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瑞典式的社会主义？

瑞典式社会主义考察

——读《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

吴 江

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南部的瑞典王国，在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
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称海盗之国，居民多为海盗及西欧国家流放的罪
犯及其后裔，其经济状况比1917年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落后得多。从1920年瑞
典社会民主党开始执政直到现在，虽然执政几度易手，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社会民主
党执政，在此期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把瑞典从一个落后国家建设成世界上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第二位的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位是瑞士）从社会福利来说，则
是第一位，标志着分配的社会化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以上是刚读到的《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中所写的（以下简称《考察纪要》）。
这篇《考察纪要》的作者杨启先同志曾于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进行考察，
其得到的总的看法是：“多年以来，对于瑞典式社会主义，我们不仅是一直视为异
端，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且时至今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仍然肯定的少，否定
的多。其实，这是不够公平的。如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除了
其在政治上的是非暂时还难以做出一般都能够接受的结论以外，在经济上，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无论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民生活的提高，还是
实现分配公平、社会公正、保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应有利益等方面，其成就都
是很大的。”

这篇《考察纪要》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而且标题写明是“迟到”
（即20世纪80年代的考察直到2002年3月才整理发表出来这表明关于走向社会主
义的瑞典模式至今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我看来《考察纪要》既然已经发表，而
且在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实无回避之必要，完全可以公正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和
评论，尤其在理论上。

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的历史背景及其理论表述

在理论上，还是应当从1848－1850年法兰西革命至巴黎公社事件以后的形势说
起。这就不能不多费些篇幅，然后再回到瑞典模式这个问题上来。俄国十月革命后
的很长一个时期，苏联的理论家们一直把巴黎公社说得神乎其神，把它奉为无产阶
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典范，事实上并非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以后的一
个时期，确曾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革命形势已经来临，因此积极为此从事活动。但
是经过1848—1850年法国革命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几次平安度过经济危机并且生
产力还得到长足的发展的事实，他们开始觉察到事情并不像他们原先估计的那样，
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马克思1850年在总结法国革命经验时就指出：“在资产阶级
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
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1所以当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工人阶级趁抗击外敌
反对“资产阶级投降行为之际举行起义并采取社会主义措施（主要领导者为拉萨尔
派和蒲鲁东派）时，马克思并不赞成，认为时机并不成熟，但当巴黎工人起义发动
起来以后，马克思不是泼冷水，而是热情支持并歌颂巴黎工人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
气概，认为工人阶级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同时
还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工人阶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不少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性
意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工
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渍的资产阶级社会本
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2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社会主
义社会能否实现，完全要看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如何而定（主要是
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政治民主化以及整个文明达到足够的水平）。

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的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及进一步研究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导实际运动的责任大部分落在恩格斯的肩上。1883年马克思
逝世，恩格斯的责任自然更加重大了。直到现在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毫无
疑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

十月革命和列宁逝世以后，我们又从苏联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
这个提法实际上淡化了恩格斯（虽然没有否定恩格斯），我想，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
他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提法。《考察纪要》的作者告诉我们，他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人口
中听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提法，我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总不能将马
克思和恩格斯分开啊！“列宁主义”是另一回事，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要讲到，这里
要说的是，伯恩斯坦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如何在运动中贯彻他们的主张，这是恩格斯
一生中最灿烂的一页，在他最后几年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

正像我的朋友徐琳主编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一书所指出的：1870年巴黎公社
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曾一度转人低潮，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工人运动才逐
渐活跃起来，马克思主义才得到广泛传播，在这个基础上，欧美许多国家——丹麦、
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意大利、挪威、奥地利、瑞典、瑞士、匈牙利、德国、英
国、法国、美国等，先后成立了工人政党，这时的工人政党多定名为社会民主党、
社会党或工人党，没有定名为共产主义政党的。这也和恩格斯当时的观点有关。1894
年2月恩格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
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地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
际上它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3这个问题还有一段历史，这里不赘。1898年7月，
由恩格斯倡议：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带头，召开有 22个国家的工人政党
参加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就是被后人称之为“第二国际”的组织。其实
这个组织完全是松散的，并没有任何领导机构的设立（此前被后人称为“第一国际”
的国际工人协会还设有一个总委员会），连定期集会的制度也没有，各国党确认以马
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思想基础，但都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说到这时候的指导思想，
就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l894年（即他逝世前一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这篇文章提到他们自1848年以来对革命形
势估计的错误时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
幻想。”“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
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时恩格斯根据当
时的条件，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新的经验，重新考虑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
着重提出工人阶级应当把利用普选权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
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
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同时声明，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
的革命权（恩格斯说明：这当然包括暴力革命权在内——吴按），须知革命权总是唯
一的真正历史权利”4

