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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借鉴过哪些作家，哪些文学作品？看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发现挺多相像的。

2025-03-03 20:02:02

推荐回答（3个）

回答1：

在当代新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可谓大师级人物。打开他那15部武侠小说，如同打开了一幅长卷的《清明上河图》，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琴棋书画、儒释道杂、医卜星相、莳花艺菊……让人目不暇接。同时，透过这些显性的文化信息载体，我们还可以深入到他虚拟的江湖世界和侠的精神内核，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奥秘。

一、江湖文化的在野性、反叛性和诡异性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江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它脱胎于主流社会而又与之有别。春秋战国之际，伴随着奴隶制礼崩乐坏的局面，士阶层地位失落，民间话语趋于活跃，形成了初始的江湖文化。因此，江湖首先具有在野性。所谓“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孟子）。这种在野性贯穿于江湖文化始终。随着封建专制的兴起、确立、完善化，江湖与主流社会也有一个从分化走向对立，最后完全独立的过程。可以说，它是巍峨庙堂投下的一大片阴影，庙堂有多大，它就有多大，甚至因为投影的角度关系，它还远远大过了庙堂。其次，它具有反叛性。从与主流社会分化伊始，江湖文化就表现为一种阶级矛盾，官民对立现象。汉代流民聚而为盗，至明清会党教门兴盛，江湖不时上演着一幕幕揭竿而起的活剧。这种反叛性随封建专制极权的舒展收束时而缓和时而尖锐，但它不表现为对整个文化价值系统的背离，而是表现为“均贫富”、“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式的对局部社会秩序的反叛和对整个文化价值体系的修补。再次，它具有诡异性。与主流社会的对立使江湖一直处于受压制，被妖魔化的地位，这种局面到了明清会党、教门兴起后而至其极。江湖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切口，非局中人不明其中三味；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帮规、江湖道义，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既相区别又相渗透；再加上巫文化，谶纬神学从庙堂跌落民间，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更加增添了江湖的诡异色彩。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客观的实实在在的江湖，然而它却不是新武侠小说尤其不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那个江湖世界。

二、从写实、传奇到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严格地说新武侠小说客观地去反映江湖社会的写实性作品其实并不多见，这同古典武侠作品有所不同。在古典武侠作品中，写实性的作品是相当多的。《史记》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这类史家实录之作不说也罢。即便在话本、拟话本、演史小说、文人笔记，例如《水浒》、《说唐》之类虽涉传奇的作品中，对江湖的在野性、反叛性的描述还是相当写实的。甚至如唐人小说《聂隐娘》、《红线》、《昆伦奴》这类极传奇之能事的作品，仍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从中可见有似于列国争雄、刺客横行的潘镇割据历史背景。而清末的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之类，或是民间话语的产物，或是主流话语的产物，或者二者相融合的产物，总之，也是在寻找一条现实江湖与主流社会对立下的妥协道路而已，现实感是相当强的。

新武侠小说兴起于海外殖民地，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华人世界。为了招徕读者，淡化了江湖的现实主义阶级对立色彩，而强化了江湖的传奇诡异色彩，以刺激商业社会中人们不断变换的时尚和口味。从文本上看，这种传奇已不同于演史小说的历史传奇，它远承《山海经》、志怪小说，中接神魔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的路数，近承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之类作品。从中，我们看到了江湖由乡村、闾巷、绿林变成了仙山、海岛，读到了仿佛不是江湖而是海外西经，大荒南经。更有甚者，江湖已由地球扩大到宇宙空间，武侠与科幻相辉映。江湖中人赖以自下而上的技艺——武功，也由写实主义的冷兵器、拳脚一变而为法宝、凌空点穴、御风而行的超级幻术。这种光怪陆离的江湖其实正是商业社会不自觉的曲折反映。不自觉决定了此类作品质量不高，只能充当一次性消费品。但现实江湖社会的诡秘性无疑给作家们提供了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其怪异和传奇自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姑妄言之，姑且听之”的可信度。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此类作品，出于商业目的，有意识地对江湖社会的诡秘性作了放大化处理。其受众之广，也许更多的只具有文艺社会学上的研究意义。

但是，我们却不能用这样的眼光来看金庸。不错，金庸小说也写了不少荒诞的传奇，作为报人写小说，他首先得考虑读者量，传奇自然成了不可或缺的佐料。但作为文化人的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在传奇层面上做文章。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浸淫之深，对商业社会的人性了解之透，再加上现代人精神的洞察烛照，他的武侠小说，盖有所寄焉，他笔下的光怪陆离的传奇是上升到了象征层面上的传奇。甚至我们已不能简单地以武侠小说而目之。

