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法国社会经济状况

路易十五时代 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其曾孙路易十五（1715—1774年）即位，年仅 5岁，由奥尔良公爵摄政。路易十五时期法国专制主义的危机公开暴露出来。路易十四去世时留下24亿锂国债，其中1/3已经到期，1715年国家财政纯收入只有6900万锂，财政支出达到1.447亿锂，国家财政处于极大困难之中。1716年国家的财政赤字接近1亿锂。政府企图以打击投机与高利贷为名收取罚款，但只得到1000余万锂。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奥尔良公爵起用约翰·劳进行财政改革。约翰·劳是位苏格兰银行家。在1716年他创办一所私人银行，发行银行券，这种银行券在缴纳国家赋税时同现金一样有效。1718年，约翰·劳的银行，被宣布为国家银行，信誉大为提高。政府和贵族们都用这种银行券来清还自己的债务。约翰·劳还发行西印度公司股票，该公司享有对美洲进行贸易、殖民和种植销售烟草的权利。这在法国引起投机的狂潮，由此成为暴发户者大有人在。约翰·劳从此官运亨通，1720年升任为财政大臣。但是，这一改革由于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结果使法国的财政陷入了更大的混乱。1720年底，约翰·劳银行发行的银行券达30亿锂，而银行的储备仅有7亿锂。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兑换金银的狂潮，约翰·劳出逃它国，银行倒闭。许多持有银行券的贵族、富商纷纷破产。尽管政府利用银行券偿还了大部债务，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又恢复了旧的财政制度，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1723年，路易十五亲政，但国家财政未见好转。路易十五荒淫无度，每年的宫廷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贵族集团效法宫廷生活奢侈。首相弗勒里曾一度改革财政，但终究无力挽救危机。下层群众生活贫困，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

路易十五继承了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先后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并退出所占领的比利时、荷兰等地。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法国遭到惨败，失去了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路易斯安娜、塞内加尔的商站。它在印度也丢掉了大片殖民地，仅留下了5个商站。七年战争使英国确立了殖民霸权，而法国的强国地位受到严重损害。长期的对外战争大量消耗了法国的国力，使法国陷入了专制主义的危机。

18世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以及僧侣手中。占全国人口 95%以上的农民基本上是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虽然从18世纪初开始，法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像英国那样深入农村。

18世纪初，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洛林等，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其中雇佣千名以上工人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雇佣百人左右的集中手工工场也不为罕见。到18世纪中叶，一些工业部门如采矿、冶炼等行业，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机器。在贸易方面，卢昂、爱克斯、亚眠、波尔多等许多城市都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法国对外主要出口酒类和各种奢侈品。进口货物主要有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由于工商业发达，法国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

但是，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阻碍。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从16世纪开始实行的包税制和国债制度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通过包收国家各种捐税、向国家放债，法国的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巨额收入，成为法国社会最为富有的阶层。但是，自路易十六即位后，为了缓和其财政危机，用各种手段从金融资本家手中获取金钱，使路易十一以来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迫使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也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道路。在工业部门中，由于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使大批手工业作坊无法过渡到手工工场。因为受到封建制度保护的行会制度，对于工匠和学徒的数目、生产规模以及技术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路易十四时代制订的一系列工业法规，到18世纪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使法国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举步维艰，加之封建割据残余的存在，使各省之间的法律、度量衡、币制等都有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商业联系的困难。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购买力水平极为低下，使国内市场日益缩小。18世纪以来，法国在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不仅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且丢失了许多海外市场。仅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大片殖民地以及在印度的殖民地均被英国占领。以法国王室为首的各级贵族，视法国工商业为敛财的重要来源，征收极重的工商业税，使工场主和商人所获利润大部分流入他们的手中，从而大大地限制了资本的积累。这一切，使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革命前的法国，仍保持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的人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构成了第三等级。

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竭力向人民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鼓吹人们守天知命，不做丝毫反抗。对于一切反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异端”，则实行残酷的迫害。天主教会反对科学，扼杀知识，拼命地推行蒙昧主义。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解放人的思想，首先必须铲除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土地占全国土地的1/10，僧侣也和其他的封建贵族一样，剥削雇农，榨取封建地租。高级教士大多出身贵族，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过着与贵族一样奢华的生活。但第一等级中的低级僧侣则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他们收入菲薄，生活拮据，对高级僧侣抱有敌视态度，同情第三等级。

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分为两个阶层，一为“佩剑贵族”，一为“穿袍贵族”。所谓佩剑贵族主要指的是世袭的封建贵族。他们中的大贵族大多远离自己的领地，住在凡尔赛，靠领取年金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由于特权，他们垄断了军队、政府和教会中的要职。“佩剑贵族”中的中小贵族，则长年居住在乡间，尽管不能享受大贵族那样的奢侈生活，但由于直接剥削农民，成为农村中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代表。

