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点评一下鲁迅先的《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的意思是早上的花虽然已凋谢,但在黄昏时仍能拾起来,给人们以有意义.
《朝花夕拾》简介：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朝花夕拾》小引

·鲁迅·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
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

《朝花夕拾》目录：

小引

狗·猫·鼠

阿长和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朝花夕拾》是鲁迅所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说，这些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8年9月结集时改名为《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共收入10篇作品。包括：对猫的厌恶和仇恨的《狗.猫.鼠》；怀念长妈妈的《阿长与<山海经>》；批判封建孝道观念的《二十四孝图》；表现封建家长制阴影的 《五猖会》；描绘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无常》；写塾师寿镜吾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揭露庸医误人的《父亲的病》；描写一个心术不正，令人憎恶的衍太太形象的《琐记》；最使鲁迅感激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潦倒一生的同乡好友《范爱农》。
《朝花夕拾》将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生活紧密的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
读后感：
不知道为什么鲁迅把"旧事重提"改成了"朝花夕拾"，但不得不说，这夕拾的朝花，已不仅仅是旧事，反倒是新事、喜事、伤心事。
无可否认，鲁迅的骂功是中国一绝，以致于骂狗、骂猫、写鼠也有人惶惶不安，那顶带刺的高帽戴上了，也就取不下来了。难怪鲁先生爱骂"狗"，这"骂畜生"不"犯法"的好事，也只有他老人家占尽光，好歹比那杀猪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快活自在。
且不说那些"名人名教授"有没有狗血淋头，但这"不好惹"的"高帽"却戴牢了，堂而皇之地"以动机褒贬作品"，是人就看得出，那柄"匕首"是正中"要害"。
连一本薄薄的回忆散文集中都充斥着满腔愤慨之情，及见其他那些杂文、小说集的锋利。讽刺有魅力，当然，在鲁迅笔下，那叫艺术。
小说初中的语文教材，每本都有鲁迅的文章，大概多数都选自这个好听的名字――《朝花夕拾》，琢磨久了也想，夕拾的朝花什么味？
酸。的确，看鲁迅的文章有点酸，什么酸？心酸。你看《父亲的病》，作者从不正面写家道衰败的颓唐，仅从父亲口里说的嘘嘘的话，作者在左右奔波瞻前顾后的疲态，表面上是祥和安平，但心里却按捺不住，到篇尾，衍太太唆使作者大叫父亲，却遗留给作者的"最大的错处"。感人肺腑，又不乏暗中对衍太太这个自私多言使坏形象的嘲讽。
甜。不说阿长与鲁迅过年时行礼的温馨，也不说看社戏、看五猖会时的快活热闹，单提起百草园"油蛉在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的童趣，一切感受的天真浪漫，一切体味的亲切柔情，又似乎搭上了独特的鲁氏桥，进了甜美的童年故乡。
苦。成了"名人""正人君子"的仇敌是苦，阿长、父亲的逝世是苦，永别的藤野先生是苦，跳进旧中国的"大染缸"而不得解脱，更是苦。革命苦，百姓苦，苦了鲁迅，也苦出了这本在暴虐、阴暗、乌烟瘴气中趟过的《朝花夕拾》。
辣。鲁迅的本色。辛辣的笔风，自然会有其笔尖直指的人群。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凛然一个顶天大汉的形象，对反对、守旧势力的抨击与嘲讽是毫不留情。譬如对陈、徐两人犀利、刻薄的讽刺，入口微辣，入肚却穿肠荡胃，甚是寻味。
咸。泪水的味道。朴实感人的散文，就足以催人泪下。旧事的点滴，是《朝花夕拾》可歌可泣的盐分，染咸的是回忆，溅起的是读者深思的心灵。