恩格斯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人之一李卜克内西这样评价恩格斯：“他
既是指路人，又是带路人，既是领袖，又是战士。在他身上体现出了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5历史证明这个评价是完全公正的。

恩格斯逝世前后数十年，资木主义处于平稳发展时期，欧美各国工人政党也大
多处于公开活动时期，能够径直利用普选权这一武器。进人了20世纪，资本主义重
新遭遇危机，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造成“第二国际”的大分裂——
出现了所谓“保卫祖国”派和“变帝困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派的对立。后者
是列宁提出的主张，当时除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外，从1918
年到1923年，芬兰、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也都相继爆发了
革命并取得了短暂的局部的胜利，但最后都归于失败。唯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
了胜利。于是产生了“列宁主义”的称呼（这是列宁逝世后的事情），并有“第二国
际”和“第三国际”的对立。从此，就有“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第二
国际正统派）两个派别。随之，也就有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

这里不谈上述两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其中反对修正主义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也
不谈苏联社会主义和基本上属于同一模式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得失及其获得
的经验教训，这些，在中国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获得成功和苏联解体似后，人们已经
谈得很多了。这里只想概括地谈一谈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也只能算是引言
（因为这里也不是专谈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需要另写一篇专文）。世界大战后，
1919年成立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23年“第二国际”恢复活动，并改
名为“社会党国际”。从这时起，西欧工人运动就形成了这两股势力：即共产党与
社会民主党、社会党之间的对立，但优势和主要影响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方面，
因为它们不但吸收了绝大部分工人，而且其理论和活动比较适应于资本主义国家中
广大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的心理，资产阶级也比较能够接受。且不说这两股势力之
间又斗争又合作（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合作曾是主要的）的复杂情况，就是社会党
国际范围内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本身也很复杂，
它们除了一概否定暴力革命和一般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以外，各党的主张并不完
全一致。初时大致还能奉行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由恩格斯指导制定的德围社会民
主工党的纲领，后来则是各走各的路：有的比较激进，有的比较温和；有的党继续
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有的党则放弃了这一旗帜而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马克思主
义也在其内），并主张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多种途径；有的尚称自己是工人阶级政党，
有的则称自己是人民的党或民族的党；有的主张同本国共产党合作，有的反对这种
合作，等等。一些党曾不止一次地改组或重建，其倾向也前后不同。但是总的说来，
1951年社会党国际重建时发布的宣言大致可视作是一种代表性倾向，这个宣言说：
“不管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还是建立在
其他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的启示，或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
为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个目标就是一个社会公平分配、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
的制度。”这里没有明确写明奋斗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但是2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
成立宣言》曾是肯定这一目标的，并说明：“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们从对占有
或控制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它的目的是要把经济权力交给全体人
民，进而创造一个社会，使自由人能以平等的地位在社会中共同工作。”

所以，总的方面是不是可以说：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或称“社会民主主
义运动”，都一样）是在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十月革命不同的道路）
呢？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培育社会主义新因素，以便渐进式地（由量
的积累到部分质变再到最后质变）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社会新形态来呢？我看可以
这样说。当然，这种创造往往是试验性的，不会步伐整齐或呈直线上升趋势，随着
形势的改变或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会有反复，有时前进，有时又后退。但有一个特点：
即已经前进了的阵地即使在后退时也往往不会再全部丧失掉（例如：关于福利政策
和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这里我举出两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一个是关于英
国工党从1945年开始进行的一场改革；另一个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考察纪要》向
我们介绍的瑞典模式。

关于英国1945年开始的那场改革（被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
这里只简要地说几句。那是在二战后西欧资本主义残破不全的情况下由英国工党领
导进行的一场社会结构改革，主要措施是：矿山、发行银行、交通运输、地方供应
企业及钢铁生产等实行国有化，即属资本主义国家所有，使经济领域中的国有成份
达到20%；通过级差明显的累进所得税，使总收人的2/5通过税收由国家实行再分
配；采取所谓“全民福利”的方法，对所有人实行疾病、事故、年老、伤残、失业、
生育、死亡等广泛的保险，并对所有的人提供免费医疗。1948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宣
布：英国已成为“福利国家”。从此，“福利国家”之名流行起来。根据确实的材
料，当时斯大林同英国工党左派拉斯基的一次谈话，甚至承认这种改革可能是通向
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一（因此，1951年苏共曾帮助英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过渡的纲领），
但是另一方面，或者说是更重要的方面，这种改革同时又使当时破败不堪的资本主
义秩序得以稳定下来（按：此项改革当时是经美国默许并由美国资助进行的）。