当然，从一开始，金庸还并没有自觉地从象征层面上来写传奇，而是继承了演史小说路数，借历史写传奇。比之绘画，是工笔而非写意；比之书法是楷书而非行书，更非草书。早期的《书剑恩伊录》明显可见《水浒》的影响，红花会十几位当家的名号模仿《水浒》。侠士们的天地是实在的，武功是凡人化的，故事的外延拓展不大，是就事论事的。本来，红花会与乾隆之矛盾大有文章可做。乾隆是作为汉人去当皇帝还是作为满人去当皇帝，对红花会来说是如此大是大非的问题其实正可见出红花会“反清复明”的正义性的孱弱和悲哀。如果说《书剑恩仇录》只是金庸掩不住的才气无意触及了这样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主题，那么到了第二部《碧血剑》则有意加强了作者的寄兴。袁承志江山壮游，见到了明王朝、李自成、满清三家逐鹿问鼎，明王朝处处是在 “危邦行蜀道，乱世坏长城”，然而没想到的却是李自成“嗟夫兴圣主，亦复苦生民”，相比之下，倒是满清统治集团显得那么高瞻远瞩，雄才大略。其历史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而第三部《雪山飞狐》则写了胡、苗、田、范四大侠士的后人对待权力、财宝、友情、仇恨不同的态度。豪士、侠士如何因为宝藏而物化堕落为“江湖中人”。第四部《射雕英雄传》取材于民族纷争的历史背景，在国事艰危的情况下，清净无为的全真教教徒，最卑贱的乞丐团伙（丐帮），无职无权的草莽人物，居然担负起了民族大义。这样的故事也许不符合历史真实但却存在着历史本质的真实。它既是对历代尸居高位者的辛辣嘲讽，又是对历代“匹夫之有重于社稷者”（张溥《五人墓碑记》）的热情歌颂。而《神雕侠侣》分明是一曲人性的颂歌。元好问半阕《雁丘》词贯穿全书成为游离于民族纷争之外的真正的主题。“问世间，情是何物？”一方面是宋代理学如古墓派，如绝情谷，一方面是人欲人性如情花毒难除。情欲既产生了李莫愁、公孙止、裘千尺这等情魔，也演绎了杨过、小龙女、郭襄这批情圣。到了《神雕侠侣》，金庸小说的象征意味开始增强。自此而后，越来越自觉和得心应手。《白马啸西风》继续着“问世间，情是何物？”的追问，而《鸳鸯刀》则像是《倚天屠龙记》的前传或缩写，刀中所藏的无敌于天下的大秘密原来是“仁者无敌”四个字而已。《连城诀》在讲述什么是价值连城的道理：是金银珠宝、浮名权力还是侠义友情。至于《天龙八部》，分明是对苦海人欲的揭示与消解；《笑傲江湖》则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寓言；《鹿鼎记》整篇充满了文化批判精神。这些作品，形式是浪漫主义的，内容是传奇的，但它的本质却是更深层次上的现实主义（象征）。

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庸对那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江湖兴趣并不大，也无意为之作传。他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近现代社会的人性发展感兴趣。他要写的，其实正是纯文学所关注的问题，只不过借了一件传奇的袍子披着以贴近大众的阅读心理而已。在这点上，他有似于蒲松龄写《聊斋》，是寄兴多于实录，象征大于传奇。所以我们读到他的“满纸荒唐言”，却感到“自有其中味”。江湖帮派不再是会党教门而像主流社会中的政治派别，经济团体，文化单位，稀奇古怪、荒诞滑稽的江湖中人及其行为（诡异），其实也并非神仙妖怪，魑魅魍魉，而正是近现代商业社会和半殖民地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形形色色人性，尤其是畸形、病态形人格的反映。而一个侠士则完全可以看作是屈原、贾谊、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徐渭、李贽、龚自珍等等文士来读；至于武功的夸张描绘与人是“人剑合一”，技如其人，也被赋予了人格化特点。武功一失，顿成废人，更像一句象征的谶语。一套降龙十八掌可见郭靖、萧峰质朴、刚猛性格；一套黯然销魂掌也只有一生凄苦的杨过才会使；任我行的吸星大法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一统江湖”的口号；而天山童姥干脆就练“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九阴真经》到了黑风双煞手中只能练成暴戾凶残的九阴白骨爪；阴鸷乖张的辟邪剑法自然是岳不群之流的看家本领。尤其是一套套内功的修炼，更像是儒家的道德内省，道家的葆命全真，佛家的佛理证觉。其层次深浅正可见出人格的高下。

所以可以这样说，金庸作品以它的寄兴和象征改变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江湖，也改变了传奇层面的江湖，构筑了江湖文化新的含义，从而终于于改变了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状态。套用作家阿来的一句话：他的小说是一个游戏空间、情感空间、思想空间

回答2：

这一下怎么说的完？

回答3：

应该也借鉴过三言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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