看过的回忆录，大都是风花月残、捕风捉影的闲情逸致，倒没见过这夕拾的朝花也别有风味，也是，百味不离其宗，朝花夕拾一样艳。

有关朝花夕拾的对联：
独酌花酒释胸竹
寒衣不胜暑
朝花夕拾谁归属
甜酸咸辣苦

原文阅读：http://www.tianyabook.com/luxun/zhxs/<朝花夕拾>的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第一篇作品《狗·猫·鼠》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噑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阿长与(山海经)》忆述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二十四孝图》从当时的儿童读物谈起，忆述儿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揭示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作品着重分析了“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孝道故事，指斥这类封建孝道不顾儿童的性命，将“肉麻当作有趣”，“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作品对当时反对白话文、提倡复古的倾向予以了尖锐的抨击。
《五猖会》记述儿时盼望观看迎神赛会的急切、兴奋的心情，和被父亲强迫背诵《鉴略》的扫兴而痛苦的感受。指出强制的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压制和摧残。
《无常》描述儿时在乡间迎神会和戏剧舞台上所见的“无常”形象，说明“无常”这个“鬼而人，理而情”，爽直而公正的形象受到民众的喜爱，是因为人间没有公正，恶人得不到恶报，而“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文章在夹叙夹议中，对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予以了辛辣的嘲讽。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述了儿时在家中百草园得到的乐趣和在三味书屋读书的乏味生活，揭示儿童广阔的生活趣味与束缚儿童天性的封建书塾教育的尖锐矛盾，表达了应让儿童健康活泼地成长的合理要求。
《父亲的病》回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上述7篇作品，记述鲁迅儿童时期在故乡的生活片段，展现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和社会风貌，是了解少年鲁迅的可贵篇章。后面的《琐记》、《藤野先生》、《范爱农》三篇作品，记述鲁迅离开家乡到南京、日本求学和回国后的一段经历，留下了青年鲁迅在追求真理的人生道路上沉重的脚印。
《琐记》忆叙鲁迅为了寻找“另一类的人们”而到南京求学的经过。作品描述了当时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名为雷电学校)和矿务铁路学堂的种种弊端和求知的艰难，批评了洋务派办学的“乌烟瘴气”。作者记述了最初接触进化论的兴奋心情和不顾老辈反对，如饥如渴地阅读《天演论》的情景，表现出探求真理的强烈欲望。
《藤野先生》记录作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学习生活，叙述在仙台医专受日本学生歧视、侮辱和决定弃医从文的经过。作者突出地记述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严谨、正直、热诚、没有民族偏见的高尚品格，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表达了对藤野先生深情的怀念。
《范爱农》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备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内容简介: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了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 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人物点评：
长妈妈：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文章按照生活的原型，采用白描手法，以饱含深情的笔触，真实而亲切地再现了鲁迅童年与长妈妈相处的情景。作者穷其形、尽其相，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鲜活动人，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卑微低下的长妈妈。
古语云：“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这就是说，自己的真实姓名是人格尊严的外在表现，大丈夫为了姓名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长妈妈虽然不是大丈夫，但她也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愿望和权利；可是，她的这种愿望无法实现，姓名的使用权已经被剥夺。文章从“长妈妈”的名字起笔，交代了她在周家的身份——是一个带孩子的保姆，乡下人称“老妈子”。她连名字也没有，曾经说自己叫什么姑娘来着，但大家并没有在意，也没有记住。她沿用的只是在她之前的一个女工的名字。“阿长”只是一个代号而已，一个佣人的代号。别人叫她长妈妈“似乎略带一些客气的意思”，而直接叫她“阿长”，就明显含着一种嘲讽之意。但为了生存，她只得向命运屈服，任凭别人如何称呼她。接着，作者又从“阿长”这个名字，巧妙地转到她的长相描写上，说她“黄胖而矮”，巧妙地点明了“长”和“矮”的极不相称，这样，就把一个地位卑贱，身份低微的女佣形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二、讨厌憎恶的长妈妈。
