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是有评价的，只不过不在这一篇，在《公冶长》。当时鲁国有个贵族叫孟武伯的曾经问孔子：子路、冉有和公西华是否“仁”。孔子的回答是，子路可以负责千乘之国的兵役和军政，冉有可以当邑县的长官和大夫的管家，公西华可以当外交官和主持人。至于他们是不是“仁”？不知道。此外，同为《先进》篇，还记录了孔子与季子然（可能是季孙家的人）的对话。这人问孔子，子路和冉有算不算“大臣”？孔子回答说，他们两个，可以算是“具臣”。意思也很清楚：不算“大臣”。
把这几条材料放在一起，孔子的看法就很明确了：他肯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能力，而且说法和他们的自我评价一样，但对他们的境界有保留。什么是“具臣”？就是有工作能力的臣僚。什么是“大臣”？孔子的定义，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以大道和正义来辅佐君主（包括诸侯和大夫）。如果行不通，就辞职。显然，子路和冉有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孔子不承认他们是“大臣”。也所以，季子然又问了一句：那他们会一切都顺从老板，是老板的跟屁虫吗（然则从之者与）？孔子说，杀父弑君的事，倒不会跟着干。这就很清楚：子路和冉有，有工作能力，能够治国齐家；有道德底线，不会弑君杀父；但还没有达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最高境界。
这是子路和冉有。公西华呢？也是个有能力的，尤其擅长外交。据《论语雍也》，公西华曾出使齐国。公西华走了以后，冉有就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小米（请粟）。这个“请粟”是要还是借？不清楚。冉有为什么能向孔子“请粟”？因为擅长理财的冉有，这时是孔子的大管家（宰）。他是先当孔子的宰，为孔子理财，然后才当季康子的宰，为季康子理财的。冉有“请粟”，孔子怎么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与之釜）。冉有请求再加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二斗四升（与之庾）。结果呢？冉有给出的小米，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与之粟五秉）。孔子就不高兴了。孔子说，阿赤出使齐国，坐着高级轿车（乘肥马），穿着漂亮衣服（衣轻裘）。君子“周急不继富”，只可雪里送炭，哪能锦上添花？
此事是一个疑案，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比方说，公西华出差，为什么要孔子给钱？他出的究竟是公差（替鲁君办事），还是私差（替孔子办事）？公西华“乘肥马，衣轻裘”，他的母亲为什么还没钱用？公西华家里缺钱缺粮，他自己为什么不说，要冉有去“请粟”？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争执不下。我认为，公西华出的是公差。他“乘肥马，衣轻裘”，是鲁君给他的待遇，也是为了鲁国的体面。但公款不能私用，公西华也不能把鲁君的钱给母亲，或者让母亲和自己一样“乘肥马，衣轻裘”。挪用公款是不忠，母亲没钱是不孝。忠孝不能两全，公西华只能如此。冉有却认为，一个人在外头风光体面，家里也不能穷兮兮的。可是这话并不能去对鲁君讲，也就只好向老师要钱。孔子认为冉有的要求有一定道理，就批准了六斗四升再加二斗四升。冉有呢？觉得这么一点小米，并不能使公西华的母亲也和她儿子一样体面，就自作主张给了一大笔。这就和孔子的想法不同了。孔子认为，即便是慈善事业，也不是这么做的。何况冉有的做法，还是慷他人之慨？
事实上，就在“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这一章后面，紧接着就有一条相关记录，也在《论语雍也》。这记录说，孔子有个学生叫原思。原思就是原宪，字子思，生于公元前515年，比孔子小三十六岁，“黄埔三期”的。这人是个贫困生。如果说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富的，原宪就是最穷的。公西华家里没钱，那是相对他在外面的风光而言。原宪却是真穷，穷得叮当响。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孔子让他做了自己的管家（应该是在冉有做了季康子的宰之后），并给他“粟九百”。九百什么？斗？升？斛？石？不知道。但孔子的俸禄是“粟六万”，九百也算不少。可是原宪不要。孔子就说：你不要拒绝。自己不吃，也可以给乡亲们嘛！可见孔子并不小气，但有原则。该给就给，该多少就多少，不该就不给。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姑妄言之。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三点。第一，孔子的生活水平至少是小康，否则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学生。第二，孔门有如大夫的家族，有老板（孔子），还有管家（宰）。第三，孔门师生关系不错，有如家人。学生帮先生管事，还多少有一点自主权。同学之间，也像兄弟，连同学家里的事都管。
这就是公西华的情况。公西华达到了最高境界吗？也没有。孔子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仁。孔子对公西华的评价是什么？和子路、冉有一样，也是“不知其仁也”。其他学生呢？孔子没说，估计也不算。因为在孔子看来，就连他自己，都达不到。孔子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圣和仁这两种评价，我是不敢当的。孔子都不敢当，就别说是学生们了。
有人说，孔子这话是谦虚、客气，不能当真。因为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后面，还有孔子的自我评价──要说我这个人“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倒还差不多（可谓云尔）。于是人们就想：孔子，不会只是学习不厌烦、育人不疲倦？孔子的境界，也不会仅此而已？可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是谦虚。
