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寓言在五四时期获得独立文体地位。
“寓言”一词最早见之于《庄子》
“寓言”这一概念在当时尚不是指一种特定的文体,而是指借他人所说的话。此后,人们对寓言概念作了许多宽泛的理解,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称谓。1917年,茅盾整理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至此,中国学术界对寓言文体的称谓取得了统一。寓言起源于民间,受到神话传说的直接影响。
我国的寓言就文字记录而言,大约产生于先秦时期。春秋战国时代,请子百家纷起著书守说。他们在言谈论辩小大量引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庄子》中的《望洋兴叹》、《列子》中的《杞人忧天》、《韩非子》中的《买椟还珠》、《吕氏春秋》中的《唇亡齿寒》及《战国策》中的《南辕北辙》等都成为妇孺皆知的寓言故事。先秦时期是中国寓言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但从文体角度看,寓言在当时还属于散文的附庸,并未取得独立地位。
两汉时的寓言代表作基本包含于刘向的《说苑》、《新序》,刘安的《淮南子》等著作中。如《叶公好龙》、《螳螂捕蝉》等都是这一时期脍炙人口的佳作。两汉寓言在艺术成就上逊于先秦,劝诫性比较突出。
魏晋南北朝邯郸淳的《笑林》开创了后世笑话体寓言的先河。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小说中也包含丁一些寓言。印度的佛教寓言于此时传人中国,为中国寓言提供了内容和形式多方面的借鉴。
唐宋时期在各种文学样式普遍繁荣的文化背景下,寓言也取得巨大成就。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寓言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韩愈和柳宗元的寓言作品标示着寓言逐渐摆脱附庸地位,成为独具个性的文学体裁。
到了明代,我国寓言又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刘基的寓言集《郁离子》,宋濂的《龙门太子凝道记》、《燕书》两部寓言集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明中叶的《中山狼传》则以其生动的形象、精妙的情节和完美的结构成为古代寓言的典范之作。
“五四”时期,寓言被列为儿童文学的—种文体。寓言因其闪光的哲理和生动的故事一直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所以,在重视儿童、倡导儿童文学的时代洪流冲击下,很快以崭新的面貌揭开自身发展新阶段的帷幕。
寓言本身就是文学体裁的一种.
它是含有讽喻或明显教训意义的故事.它的结构大多简短,具有故事情节.主人公可以是人,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无生物.多用借喻手法,通过故事借此喻彼,借小喻大,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出来.寓言的主旨在于通过虚构的故事,表现作家或人民关于某种生活现象、心理和行为的批评或教训.
寓言原是民间口头创作,后为文人作家所采用,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体裁.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寓言相当盛行.在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有不少寓言保存下来.如在《孟子》、《庄子》、《韩非子》以及《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中,就运用了不少当时流行的寓言故事.如嘲笑主观揣测的《亡》,讽喻拖延改正错误的《攘鸡》、讽刺急于求成、按主观办事的《宋人揠苗》,讥讽只管吹嘘,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以及只相信尺码,不相信自己的脚的《郑人买履》,还有《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画蛇添足》、《鹬蚌相争》等都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寓言作品.它们经过先秦诸子的运用,突出了哲理性和对事理的说服力.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后世被传为警句、格言.
汉魏以后,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也常常运用寓言讽刺现实,发挥战斗作用.如唐代柳宗元在他的散文中,用寓言形式进行创作,不仅使作品增加文学意味,而且由于他创造性的运用,还使寓言在文学史上取得一种独立的地位.他在著名的《三戒》中,以麋、驴、鼠三种动物的故事,讽刺那些恃宠而骄,盲目自大和得意忘形之徒,都达到十分深刻的效果.其中《黔之驴》所写的驴,“庞然大物”,猛虎初见之疑为神,继而大鸣,虎甚恐怖,后因扬蹄踢虎,虎知其技已穷,终被吃掉的寓言故事,对现实中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社会现象,讽刺得入木三分,发人深思.中国近代作家用寓言形式进行创作,特别是儿童文学中,也很多见.这些作家寓言与民间寓言依然保持一定联系.
中国民间寓言极为丰富.除汉族外,还有各少数民族寓言.各族人民创作的寓言,大多以动物为主人公,有许多即是动物故事或与动物故事极相近似.这种动物寓言利用它们的活动及相互关系投进一种教训或喻意,达到其讽喻的目的.这种寓言,在中国兄弟民族中与动物故事并存并互相影响,也时常互相转化.其表现特点,是在讲述时往往用主人公失败的结局,来达到其思想效果,常常是把要否定的思想行为跟失败的结局联系在一起,以启发人们的思想,使人从失败的教训中,取得积极的认识,从而不蹈覆辙.
近世民间寓言的主题越来越广泛,诸如教人团结互助、忍让、不要贪多、以及教人不要骄傲、不要挑拨是非和狂妄自大等都是较常见的主题.这种寓言的教育作用,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人民提高警惕,认识敌人的本质,不要上当;另一方面是教育人民掌握事物的规律,提高思想认识和品德修养,更好地做人和处世.它反映了劳动人民健康、朴实的思想,闪耀着人民高尚的道德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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