作为回忆性的艺术形象，长妈妈不是典型化的产物，而是生活的真实，所写全部事实绝无虚构；因此，作者在刻画阿长这一人物时，就不会回避她的局限和缺点，而是“从记忆中抄出来”。她多事，总喜欢背地里“切切察察”，论人长短；她粗心，夏天睡觉时常常肆无忌惮地伸开双手双脚，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以至于“我”母亲委婉地告诫她时，她内疚得说不出话来，但过后依然我行我素；她丑陋，不仅黄胖而矮，而且颈上还长有许多的疮疤；她愚昧无知，有许多陈腐而烦琐的“规矩”，而这些“规矩”又是荒唐之至的……总而言之，长妈妈有许多地方令我讨厌，等到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我无法抑制满腔的憎恶，就叫她阿长了。
三、善良仁慈的长妈妈。
虽然阿长令人讨厌憎恶，但这并不影响作者对她的敬重和怀念，因为她善良、仁慈、淳朴、宽厚，乐于助人，具有“伟大的神力”。在道“恭喜”、吃“福橘”的麻烦仪式中，她希望自己和孩子“一年到头，顺顺流流”，值得敬佩的是，并不是长妈妈自己吃福橘，而是由她“塞到我的嘴里”，这寄托了她多么真诚的祝福和美好的愿望啊！其他诸如“死”要说“老”，不进死人房和产房，不钻过晒裤子的竹竿底下等，也都是为我着想的。“长毛”的故事，一方面让人看到长妈妈的无知，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当城外有兵来攻时，就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抵御官兵的大炮——觉得她有“伟大的神力”，“特别的敬意”油然而生。至于说《山海经》，则是我梦寐以求而始终无法得到的一部书，远房叔祖找不到，别人又“不肯真实回答我”，自己去买又没有机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字不识的阿长，却急别人所急，想别人所想，设法买回了《山海经》，让我感到十二分的意外和惊喜：“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惊起来”。“这又使我产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书虽然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却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至此，我对长妈妈的感激、敬佩、怀念之情就成为永远。
鲁迅的老师——寿镜吾
说到三味书屋，人们不禁会想到那个手执戒尺，神情严厉的老先生寿镜吾。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鲁迅曾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此，人们便记住了三味书屋，记住了培育一代伟人的塾师寿镜吾。
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周家新台门，他7岁启蒙，12岁就读于当时绍兴城内颇有名气的私塾三味书屋，五年的学习生涯，为鲁迅今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寿镜吾，名怀鉴，号镜湖，清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初八（公历1849年9月24日）生于绍兴，性格耿直，品行端正，在绍兴城里有口皆碑。鲁迅说：“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过先生有时脾气不够随和，执拗得没有商量的余地。例如，他极为痛恨侵略中国的列强，一生不愿用外国货，不穿洋服，连已经时兴起来的照相，他也痛诋得不遗余力，认为那是外国人到中国来骗钱的。现在留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是他晚年手柱木杖在屋外散步时，他的孙子乘他不备偷拍的。他学问渊博，但是厌恶功名，自二十岁（同治八年，即1869年）中了秀才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应试，而是一生坐馆授徒。不但如此，他还不准儿子寿洙邻参加科举考试，认为天下贪官污吏当道，做官就是同流合污，不是清白人所能做的。他甚至把儿子锁在院里，后来儿子在母亲的帮助下，才逃出家门，去北京参加了考试，因会考成绩好，获得“甲辰科朝考一等第一名”，后到辽宁做了知县。
寿先生还非常节俭，夏天只备一件夏布衣衫，挂在墙上，与两个儿子共穿。尽管如此，但他从不赤膊会客。有一次，新台门周藕琴来访，正逢大热天，他正好赤膊在家，匆忙之中一时间找不到长衫，正好天井里晒着一件皮袍，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披在身上。藕琴见此，马上猜到了几分，连忙口中称热脱掉了长衫，想让老先生把皮袍脱下。寿镜吾却坚持不脱，连说：“赤膊见客荒唐！赤膊见客荒唐！”周藕琴见此只好赶紧告辞。
三味书屋只收学生八个，而且非常严格，要经熟人介绍，寿先生上门目测，同意了，才可以来读书，并且学生要自带桌椅。鲁迅学习十分用功，因此成绩非常优异。寿先生很看重鲁迅，而鲁迅在寿先生的辛勤教诲下，古典文学知识越来越扎实，文化素养也越来越高。鲁迅十分敬重寿老先生，自1897年离开三味书屋后，一直保持着与先生的联系，而且时有往来。
寿镜吾晚年，虽瘦骨嶙峋，但精神十分旺盛。1930年8月18日，寿镜吾在绍兴老宅去世，终年82岁。