“穿袍贵族”不是世袭贵族，他们的贵族头衔主要是靠钱买来的。因此，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穿袍贵族”主要任各级法院中的法官，并可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榨取民财，同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佩剑贵族”歧视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出入宫廷。因此，他们也对“佩剑贵族”心怀不满。

第三等级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资产阶级又有大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包税商、军火商人、专卖商、银行家等。这些人与封建专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他们还花钱购买爵位，成为“穿袍贵族”。因此，他们不愿意推翻专制政府。但是，由于政治上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财产也得不到封建政府的切实保证，经济活动经常受到贵族或国王的干扰，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而要求改良，只是希望通过在不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限制国王权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主要是手工工场主和一般的商人等。他们深受封建专制政府的欺压和勒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他们极力要求消灭封建制度，建立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人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居民。这些人主要是小商贩和小作坊主等。这些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又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他们的无穷盘剥。但他们也反对无产者，害怕革命会使无产者摆脱旧日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危害他们的利益。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而且还要向地主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王交纳所得税（收入 1/20的土地税）、人头税、土地税；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农民所剩无几，很难维持温饱。18世纪后期，法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封建反动”时期。国王又恢复了农民修筑道路和建造营房的徭役。地主则竭力提高封建地租，同时还强占农村公社的公有地，使广大农民更加贫穷困苦。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法国2300万农民中，竞有150万人沦为乞丐。因此，在第三等级中，农民阶级最痛恨封建专制制度，最富有革命精神。尽管第三等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与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

启蒙运动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是适应资产阶级和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需要而开展起来的。这是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为使人们从封建专制的禁锢和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而发动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激烈地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以及教会的腐朽和反动性，指责国王为首的封建贵族占有了社会的全部财富，而别人却呻吟在极端的贫困之中。他们反对宗教迷信，指出上帝是不存在的，《圣经》是编造出来的，显圣奇迹则是教士随意编造出来的谎言。他们宣扬个性解放，要求人所应有的全部自由。同时，启蒙思想家论证了摧毁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主张社会改革，并勾画出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

启蒙运动是在17世纪唯理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唯理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是笛卡，尽管他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所提出的用人的理性，代替神的启示，用人的分析论证来代替对神的盲目崇拜的思想，对于打破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文化垄断，有着重大的进步意义。思想家提出以理性原则代替权威和传统的原则，提出对过去的一切，包括旧的传统宗教和国家政体都要用理智加以研究和批判。这种理智和批判的精神，就是启蒙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此外，启蒙运动的发生，还受到18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自然权力说、社会契约说以及分权理论的影响。启蒙运动在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使法国革命不同于英国革命，完全抛掉了宗教的外衣，采取了公开的政治斗争的形式。

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创始者是伏尔泰（1694—1778年）和孟德斯鸠（1689—1775年）。他们的学说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要求，属于资产阶级的温和派，成为大革命时期大资产阶级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指导思想。

伏尔泰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他的著作浩丰，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等多方面。他的代表作主要有《哲学辞典》、《路易十四时代》、《论各民族的风俗与精神》等。伏尔泰无情地批判了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的天主教会，提出了“消灭丑行”的口号，公开反对教会所造成的宗教迷信、宗教迫害和人们的愚昧无知，以及社会上的种种弊病，指出这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天主教会的欺骗。他痛斥天主教会是“九头鸟”，罗马教皇是“骗子”。天主教教士是“文明的恶棍”。他在政治上主张仿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将天赋人权交与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取消特权，限制王权。但是，由于他站在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思想上又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他一方面批判天主教会，但又认为社会不平等是不可改变的现象，一方面主张将“天赋人权”归还人民，但又认为人民是“群氓”，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需要“聪明人”的监护。伏尔泰的社会政治观点的两重性，反映出大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中的暧昧和妥协的态度。

孟德斯鸠出身贵族，曾担任过地方高等法院的法官。他的主要著作有《论法的精神》、《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等。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一样，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专制方面极为坚决。在其著作中，无情地批判和嘲讽了天主教会和教会的残忍和无能。同时，他也强烈反对特权阶层的专制和残暴。但是，他并不主张废除王权，认为法国应该效仿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政体。他的全部政治主张都体现在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在这部著作中，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便可限制王权，因此，没有必要进行一场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所利用，并体现在《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中。

