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且历史底蕴深厚的国家，许多朝代、国家在这片土地上交替称霸。因此，在一次次的战乱和重建，一次次的皇位交替中留下来了数不胜数的瑰宝。与史料结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流传下来的物件去真实了解到某一段时期的艺术风格、工艺水平以及时代特征。这也是考古学家们积极追求的，在面对来之不易的珍惜文物时，他们心情激动之余，在考究时无不慎之又慎、力求完美，尤其是在所处时代方面的考究，更是力求完美。有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遗迹，初步研究后就震惊整个考古学界，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是迷雾重重，它就是三星堆遗址，神秘而又令人苦恼。
三星堆能够从地下被发掘，真正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其过程是非常曲折且漫长的。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淘沟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坑玉石器，找到宝物的他大喜过望，而且根本不遮掩，于是关于地下埋着玉石的消息不胫而走。在1931年春天，此消息传到了在广汉县英国传教士董笃宜的耳中，他非常敏锐，立刻就意识到这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于是马上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同时还将能够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由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收藏研究。
三年后，华西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做完一切前期准备工作，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长罗雨仓主持，在发现玉石器的周边进行了十天的发掘。收获颇丰，后来葛维汉根据手头拿到的文物和现存资料整理出了《汉州发掘简报》。本来发掘工作一片向好，接下来需要大部队才能进行工作，但遗憾的是，根本没有后续，在葛维汉之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几十年的沉寂后，三星堆才再一次进入考古发掘中。不过当时的人们显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规模之大，他们将两个部分的遗址分别命名“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认为互不相干。 到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它们其实是同一片历史遗存。
到了八十年代，三星堆发掘活动呈井喷式爆发，不但次数多，时间还长，前前后后能有二十年。其中最重要的当属1980年至1981年的一次，这次考古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达到上万件，不但数量多而且意义重大。也就是在这次考古发掘后，这片遗址代表的独特文化种类正式得名为“三星堆文化”。
后来又发现了三星堆古城遗址，那个神秘时代的面貌逐渐丰满充盈。考古学家们也很快意识到三星堆文化（除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外）不仅仅只是某个时代节点的留存，而是一个拥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一个与华夏文明完全不同的古代文明。
考古学界激动万分，认为马上就会有一个以前从未有人涉足过的领域出现，一个在过去完全没有任何留存的历史时代将重见天日。考古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人们都在期盼那一天到来。但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结果，迷雾依旧未解。
三星堆文化之奇之绝，在一开始让考古学者热血沸腾，但也正是因此，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实在是很难全面认识和研究。首先就是两个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妙怪异的神像从未见诸于史册，根本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资料可以对照研究，学者不得不主要借助中原文化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来探索三星堆遗物的风貌和涵义。
其次就是巴蜀文化的构成十分繁多，文化生态系统和民族源流都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不但本身在这一地区的族群就有不同民族的祖先，而且长时期的民族交往、迁徙与文化振荡，让学者很难在没有大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理清头绪。
三星堆文化都是全新的，以遗迹和实物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古蜀城邦体系和森严的古蜀王国体系。但我们在古蜀王国体系方面的认识仅有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再到蜀王世系，根本无法为它找到史学上的坐标定位。
最后就是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的考古发掘，仅仅是找到了青铜文明的源头以及流向，但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其异变和演化痕迹难以考证。
也许在未来，学者们可以给三星堆文化找到一个准确的定位，揭开其神秘面纱。我们能够有幸见到一个全新的古代文明世界，里面多的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只能静静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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