报仇，可能性似乎不大。

-湘军集团是元凶的说法缺乏扎实的证据

马新贻死于湘军集团策划的政治谋杀案的说法起源也比较早，其中论述最全的是高尚举的《刺马案探隐》。他认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曾国藩的湘军实力逐步做大，成了朝廷心腹大患，于是慈禧把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的位子，派马新贻担任，以牵制湘军势力。另外，马还肩负着调查太平天国财宝去向的慈禧密令。马的到任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所以湘军指使张汶祥刺杀了马新贻。

随着电影《投名状》的上映，高先生观点多次出现于报刊网络，被认为最接近真实。但是仔细阅读完高先生的著作后，很容易就会发现他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如作者说湘军将领曾给张汶祥立碑。这是一条关键证据，可是出处在哪呢？不注明资料来源是史书大忌。而高先生的著作还有另一大硬伤，那就是小说化。如写钦差张之万等三位主审官欲将案件拖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三人商议的具体情节、对话、各自表情动作，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同亲见，这显然是一本历史考证著作不应该有的。而细究之下，这些情节描写竟然出自高阳的《慈禧大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两相对照，就可知此言不虚。这就非常难以置信了，高阳先生虽然深谙清史，但是其最成功处在于小说，小说中真真假假，怎么可以拿来做史料看呢？

此外高先生虽然指出了马新贻死于湘军主使的一些蛛丝马迹，但并没有给出任何确凿证据，作者提出的一些理由也多经不起推敲。如慈禧密令马新贻调查太平天国金银的下落以及马新贻上任前对兄长表示自己凶多吉少，这两条关键证据，据作者所说，是得之于马新贻后人，这就使其可靠性大打折扣。所以马新贻死于湘军的说法，尽管存在这样的可能，但还缺乏扎实的证据。

-此案牵扯面太广，传奇因素众多，真相已被淹没

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曾在日记中说：“或谓必有指使之人，或有以帷薄事疑马公者。盖谓汶祥奋不顾死，非深仇不至此也。”

张汶祥究竟受何人指使？是湘军、太平军还是海盗？如说因帷薄事(男女欢合之事)被杀，似乎又陷入了“渔色负友说”，此说如此盛行，原因何在呢？张汶祥的供词是官方捏造的吗？为什么供词中张会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果张与马并不认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张对马怀有如此深仇大恨？如果张与马相识，马的遗折为什么说自己是被“不识姓名之人”所刺？刑部尚书郑敦谨审完案后未及回京复命就在途中上书以病乞罢，而他14年后才亡故。是因为未审出真相，羞于做官吗？一切都是未解之谜。

总督被刺杀本来就罕见，何况又纠结着湘军、太平军、捻军海盗，甚至传教士等众多集团，牵扯到慈禧、曾国藩、丁日昌等重要人物，包含着反清、报仇、夺妻等诸多传奇元素，怪不得说法蜂起、真相难求。也许正因为太受关注，世人给出的答案太多，反而将真相淹没了。

○“刺马案”刚发生不久就被改编成了戏文，被京剧、文明戏等各种艺术形式编演。1949年“刺马”故事被搬上银幕，此后在香港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其中最有名的版本是张彻1973年导演的《刺马》。而最新版本是陈可辛的《投名状》。

○《投名状》中有一个情节是太平军苏州守将变相自杀，死于刘德华扮演的清廷将领之手，这纯属虚构。事实上，淮军攻破苏州时太平军的将领是慕王谭绍光。他16岁参加太平军，后隶属忠王李秀成，勇敢善战。在苏州保卫战中，他在议事过程中被太平天国内部的叛徒刺杀。

影片的主题太沉重,还是聊一聊电影背后的历史
不说这个故事的本身，因为这是大家早就熟知的刺马疑案，还是说历史背景

这是公元1860年左右的事情，太平天国经历血腥的天京之变内讧之后，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而且给了清朝廷喘息之机，从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走向了灭亡。这时候清廷自己的八旗军已不堪使用，招募兵勇又拿不出钱来，他就让汉族地主自行组织武装练兵，并发出了谁能平定太平天国，不管这个人是哪个民族的人，就马上封王的旨意，这时候的汉族官员以曾国藩为首，以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纷纷在自己的家乡组织民兵武装，对抗太平军，这就是所谓的湘军、淮军，影片中的牌坊昭示着这里是安徽，因此影片主人公所投奔的是当时的后起之秀淮军。

影片开始的一仗，有些像湘军江忠源部在庐州（合肥）与翼王石达开的一仗，江忠源因多次击败太平军，引起了其他将领的妒嫉，他率所部人马激战之时，其他清军如胜保的八旗兵和绿营兵在不远处作壁上观，但就是不救援，致使江忠源部全部战死，江忠源这个湘军早期的骁将也在这此役殒命。

苏州战役，在历史上是有的，但与影片中讲的并不完全一样，太平军的守将并不姓黄，而是慕王谭绍光，此人是太平天国后期主要的几个年轻将领之一，太平军统帅李秀成回救天京，派谭绍光留守苏州，当时围困苏州的有李鸿章的淮军三万人、戈登的常胜军三千多人，可谭绍光几乎无法节制其他的将领，被纳王郜永宽等人所杀，后献城投降，本来诱降的戈登保证投降将领的人身安全，但是投降后，李鸿章却立刻斩杀了降将纳王郜永宽等人。

其实，苏州之战映射的应该是历史上的安庆之战，安庆才是天京的门户，曾国藩指挥湘军用围长壕、结硬寨、打呆仗的苯办法，围困安庆18个月，城里城外都坚持不下去了，曾国藩的得力军师胡林翼心力交瘁而亡，但曾文正公还是咬牙坚持到了最后，死死困住城内的孤军，而外围的太平军陈玉成等诸援军被一一阻截，始终打不进来。最终攻破安庆，愤恨以久湘军在城中大肆屠杀，俘虏和投降的太平军全被关在瓮城中用箭射死，只有一小队先期投降的太平军幸免，被收编，但这里面竟然出了一个后来大名鼎鼎、烟台人更是熟知的北洋舰队的指挥丁汝昌。

没有．不过他是把满清四大奇案之张文祥刺马案改编的．所以有这三个人，但不叫庞青云，赵二虎，姜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