在启蒙运动中，代表中产阶级的思想家是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中的经济学家魁奈。百科全书派的主要代表有狄德罗（1713—1784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等人。由狄德罗主编的《科学、艺术与工艺百科全书》反映了他们的全部政治思想观点，因此他们被人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是16世纪法国革命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唯物论和无神论的代表。但是，他们的唯物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他们认为自然世界是物质的，没有超自然的上帝存在。他们通过出版百科全书，向人们传授自然科学文化知识，以揭露宗教封建迷信的荒谬，抨击天主教会和教士的愚昧和残暴，并指出宗教是用来抬高国王身价压迫人民的。在论述社会现象时，他们运用机械唯物论的观点，认为封建制度是不合人性的，而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合理的政治制度。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提出应该将王权限制到最小的限度，换言之，也就是实行君主立宪，但不必要采取革命的手段。魁奈（1694—1774年）是经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经济表》等。他是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问题的经济学家。他极力推崇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并创造性地论述了再生产的理论。

启蒙运动中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家是卢梭（1712—1778年）。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的家中，早年由于家境贫寒，过着到处流浪的生活，深刻体验了下层人民的疾苦和心情。因此，他的思想较为激进和革命。其代表作主要有《爱弥尔》、《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和基础》、《忏悔录》等。卢梭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不平等及一切罪恶和不幸的根源。因此，在其著作中，他激烈地抨击了社会上存在的贫富不均的现象。但是卢梭又不主张铲除私有制，而希望通过保留小私有制达到经济上人人平等的目的。在政治思想上，他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主权在民”的理论。他认为，为了维护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应按社会契约的原则建立国家。他针对路易十六提出的“朕即国家”的谬论，提出国王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仆人，对不称职的仆人，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撤换他。“主权在民”的理论是卢梭政治思想中的基本原则。卢梭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不同，他极力主张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卢梭的思想对于后来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启蒙运动中，还出现了一批反映下层人民群众革命要求的思想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梅里叶（ 1664—1729年）、玛布里（1700—1785年）和摩莱里（生卒年不详）等人。这批思想家的思想中都带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色彩。梅叶里在其代表作《遗书》中，痛斥了私有制，指出私有制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是万恶之源，并将教士、投机商人、官吏统统称为“富足的懒虫”，称封建地主是“魔鬼”。他主张每个人在社会中都应做有益社会的事，社会财富应由大众共同享受。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摩莱里在其著作《自然法典》中，提出应该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他并不主张通过革命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认为只要消灭社会上的偏见和谬误，就可以实现他的主张。玛布里的观点与梅里叶的观点大致相同。他认为只有消除社会不平等才能消除暴政和罪恶。在其著作《论法制或法的原则》和《论公民的权力和义务》中，玛布里描绘了他的理想共和国的图景：在这个共和国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一切人皆为兄弟，禁止占有财产是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法律”。但是，他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这一理想的国家，不能建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能建立在荒无人烟的海岛上。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当时社会上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对现实绝望心情的一个侧面反映。

