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附录四

怀念历史系的老师们
文 / 张寄谦褚继善 王宪铨 齐世荣
我们都是清华历史系40年代的“老学生”，虽然已经离开母校多年，但是对当年在清华园学习的情景仍有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怀念那些曾经教导过我们的老师们。
首先要提的是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他是一位中西兼通的历史学家，给我们讲授殷周史、秦汉史以及西洋中古史等。上课铃响，雷先生会准时推门进来；下课铃响，又正好讲到一个段落。他上课从不带讲稿、提纲，只带两支粉笔，所有人名、地名、年代、参考书都随手写在黑板上一字不差。他在参考书目中让我们读小说，说了解一个时代，仅凭历史事件不够，还要懂得它的文学、哲学等。
历史系与中文系合聘的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从那以后就一直在清华执教，是我国文史学界的一代宗师。我们上三年级时，他开设了隋唐史研究，在新林院自己的住宅中辟出一个房间作教室。做毕业论文时，张寄谦请先生担任导师，当时陈先生已双目失明，但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力，仍指挥助手查阅古籍，进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史的研究。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门必修课是国际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和蒙古史专家邵循正先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那时邵先生的体质甚为虚弱，但对教学非常认真。他极有见地地为我们分析了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对国际事务的无知，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时，故意使用意义含糊不清的辞句，为以后扩大侵略设埋伏，甚至私自添加内容，对清政府进行欺诈。他还深刻地分析了各列强在侵华利益中的矛盾与勾结。
明史专家吴晗先生给我们授课时，没有讲明史，而是讲了宋史。他用“以历史为镜子”的学风，延续着西南联大教师讲课联系时事的传统，不时地借分析两宋弊政，对蒋家王朝加以抨击。当时吴先生已准备去解放区，他在西院住宅里经常以打桥牌为名，约请邵循正、钱端升、钱伟长等先生谈时事。1948年校庆后，他便去了西柏坡。当时丁则良先生也在专攻宋史，不过没有给我们讲课。
时近1948年，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孙毓棠先生从美国归来。听老同学讲，孙先生上中国通史课，能在黑板上手画一张十分漂亮的地图。此时孙先生的兴趣已转向中国经济史，后来为经济系和历史系合开了中国经济史课。
那时，世界史课程的阵容也非常强。教西洋上古史的是噶邦福(JohnJanGapanovich)先生，他用带有浓重俄国语音的英文，给我们讲希腊、罗马的兴衰，听起来颇让人发思古之幽情；教西洋中古史的还有一位饱学的孔繁鬻先生，听上过孔先生课的余绳武同志讲，孔先生让他念德文参考书，念得他都感到身体吃不消了；西洋近代史是刘崇?先生讲授，他为人温文尔雅，讲授扼要简练、条理清晰，经常以自己治史的得失教导同学，向同学们倾谈自己的理想。
1948年陈寅恪先生离开以后，历史系从外语系聘请周一良先生接替讲授中国中古史。另外，清华历史系一向重视日本史的研究，周先生还兼任了日本史的课程，他对日本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比日本学者超脱，很引人入胜。此外，历史系还曾聘请从美国回来的何基先生教世界现代史。
在清华历史系学习的几年中，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之路。50年代院系调整后，清华历史系不复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才重新复建。我们殷切希望历史系的师生继承前辈们“中西交融、古今贯通”的学术传统，把历史系办出特色，办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