孔子是谦虚吗？未必。实际上“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个评价并不算低。所以公西华马上就接了一句：这正是我等学不来的（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当然，公西华也可能是拍马屁。但不管怎么说，孔子自己不算“仁”，学生们也就算不了，包括曾皙。
那么，孔子欣赏曾皙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曾皙这个人，在孔门弟子中，远不如他儿子曾参重要。他在《论语》中，也就出现了一次。按照孟子的说法，他也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孟子说，孔子最欣赏的，是“中行之士”，叫做“中道”。次一等，是“狂放之士”，叫做“狂者”。再次一等，是“狷介之士”，叫做“狷者”。最次一等，是“好好先生”，叫做“乡原”（也叫“乡愿”）。中行之士不偏不倚，中规中矩，合于中庸之道，最好。狂放之士积极进取，但志大才疏，次之。狷介之士洁身自好，但消极无为，再次。好好先生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同流合污，看起来还无可指责，最坏，简直就是贼害道德的人，即“德之贼”。曾皙，就是第二等的狂放之士，即“孔子之所谓狂”（《孟子尽心下》），孔子怎么会十分欣赏？但如果孔子并不欣赏，请问他那个“吾与点也”又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没人知道。就连曾皙自己，大约也一头雾水。下课以后，他故意落在后面，问这问那，就因为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单单夸他。可惜曾皙不敢直接问，孔子也不直接答。说了半天，还是不清不楚，惹得后人乱猜。从朱熹开始，就各种说法都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倒是比较赞成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孔子也许不过“一时赞叹”，未必有什么深意。但要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怕也不是。意思嘛，应该还是有一点的。事实上，即便曾皙本人不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他那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愿，孔子还是真欣赏。所谓“吾与点也”，既是孔子“一时之赞叹”，恐怕也是他“由衷之赞叹”。
这就有点意思了。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就是“乐”。
乐，是孔子学说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孔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乐”。孔子有句名言，叫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和学问，知道不如喜欢，喜欢不如快乐，快乐是最高境界。为什么？孔子没说，但可以从他的另一句话去猜。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还有一句话也可以做参考，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己，就是自己；人，就是别人。为己，就是为自己；为人，就是为别人。同样，求己，就是求自己；求人，就是求别人。所以这两句话，就可以理解为“为人不如为己”和“求人不如求己”。
这就很难被某些人接受。孔夫子，大圣人，怎么会说这种“自私自利”的话？于是后世的一些儒生，便千方百计来做一些曲里拐弯的解释，比如把“求”解释为要求、责备。其实，如果我们把这话界定在学习的范围内，就完全正确。人，为什么要学习？归根结底，在为了自己。往小里说，是为了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谋生；往大里说，则是为了自己能够堂堂正正做人。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自食其力谋生，正是堂堂正正做人。谋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替代不了。做人，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也管不着。为了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地活着而做人，这是君子；为别人活着，做给别人看，这是小人。这就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自己，也就只能靠自己。所谓“求诸己”，就是靠自己。所谓“求诸人”，就是靠别人。别人和自己，谁可靠？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说法，比那些酸腐文人的解释好。
读书学习做学问，既然是为了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那就必须快乐。因为学习的目的，原本就是人的幸福。如果这幸福的表现形式居然是痛苦，那它还是不是幸福，就成了问题。何况在孔子看来，学习是终身的事。如果学习是痛苦的，岂非让人痛苦一辈子？实际上，孔子一直都在强调快乐。《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这也是一句历来说不清的话。时，是按时，还是时时？习，是练习，还是复习？有争议。但学习应该快乐、愉悦，则是肯定的。其实你看孔子的教学，比如他和学生之间的讨论，是何等的快乐。他的课堂，简直就是“快乐大本营”。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更不主张“头悬梁锥刺股”。我的口号是：如果所有的学校和课堂都充满快乐，中国的教育就真正成功了！