陈莲河，真名何廉臣
何廉臣(1860—1929)，名炳元，号印岩，晚号越中老朽，以字行，绍兴人。出生于世医之家，祖父何秀山为名医。幼习举业，为庠生，乡试两荐不售，及冠之年，弃儒习医。先与沈兰姹、严继春、沈云臣讲习古医学说，继从名医樊开周临证，与绍派名医赵晴初结忘年交，出游访道，集思广益。其时，正值西学东渐，又取西医译本悉心研究。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创组绍郡医药学研究社，任社长；同年六月，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主持编辑事务。1915年，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成立，为评议长。1929年，不顾年迈多病，仍然十分关心当时医界反对“取缔中医案”斗争，积极组织北上声愿，由其子幼廉代行。一生热心公益，参加同善局组织的施医施药活动，不遗余力。

医学研究，不墨守成规，思想活跃，敢于提出不同见解。校勘俞根初《通俗伤寒论》，原书3卷，增订为12卷，发明俞氏未尽之处。广收众方，分列十法，主张中西汇通。十分重视医案的记载及整理，设计新医案式为：病源、病状、病所、病变、诊断、疗法、药方、看护。选编《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即按此新式收载，在全国颇有影响。

著述有《湿温时疫治疗法》、《实验药物学》、《肺痨汇辩》、《新医宗必读》、《廉臣医案》、《印岩医话》、《重订广温热论》、《感证宝筏》、《选按通俗伤寒论》、《何书田医学妙谛总纂》、《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增订时病论》、《新订温病条辩》、《新订伤寒广要》等。
重读何廉臣
李崇超

“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这是鲁迅《父亲的病》中的一个片断。这里的陈莲河，就是绍兴名医何廉臣，鲁迅把他的名字的音倒过来了。正是这位中医医生使得鲁迅认识到“中医是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而立志去日本学习新的医学。在鲁迅的笔下，一个庸医的窘迫之态跃然纸上。
学习中医之后，接触的著名医家的生平和学说多了起来，何廉臣的认识也渐渐全面起来，了解到何廉臣是民国时期一个较有成就的名医。他在中医文献的整理，在对旧政府废止中医的抗争，兴办中医教育，著书立说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医学史上把他和曹炳璋、裘庆元并称为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三大代表人物。他所重新增订的《增订通俗伤寒论》，发挥了绍派伤寒的寒温融合的学术思想，是一本流传很广的医学名著。在现在很多的临床报道中，也经常看到对何廉臣的学术观点引用和验证。
这样一位医学名家，和鲁迅笔下的那位脸“长而胖”的庸医的形象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这位医家的解读，也是对时代的解读，是对一门学术发展的解读。中国长期以来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科技的发展往往是总结性的，又没有新鲜的血液的融入，难免陈陈相因，阻碍了中医的治疗能力的突破性发展。中医自己内部的反思能力是有限的，使得这门学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瘀滞”，从何廉臣手中施展出的医术，已经不可避免的带有着这种“瘀滞”。他给鲁迅父亲所开的药引，要求蟋蟀要“原配”的，就体现着传统中医学术的某些弊端。他对鲁迅父亲病情的束手无策，也反映着传统中医在治疗上的局限性。何先生的窘迫，是时代的窘迫，也是一门学术的窘迫。
时代的发展，新的科学的引入，使得中医能够摆脱封闭的环境，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下进行反思和发展。据一位讲学归来的老师讲，某国家从事当地的传统医学的医生曾表示出对中医的羡慕，因为在他们当地从事传统医学的人不允许使用现代医学。在这一点上，我们比他们以及何先生都要幸运得多。但是在中医中治疗“瘀血”的大法就是要在祛瘀的过程中避免“耗血动血”，恕我直言，现代科学的介入在祛除中医的“瘀滞”的过程中，已经有“耗血动血”之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因为现代科学的介入，而是因为“科学不足而科学主义有余”。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倒应该向何先生学习，何先生也曾积极的参照采用传入中国的西医学，但是他主张以崇实黜华为原则吸收新知，认为自己很多参西的做法往往牵强附会，最终使这些著作未付印行。在科学不足的情况下，他没有仅仅追求“科学主义”而硬加给中医一些什么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范爱农
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从前有一张太平天国的收条，记得亦是收藏在这里的，后来送了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不知今尚存否。现在我所存的还有不少资料，如祖父少时所作艳诗手稿，父亲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觉可珍重的，实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迹了，除了书籍上尚有一二题字以外。但是这于别人有甚么关系呢，可以不必絮说。护书中又有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诗一首，又范爱农来信一封。（为行文便利起见，将诗写在前头，其实当然是信先来的。又鲁迅这里本该称豫才，却也因行文便利计而改称了。）这几叶废纸对于大家或者不无一点兴趣，假如读过鲁迅的《朝华夕拾》的人不曾忘记，末了有一篇叫作《范爱农》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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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范爱农（1883一1912），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

