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咸荣对于翻译的看法（高分悬赏）

2025-03-10 22: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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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施咸荣，1927年生，浙江人。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同年8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工作。1981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文化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研究员。1993年5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66岁。

　　译有外国文学作品数百万字，其中有《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美国文学简史》（合著）、《西风杂草》等论著；《最幸福的人》、《马戏团到了镇上》、《斯巴达克思》、《美国黑人短篇小说集》、《希腊悲剧故事》、《王冠上的宝石》、《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战争风云》、《富人，穷人》及《土生子》等；主持编辑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外国通俗文库》、《现代外国科幻小说选》等作品。

一本“黄皮书”的历史

■施亮

　　最近我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的最早版本，一本印有“供内部参考”字样的黄皮书，送给了我的好友、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孙卫卫有收藏旧版书的爱好，他那里收集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的各种版本，有漓江出版社的版本，有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还有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版本，以及目前译林出版社的版本，甚至还有盗版本。而这种“黄皮书”的版本印刷得甚少，也显得很珍贵，我将此书赠给孙卫卫兄，并在书的扉页写了一行跋语：“这是先父所译《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最早版本，也是51年前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版本。将此书赠给我的好友孙卫卫兄，留作纪念。”

　　上世纪60年代初，先父施咸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英美文学书籍的编辑审稿工作。他与黄爱先生为了介绍研究西方当代文学的各流派，以“仅供参考”的内部书名义，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实，这些内部书的封面未必都是黄封面，有几本书也有简单的装帧设计。但因为发行量小，为了节省印书成本起见，便只用简单的黄封面或灰封面，后世人谓之“黄皮书”。这些书的版权页上不注明发行多少册，而标明了是以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可当时这两个出版社只是“影子出版社”，没有机构，也没有人员，不过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另一个牌子而已。出版内部发行的书籍，用国家出版社的牌子不妥，就用别的出版社的牌子。

　　这一批书中就有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以及杰克・克茹亚克的《在路上》、约翰・勃莱恩的《往上爬》，还有一批现代派的剧本，其中有荒诞派的《等待戈多》，“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愤怒的回顾》，先锋派戏剧《椅子》和“反戏剧派”的《老妇还乡》。这些内部书后面大都有一篇“译后记”，按照当时的政治思维先将那些现代派作品进行一番分析与批判。同时，也要介绍作家的背景，那一股艺术思潮兴起的经过，在西方文化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等等。写这样的文章，必须阅读大量的西方报刊，认真研究这股现代派文学思潮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也使得父亲走上了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1962年底，父亲动手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次年9月，此书亦作为“内部书”出版。他较偏爱此书，以为塞林格无论塑造人物性格、描写手法及语言文字，均具有精湛的文学修养。所以，他译书时字斟句酌，十分下功夫。仅为此书拟定书名，他便很费心思，原书的英文含义颇复杂，他本想将书名定为《麦田里的看守人》，可觉不妥。后来，他偶然想起在海岛上看守灯塔的守望员，才改为“守望者”。如今“守望”一词已经广泛使用。他对这一词语的运用颇感得意，觉得是比较妥贴地表现了作者的原意。据说，后来此书在70年代初，曾经与《带星星的火车票》一起，在知青中被当成手抄本流传，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社会的思想禁锢政策在一代年轻人中造成的文化饥荒现象。

　　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伊始，文坛也有了新气象。人们开始注目欧美现代派文学及先锋文学，对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以及黑色幽默，荒诞派文学以及新小说潮流等等纷纷进行评介。一部分作家与评论家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些不同看法发表在报刊上。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编选了“内部发行”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问题论争集》，将争论双方所持不同观点的文章收入了。父亲未参与争论，却写了很多客观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文章发表在各刊物上。他对我说，与其赶时髦参与争论，倒不如多译一些作品。出版了作品，读者自有公论。于是，他将《麦田里的守望者》又经过一番校改，交付漓江出版社公开出版了。这部书出版以后，果然引起较大反响，1983年第一版即印了46000千多册。此书还给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一批青年作家以启迪，著名学者董衡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当代作家陈建功、邓刚、陈村的一些小说中“都照出了塞林格的影子”。