学习是快乐的。谁在学习中快乐，谁就是孔子的好学生。曾皙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他至少是快乐的，或者认为快乐是重要的，所以孔子赞成他。但是，如果既像孔子一样好学，又像曾皙一样快乐，恐怕就非成为孔子最钟爱的学生不可。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颜回。颜回，字子渊，所以也叫颜渊。他生于公元前522年，卒于公元前481年，比孔子小三十岁，“黄埔二期”的。颜回经常受老师表扬，最讨孔子喜欢。而且，孔子表扬他的话，都很过头。比如前面说过，曾经两次有人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都回答“有颜回者好学”，还说颜回一死就没有了，好像别人都不是他的学生（分别见《论语雍也》和《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还说，他的学生当中，只有颜回能够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也就是长时间地不违背仁德。至于其他学生，顶多撑他十天半个月（《论语雍也》）。好家伙！幸亏颜回只是“不违”，还不算“达到”。否则，他连老师都超过了。
颜回为什么讨老师喜欢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好学、听话、善悟等等。但我以为，颜回的“乐”，恐怕是重要原因。孔子曾经这样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箪，就是盛饭的竹篮；瓢，就是舀水的瓜瓢。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也就是生活极其贫困简单。这是许多人都忍受不了的（人不堪其忧），只有颜回“不改其乐”。穷开心吗？喜欢住贫民区吗？当然不是。颜回之乐，显然不在箪食、瓢饮、陋巷，而在谋道、读书、做学问。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治学悟道，颜回就快乐。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无所谓。这就叫“不改其乐”。其，就是颜回的。其乐，就是颜回自己的、本来的、固有的乐。所以，颜回“不改其乐”，就意味着他把学问和道德本身当作了快乐。这就是谋道治学的最高境界了。难怪孔子要像唱咏叹调一样地夸他：贤哉回也！贤哉回也！
孔子不但夸颜回，还要当着别的学生夸，和别的学生做比较。比如我们前面就说过，孔子曾经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个更强。子贡这人乖巧，马上就说颜回比阿赐强多了，结果孔子大为高兴。孔子甚至替颜回抱不平。他说，颜回的学问和道德都好啊（回也其庶乎），可是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屡空）。阿赐不守本分（赐不受命）去做生意，投机取巧，却一猜一个准（亿则屡中），次次发大财（《论语先进》）。这话恐怕有问题。颜回自己都“不改其乐”，您老人家着的哪门子急？安贫乐道固然好，经商做官也不错嘛！想当年，您老人家想回国，不就是子贡和冉有在张罗吗（请参看《史记孔子世家》）？子贡不挣钱，冉有不做官，大家都学颜回，您老人家周游列国，谁赞助呀？您老人家打道回府，谁帮忙呀？
所以，孔子夸颜回，就有人服，有人不服。谁不服？子路。据《论语述而》，有一次，孔子当着子路的面对颜回说：有人用，就做官（用之则行）；没人用，就归隐（舍之则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俩（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一听就不高兴了。子路说：先生如果行军作战，又和谁一起（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当然明白子路的意思，就反唇相讥说：反正不和空手打虎、赤脚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一起！
哈哈！这可真是好玩！你看这哪像圣人和圣徒对话，简直就是小孩子吵架斗嘴。但我读《论语》，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场面。我也和李泽厚、李零先生一样，最喜欢子路和子贡。他们一个有勇，一个有谋，就像李逵和吴用，实在是爱煞人也！事实上，子路的话是有道理的。您老人家总是夸颜回，请问做事靠谁，用钱靠谁，平治天下保家卫国又靠谁？
但孔子的话也有道理，那就是子路的有勇无谋不可取。孔子其实也是喜欢子路的。他曾经这样赞美子路：穿着旧袍子，和穿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心安理得毫无愧色的，也只有阿由？别人阔气不嫉妒，自己贫困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子路难得一回表扬，就老念叨这几句。孔子又说，不过如此，念叨什么（《论语子罕》）？这就是敲打了。孔子为什么总是敲打子路？就因为子路太冲了，危险！他担心子路会出问题。据《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像阿由这样的，恐怕不得好死（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这话，原本带有开玩笑的意思。当时孔子和四个学生在一起谈话。大孝子闵子骞恭恭敬敬，一脸的严肃；冉有和子贡谈笑风生，快快活活。子路呢？“行行如也”（行音航去声），也就是愣头愣脑，罡罡的。孔子就说了这句玩笑话，没想到却不幸成为事实。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了内乱，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弟子多仕于卫”（《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孔子非常担心。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孔子说：阿柴是会回来的，阿由可是死了（柴也其来，由也死矣）！柴，就是高柴，字子羔或季羔（柴是一种羊，柴羊），“黄埔二期”的，比孔子小三十岁（或四十岁）。他个子很矮，相貌较丑，智商不高。据《论语先进》，孔子对他和子路的评价，是高柴愚笨（柴也愚），仲由鲁莽（由也）。结果，矮小愚笨的高柴回来了，强壮英武的子路牺牲了，而且死得很悲壮，很惨烈（请参看本章第三节）。孔子的心里，真是很难过。
子路壮烈牺牲，是在孔子七十二岁那一年。这时，孔子的状况和心境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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