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学校》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急求！！

【译文】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淫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淫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

学校是用来培养士人的机构，不过古代圣王设置学校的用意不止如此，还要让治理天下的手段都出自于学校，这样设置学校的意图才能得到完全实现。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朝廷会议、发布政令、尊养老人、抚恤孤儿、计检战功，以及出兵征伐之时检阅将士、审理重要案件时召集吏民、举行重要祭祀之时祭奠始祖等等这些事情都要在壁雍举行，而是无论朝廷之上，还是民间之中，都要经过学问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大家都有诗书中所蕴含的那种宽厚的气象。天子认可的未必对，天子否定的未必错，因此天子也不敢以自己的态度来判断是非，而把判断是非的任务交给学校的公论。所以培养士人固然是学校的职责之一，但是学校并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士人而设置的。
三代以后，天下事的是非对错完全由朝廷来判断，天子揄扬过的，大家就全都认为是对的；天子贬抑过的，大家就全都指摘是错的。文书、限期、赋税、司法、军政等等，全都交给庸俗的胥吏去处理，在这种风气之外，偶尔有稍具才干的人出现，也会认为学校这种地方不算什么要紧的事情，其实他们所说的学校，不过是为了科举考试而喧嚣争竞，一心想争取功名富贵，所以他们才能利用朝廷掌握的权势和利益改变了学校的本来意义，而真正具有才能的学问的读书人，往往从民间自行崛起，与学校压根就没有什么关系。说到底，学校就连培养士人这一点作用也失掉了。
于是学校一变而为书院。可是，书院中人认为不对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对的，并且加以表彰；书院中认为正确的，朝廷一定会认为是错的，并且加以摧辱。朝廷或者禁止所谓“伪学”，或者禁毁天下书院，都是用政治权力来与书院争胜。就连不肯出来做官的，朝廷也要施以刑罚，指责这些人“带领天下的士大夫背叛朝廷”。开始的时候，学校与朝廷没有关系，后来，朝廷跟学校事事相反。学校不但不能培养士人，反而成了迫害士人的场所，这样的话，朝廷还要沿袭前代的名目而设立学校干什么呢？
东汉的太学生三万人，敢于发表正直深刻的言论，即使是面对豪强，也从不隐瞒回避，朝廷的公卿大臣都畏惧他们的批评。宋代的太学生聚集到宫门之外，擂鼓上书，请求起用李纲。这两件事还算接近于三代的风气。如果当时在朝廷当政的那些人，认同太学生的是非判断，一定可以使盗贼奸邪们屈从于正气的权威，皇位得以安稳，国家能够保全。可是居然还有将太学生干预政事看成是衰世的表现，其实东汉之所以灭亡，正在于抓捕党人，而北宋之所以灭亡，则在于将陈东、欧阳澈编管，从而破坏了学校所致，怎么反而责怪学校中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