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民主达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时都不带警卫。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上街。1988年，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也是社民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时被刺身亡。自此以后，才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贡献，但身后并未有纪念堂、纪念碑之类，坟墓也并不豪华，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瑞典社民党是执政半世纪的大党，中央党部仅60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补贴。所以党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必须代表民意。就是对外活动，也以平等为原则，外国代表团去瑞典，团长和团员同一规格，只是团长多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室。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也有违法乱纪的，但舆论监督很严，一经揭发，立即依法处置。

以上都是出自《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作者杨启先，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考察，并曾在回国途中，邀请我国驻法大使馆几位官员座谈，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直到2002年才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说，这份考察报告竟“迟到”14年之久！如果没有吴江先生的评论，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瑞典式的社会主义。
(from duwo.net)
更重要的是《考察纪要》的结论。在马克思身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1883－1895），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列宁从1905年起即反对第二国际，1919年又倡议成立第三国际。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作法迥异，究竟谁是谁非？《考察纪要》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主要代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因此有瑞典式的社会主义，而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多是落后的专制的国家，因此倾向武装斗争……

由此看来，从前被指斥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倒是不声不响、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曾轰轰烈烈，并取得某些重大成就，可是所付代价太惨重了，而且难以为继。中国改革较早，成效显著，但因政治改革滞后，后遗症较多；俄罗斯改革较迟，震动较大，今后的发展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管怎样，今后的改革，都可从瑞典这类国家中借鉴。何况瑞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友好。承认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更便于双方的合作。

吴江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78年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他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20多年来继续就马克思主义认真探索，正本清源，纠正了历来流传的许多谬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吴江论集》是从他多种著作中选集的精华，更值得重视。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中国、蒙古、朝鲜、越南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世界上还有五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是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如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斯里兰卡、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瑞典等。

瑞典在19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1920年，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1924年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1932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快，竟连续执政44年，直到1976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20多年中，仍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民主达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时都不带警卫。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上街。1988年，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也是社民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时被刺身亡。自此以后，才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贡献，但身后并未有纪念堂、纪念碑之类，坟墓也并不豪华，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瑞典社民党是执政半世纪的大党，中央党部仅60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补贴。所以党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必须代表民意。就是对外活动，也以平等为原则，外国代表团去瑞典，团长和团员同一规格，只是团长多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室。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也有违法乱纪的，但舆论监督很严，一经揭发，立即依法处置。

以上都是出自《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作者杨启先，1985年和1988年两次赴瑞典考察，并曾在回国途中，邀请我国驻法大使馆几位官员座谈，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直到2002年才发表在一份“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说，这份考察报告竟“迟到”14年之久！如果没有吴江先生的评论，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瑞典式的社会主义。
(from duwo.net)
更重要的是《考察纪要》的结论。在马克思身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12年之久（1883－1895），并于1889年成立第二国际。列宁从1905年起即反对第二国际，1919年又倡议成立第三国际。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作法迥异，究竟谁是谁非？《考察纪要》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主要代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因此有瑞典式的社会主义，而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多是落后的专制的国家，因此倾向武装斗争……

由此看来，从前被指斥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倒是不声不响、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曾轰轰烈烈，并取得某些重大成就，可是所付代价太惨重了，而且难以为继。中国改革较早，成效显著，但因政治改革滞后，后遗症较多；俄罗斯改革较迟，震动较大，今后的发展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管怎样，今后的改革，都可从瑞典这类国家中借鉴。何况瑞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友好。承认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更便于双方的合作。

吴江先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78年著名的真理标准讨论，他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20多年来继续就马克思主义认真探索，正本清源，纠正了历来流传的许多谬误，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吴江论集》是从他多种著作中选集的精华，更值得重视。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中国、蒙古、朝鲜、越南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
目前，世界上还有五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是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如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斯里兰卡、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瑞典等。

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中国、蒙古、朝鲜、越南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