鲁迅的文章里说在北京听到爱农溺死的消息以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日本改造社译本此处有注云：
“此云中间忘掉两句，今《集外集》中有《哭范爱农》一首。其中间有两句乃云，出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原稿却又不同，今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便比较。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茶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

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肠。

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酪叮，微醉自沉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题目下原署真名姓，涂改为黄棘二字，稿后附书四行，其文云：
“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人，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这是信的附片，正张已没有了，不能知道是哪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却有点线索可寻。抄本只有诗三章，无附言，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
《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壈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这诗不足道，特别是敢做五古，实在觉得差得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也没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范君有点相干，所以录了下来。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较有用处的乃是题目下有小注“壬子八月”四个字，由此可以推知上边的二十三日当是七月，爱农的死也即在这七月里吧。据《朝华夕拾》里说，范君尸体在菱荡中找到，也证明是在秋天，虽然实在是蹲踞而并非如书上所说的直立着。我仿佛记得他们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兴报馆中人，族叔仲翔君确是去的，惜已久归道山，现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还记得清楚，得便当一问之也。所谓在一种日报上登过，即是这《民兴报》，又四首乃三首之误，大抵作者写此文时在广州，只凭记忆，故有参差，旧日记中当有记录可据，但或者待语不具录亦未可知，那么这一张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价值了。
爱农的信是三月二十七号从杭州千胜桥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记信局的印记，上批“局资例”，杭绍间信资照例是十二文，因为那时是民国元年，民间信局还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书两张，其文如下。
“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句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然允他，拟阳月抄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甘七号。《越锋》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一封信里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绝望的口气，是其一。挖苦的批评，是其二。信里与故事里人物也有接触之处，如傅励臣即孔教会会长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学校之科员，《越铎》即骂都督的日报，不过所指变化却并不是报馆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民兴》即因此而产生。鲁迅诗云，桃偶尽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别被挤得穷极而死也。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所说及，但本系游戏的厦辞，释明不易，故且从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便是一种典故，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想镜水稽山间曾亲闻此语者尚不乏其人欤。信中又提及不佞，则因尔时承浙江教育司令为视学，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范君杭州见访时亦未得相见也。
《朝华夕拾》里说爱农戴着毡帽，这是绍兴农夫常用的帽子，用毡制成球状，折作两层如碗，卷边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两边不卷，状如黑羊皮冠，价须一圆余，非农夫所戴得起，但其质地与颜色则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顷前额即现乌青，两者亦无所异也。改造社译本乃旁注毡字曰皮罗独，案查大（左木右规）文彦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语威路达之音读，汉语天鹅绒，审如所云则爱农与绍兴农夫所戴者常是天鹅绒帽，此事颇有问题，爱农或尚无不可，农夫如闰土之流实万万无此雅趣耳。改造社译本中关于陈子英有注云，“姓陈名浚，徐锡麟之弟子，当时留学东京。”此亦不甚精确。子英与伯苏只是在东湖密谋革命时的同谋者，同赴日本，及伯苏在安庆发难，子英已回乡，因此乃再逃往东京，其时当在争电报之后。又关于王金发有注云，“真姓名为汤寿潜。”则尤大误。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得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汤寿潜为何许人，大抵在杭沪的人总当知道一点，奈何与王金发相溷。改造社译本注多有误，如乎地木见于《花镜》，即日本所谓薮柑子，注以为出于内蒙古某围场，又如揍字虽是北方方言，却已见于《七侠五义》等书，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注以为系猬亵语，岂误为草字音乎。因讲范爱农而牵连到译本的注，今又牵连到别篇上去，未免有缠夹之嫌，逐即住笔。计七年二月十三日。
（1938年2月作，选自《药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