　　如今，先父已病逝11年了。他的这个译本仍在不断再版，甚至就我所知，已有几种版本的盗版书出现了。7年前，《译林》副主编王理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披露了鲜为人知的一桩轶事。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文学名著的现当代系列”，收入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他们买下此书的内地中文简体字独家版权的同时，亦花了一笔外汇买下了在台湾出版的中译本。但是，他们以后又将台湾的中译本与父亲的译本对照后，发现台译本不仅语言习惯上与内地读者有距离，就从翻译角度上说也不算很成功。因此断然决定，放弃已花外汇买的台湾译本，采用家父的译本。此事在出版界引起轰动，人们赞誉译林出版社将作品的质量放在金钱之上，在当今物欲横流之世是绝少见的。

　　译林出版社的版本至去年已是印刷了13次了。但是，更难抵挡的是汪洋大海般的盗版。

眼光敏锐的翻译家

■李景端

　　如今走进书店，翻译书花花绿绿，琳琅满目，可是能勾起急切购买欲望的却实在很少。这不禁引发我的一份感慨：翻译家该译什么，不该或不必译什么，是否也该多一些取舍？由此我想起了一位眼光敏锐、选材自有主见的翻译家，他就是生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英文编辑，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的施咸荣先生（1927―1993）。他一生翻译了《土生子》、《斯巴达克思》、《屠场》、《等待戈多》、《麦田里的守望者》、《穷人富人》、《战争风云》（合译）等作品四十多种、数百万字；发表有关英美文化的文章六十余篇。这些当然可贵，但更难得的是，他在翻译选材上具有较敏锐的眼光，译什么不译什么，自有主见。我就亲历过几件事。

　　1979年初，因为《译林》创刊号选稿，我想约他译一篇马克・吐温的中篇作品。他先问我：“这本刊物宗旨是什么？”我答：“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他沉思了一会儿说：“窗口要对准当今的世界。”他刚同陈原等一行访问英国归来，看到彼时的英国与我们所想像的大不一样。他说办刊物，时效性很重要。马克・吐温作品可以介绍，但年代毕竟远了些，你们应该更多译介英美当代的新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今日真实的西方世界。二十多年前听到这些话，确实令人开窍。这次他虽然拒绝了我的约稿，但却送给了我一份珍贵礼物：坚定了我以译介西方当代作品为主的办刊信念。

　　1983年春他来苏州开会，那时他译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公开出版，很受欢迎。此书描写美国有反叛思想的年经人，厌恶旧的传统，与现实格格不入，对未来又缺乏信心，于是出现了各种反叛、出格的行为。我问他何以选择翻译这样的作品，他说，60年代初期，他参与了供内部发行的西方当代作品“黄皮书”（封面均用黄色）的翻译工作。那时大家对西方文坛所知极少，译什么书，主要由译者自己选。他平时很注意学习，经常上北京图书馆借书看书，对英美当代社会和文化情况“还算了解一些”。他认为，对美国的认识，不能老停留在“纸老虎”这种印象上，有必要让领导和更多的人了解更加真实的美国。而《麦田里的守望者》，正是当时美国社会思潮的一种反映。

　　“禁锢那么多年，选译这种书，你就没有压力？”我问。

　　“有是有，但搞翻译就好比在中外文化之间架桥，帮人跨桥沟通了，架桥人担当一点算不了什么。这本书在美国很有影响，战后年轻人的反叛思想是股世界性潮流，中国也会受影响。翻译这本书，就是希望中国读者批判地看待这种社会现象，多少起一点警示的作用。”

　　通过这次谈话，我对他当年选译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原由及勇气，多了一点理解，但也没太在意。直到该书越来越畅销，我后来在北京才又与他议到了这个话题。

　　“翻译时你想到会有这么大影响吗？”

　　“没有，不过我认为它会受到重视。1963年因是内部发行，加上此书价值尚未被人所知，因此反响并不大。直到改革开放，80年代该书得以公开发行以后才真正受到关注。我觉得，经受长期禁锢、特别是曾被‘文革’中的‘否定一切’毒害过的年轻一代，也许对传统也产生过怀疑，他们从这本书当中，仿佛获得了某种宣泄的机会。尽管还有疑问，有争论，但这本书对许多人的思想似乎都有所触动。既然读者爱看，说明我选得没错。”

　　1983至1986年，漓江出版社三年就发行《麦田里的守望者》6.2万册；1996至2004年，译林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累计印刷35万册。历史已经证明，施咸荣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成功的。

　　他的翻译成就当然不仅这一本书，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翻译选材具有开放和敏锐的眼光，而这又植根于他对当代世界文化信息的充分掌握。对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人来讲，这一点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回答2：

不够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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