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夺取全国统治权以后，又根据当时战略形势，对国家的政治组织进行了创造性的设计，采用“封邦建国”之“封建”政体，规范和建立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秩序，使周天子“天下共主”之名分得到强有力的制度保证。此后，《尚书·禹贡》将整个天下分为“五服”，《周礼·夏官司马》又把天下分为“九服”，“服事说”等距离划分王朝统治层次尽管有理想化的倾向，但它却说明了中国古代单一政治核心存在的事实，同时也反映了王权由核心逐步向四周扩散的政治结构。春秋时虽列国争霸，但其共同旗帜是“尊王攘夷”，争夺最高权力，维护大一统，五霸更替也只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已。战国七雄争战对峙，实际上是为更加强大的政治中心的出现做了准备。反映于思想界，春秋战国以来以儒、法、道、墨为代表的各家虽政治观点不同，但追求统一则是相同的。至秦灭六国，一扫六合，“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又远远超过西周分封制下的天下一统，从此，中国历史真正建立了空前的多民族统一大帝国，实现了具有政治意义的大一统。
历史演进的实际过程佐证并坚定了思想家们的大一统信念。而紧随政治大一统之后文化正统的建立(如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又反过来使人们不断完善这一观念。到了汉代，公羊学派已借助经典，认为大一统是儒家经典《春秋》的最重要思想，并竭力为其涂上神圣的光环，使“大一统”名副其实地成为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如《春秋》的第一条记载是：“元年，王正月”，以大一统思想作为自己政治理论主题的《公羊传》的作者就认为这一记载大有深意：“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在其看来，一切事物都应统一于王，这才叫一统，而《春秋》开宗明义提出这个原则，就是“大一统”，即以统一为“大”。也就是说，天下有“王”，乃是大一统局面的理想形式,天下无“王”，也要尽一切努力以维系一统的秩序，至少也要在变通的形式下实现一统。比如在周天子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依靠各个诸侯霸主来维系天下一统的等级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倡导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牢牢地树立起大一统的观念。董仲舒曾对大一统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定义，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又说：“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意思就是说，天子首先应该“正心”，进而“正朝廷”、“正百官”、“正万民”、“正四方”直到四海“皆徕臣”，才算实现了由天子统领下的包括“四夷”在内的天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大一统已经是永恒的自然法则在人世间的体现，对人类现实政治起着规范作用。
如此，统一不仅仅是中原要统一，而且应是“抚有四夷”的统一，不仅王天下者要将“四夷”作为一统的对象，而且“四夷”之民盼望王者的一统，也与中原之百姓一样迫切。在盐铁会议上，代表政府的大夫就宣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又说：“王者包含并覆，普爱无私，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因为，中原百姓和边疆百姓就其作为“民”、作为“臣”而言，并没有什么区别。汉武帝为坚持出兵闽越，也曾派人向刘安解释说：“汉为天下宗，操生杀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印(仰)治”。可见，积极经营边疆，将“四夷”纳入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天子的道义和责任，所谓“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又是与维护国家统一这一最高目标契合的。因为，既然天下是一个有华夷等级秩序的天下，是一个有中心和边缘之别的天下，则“一体”就不能只是松散无序的一体，而必须是在政治上推行中央集权，在文化上以华夏文化(中原文物制度)为本位和中心的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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