由于启蒙运动，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而且是在更高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启蒙思想家们将封建专制制度的神圣外衣—天主教和天主教会，以及在这一神圣外衣掩盖之下，封建统治阶级所进行的一切活动，统统放在理性主义的天平上让人们自己去思考和评断，从而暴露出它的虚伪和欺骗性。启蒙运动的哲学前提是社会应建立在自然法则之上。启蒙思想家们提出既然根本不存在神授的特权，那么人就是生而平等和自由的，追求幸福、生存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是任何人不可剥夺的。这种以人的自然权利来对抗和否定封建特权的思想，是启蒙主义运动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启蒙运动在提倡科学，反对蒙昧主义方面，也起了重大的作用。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狂热的倡导者和宣传者。启蒙主义思想家对于第三等级的胜利满怀信心，为未来的新的社会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从而为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动员人民投身于革命，推动法国革命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和阶级派别的要求，但就整个法国革命的过程来说，每一个阶段都可以找到启蒙思想家影响的痕迹。同时，法国的启蒙运动，对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8世纪法国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
　　18世纪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以国王为首的贵族以及僧侣手中。占全国人口 95%以上的农民基本上是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虽然从18世纪初开始，法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农场，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像英国那样深入农村。
　　18世纪初，法国的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在一些工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如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洛林等，出现了大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其中雇佣千名以上工人的分散的手工工场和雇佣百人左右的集中手工工场也不为罕见。到18世纪中叶，一些工业部门如采矿、冶炼等行业，已经开始使用先进的机器。在贸易方面，卢昂、爱克斯、亚眠、波尔多等许多城市都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法国对外主要出口酒类和各种奢侈品。进口货物主要有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由于工商业发达，法国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
　　但是，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重重阻碍。在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从16世纪开始实行的包税制和国债制度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手段，通过包收国家各种捐税、向国家放债，法国的金融资本家获得了巨额收入，成为法国社会最为富有的阶层。但是，自路易十六即位后，为了缓和其财政危机，用各种手段从金融资本家手中获取金钱，使路易十一以来王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遭到破坏，迫使金融资本家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也走上了反对封建专制的道路。在工业部门中，由于封建行会制度的存在，使大批手工业作坊无法过渡到手工工场。因为受到封建制度保护的行会制度，对于工匠和学徒的数目、生产规模以及技术等都有严格的限制。路易十四时代制订的一系列工业法规，到18世纪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使法国工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举步维艰，加之封建割据残余的存在，使各省之间的法律、度量衡、币制等都有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商业联系的困难。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处于赤贫状态，购买力水平极为低下，使国内市场日益缩小。18世纪以来，法国在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不仅使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且丢失了许多海外市场。仅七年战争中，法国在北美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大片殖民地以及在印度的殖民地均被英国占领。以法国王室为首的各级贵族，视法国工商业为敛财的重要来源，征收极重的工商业税，使工场主和商人所获利润大部分流入他们的手中，从而大大地限制了资本的积累。这一切，使法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
　　革命前的法国，仍保持着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根据这一制度，所有的人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天主教教士，第二等级是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贫民以及手工工场的雇工等构成了第三等级。
　　天主教会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精神支柱。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天主教会竭力向人民宣传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制度存在的合理性，鼓吹人们守天知命，不做丝毫反抗。对于一切反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异端”，则实行残酷的迫害。天主教会反对科学，扼杀知识，拼命地推行蒙昧主义。因此，要发展资本主义，解放人的思想，首先必须铲除天主教会。天主教会也是法国最大的封建主。教会土地占全国土地的1/10，僧侣也和其他的封建贵族一样，剥削雇农，榨取封建地租。高级教士大多出身贵族，主要集中在城市里，过着与贵族一样奢华的生活。但第一等级中的低级僧侣则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他们收入菲薄，生活拮据，对高级僧侣抱有敌视态度，同情第三等级。
　　作为第二等级的贵族，分为两个阶层，一为“佩剑贵族”，一为“穿袍贵族”。所谓佩剑贵族主要指的是世袭的封建贵族。他们中的大贵族大多远离自己的领地，住在凡尔赛，靠领取年金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由于特权，他们垄断了军队、政府和教会中的要职。“佩剑贵族”中的中小贵族，则长年居住在乡间，尽管不能享受大贵族那样的奢侈生活，但由于直接剥削农民，成为农村中封建专制制度的主要代表。
　　“穿袍贵族”不是世袭贵族，他们的贵族头衔主要是靠钱买来的。因此，大多出身于资产阶级。“穿袍贵族”主要任各级法院中的法官，并可父子相传。他们通过包揽诉讼榨取民财，同样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是“佩剑贵族”歧视他们，也不允许他们出入宫廷。因此，他们也对“佩剑贵族”心怀不满。
　　第三等级的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资产阶级又有大中小之分。大资产阶级主要是包税商、军火商人、专卖商、银行家等。这些人与封建专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他们还花钱购买爵位，成为“穿袍贵族”。因此，他们不愿意推翻专制政府。但是，由于政治上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财产也得不到封建政府的切实保证，经济活动经常受到贵族或国王的干扰，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而要求改良，只是希望通过在不触及他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限制国王权力，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中产阶级主要是手工工场主和一般的商人等。他们深受封建专制政府的欺压和勒索，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他们极力要求消灭封建制度，建立保护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些人构成了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
　　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城市居民。这些人主要是小商贩和小作坊主等。这些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又痛恨封建专制制度对他们的无穷盘剥。但他们也反对无产者，害怕革命会使无产者摆脱旧日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危害他们的利益。
　　第三等级中人数最多的是农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封建剥削，不仅要向地主缴纳地租，而且还要向地主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此外，他们还必须向国王交纳所得税（收入 1/20的土地税）、人头税、土地税；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经过层层盘剥之后，农民所剩无几，很难维持温饱。18世纪后期，法国进入了历史上的“封建反动”时期。国王又恢复了农民修筑道路和建造营房的徭役。地主则竭力提高封建地租，同时还强占农村公社的公有地，使广大农民更加贫穷困苦。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法国2300万农民中，竞有150万人沦为乞丐。因此，在第三等级中，农民阶级最痛恨封建专制制度，最富有革命精神。尽管第三等级内部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但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问题上，则是一致的。因此，第三等级与国王为首的僧侣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