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宏观经济!

　　何谓宏观经济？
　　拙作《经济解释》发表后，不少同学要求我继续写宏观经济。一些同学说我只是个「微观」专家，不懂「宏观」；另一些替我辩护，说我写的关于通胀、货币、汇率等问题，很有两手，皆宏观也。究竟我懂不懂宏观经济自己也搞不清楚。数十年来我认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宏观与微观之分。让我在这里说一下我对「宏观」的学习过程，然后解释一下个人认为宏观经济究竟是何物。
　　作研究生时，教宏观与货币理论的导师是宾纳（K. Brunner，今已故），我上他的课，考他的试。当时他还没有大名，但同学们都认为是顶级的经济学者，其严谨思维天下无敌。宾纳离开加大后，举世知名。今天回顾，他是整个二十世纪的货币理论专家中最有分量的三几个之一了。
　　宾纳有一个学生，叫A. Meltzer，是我的师兄，也是宾纳发表文章的最佳拍档。一九六三年，这位师兄回到加大母校作学术报告，讲的是银根（base money）与货币供应的肯定关系。当时我在座，与一位同学步出讲室时，互相对望，一齐说石破天惊，是难得一听的重要报告了。今天西方所有国家都以调控银根来调控币量为黄金定律，而我可以作证，这定律出自Meltzer。师兄到今天还没有拿得诺贝尔奖，令人惋惜。
　　当年洛杉矶加大考四个经济学博士笔试，每试四个小时，必须考理论，微观与宏观同一试卷。理论试题五条，没有选择，通常是微观（价格理论）四题，宏观一题，可见当时的加大不重视宏观。我的价格理论读得用心，「微观」试题不放在眼内，担心的是「宏观」。
　　进入理论试场，考生只有七八个。打开试卷一看，宏观只一题（有时是两题的），于心大慰。细读该题，长的，懂得答，喜上眉梢。于是站起来，走到监考的教授面前低声问：「我要先到外边喝杯咖啡，可以吗？」他点头同意（这是美国考大试的情况，不懂的拿试题回家也答不出来）。十五分钟后回考室，胸有成竹矣。
　　考个第一不奇怪，奇怪是宏观那一题据说只有我一个答得对。后来传为佳话的，是从来不搞宏观经济的其中一个考官艾智仁，竟然发现我的「宏观」答案多了一条方程式！（看官须知，变量多少要与方程式的多少相等。）原来我是把两个数学模型组合，忘记了或不懂得减少一条。但多了是多余，答案的内容没有错。这样说，证明外人说我不懂数学有见地，但说我不懂宏观我却把懂宏观的同学杀下马来。
　　博士后，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第一时间当然是旁听佛利民的宏观经济与货币理论的课。融会贯通的大师果然不凡。教「宏观」，佛老用一套方程式，从头教到尾；另一个学期教「货币」，用的是同一套方程式，但倒转过来，从尾教到头。朋友，你听说过这样过瘾、这样精彩的教育吗？大师显然认为，学问是很简单的一回事。后来多次与佛老研讨宏观与货币等问题，而这些与宾纳所教的就是我所知的全部宏观经济了。
　　再后来卢卡斯杀进，提出了理性预期的分析。我没有跟进，因为忙于合约与交易费用的研究。行内的同事屡有问及我对理性预期的看法。我的响应，是经济学没有不理性的预期，同意预期会影响行为，但怎样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我有疑问。任何人预期什么我们无从观察，而如果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我们必须知道预期是以哪些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促成的。这样说，不是贬低卢卡斯——他是个顶级的经济学者，获诺贝尔奖实至名归。
　　六十年代中期起，宏观其实是微观的说法开始盛行，反映着凯恩斯的「宏观」走下坡，开始被遗弃了。（当年读凯氏的《通论》，不认为他对经济学有一等的掌握。）佛利民的课，与早些时宾纳的教导，使我意识到那所谓宏观，只不过是微观加上货币。不少经济学者也这样看（微观或价格理论的传统，是没有货币的）。
　　今天我有另一种看法：宏观经济只是处理一些价格理论可以处理但很少处理的现象。这些包括通胀、失业、国债、国民收入、汇率、对外贸易等。都与货币有关，所以微观「加上货币」成为宏观的看法没有错。传统的微观分析产出、竞争、垄断、价格分歧等，可以是完全没有货币的现象或行为了。
　　上述的与货币有关的宏观现象，当然可以用价格理论处理。多了货币是多了一种物品，起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而有了货币，所有其它物品一般是通过货币成交。只要加上这些，需求定律不变，局限条件的处理方法不变，微观的分析当然可以处理上述的宏观现象。
　　多年来，为了跟踪中国的经济发展，顺便提出一些建议，涉及宏观的现象我永远以价格理论入手。没有作过任何宏观与货币的实证研究，但价格理论的实证工作不断地做了四十年，遇到宏观的现象，兵来将挡，只拿出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这两招来处理。推断准确吗？慎重的或写下来的没有错过。
　　一九八一年推断中国会走的路不再说。一九九七年国内的经济学者非常悲观，我却在他们面前大声叫好（当时樊纲在场）。四年多前我说人民币是强币，没有一个人同意。三年前我说因为质量大幅提升，中国的通缩远高于政府发表的数字，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因而大幅地低估了。前年美国进军伊拉克，我对赞同的朋友说，如果不速战速决，拖下去，美国的债券会很麻烦，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九九六年我说香港会有十年以上的不景（当时很热，但我看不到后来的自由行与CEPA的发生）。
　　上述的每项推断都简单，用不着任何宏观的理论模式。后者新的我不懂，而三十多年前懂得的早就忘记了。

又来晚了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