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能讲述历史吗

2025-03-11 13: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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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报告文学能讲述历史吗？
文 | 姚大力
（《读书》2016年4期即刊）
“报告文学”之名，如果不是从日文用以翻译reportage之专名“记录文学”（kiroku bungaku）改造过来的，即应直接出自现代汉语对西文reportage一词的移译。无论如何，之后它大约又从汉语进入日文，变成“记录文学”的同义词。今人对十二、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历史叙事，既不是在报道一件“新闻事件”，更不可能要求叙事者对他的讲述对象具备任何“直接的体验”。不过现代人仍可能通过对当日和日后遗留下来的各种语文的诸多记录，乃至以这些或详或略的记录为依据而形成的第二手研究著述进行绵密的、富有想象力的考察、梳理与分析，并加上对历史遗迹的实地勘探、对该专业领域内的学者和其他相关人员的访谈，从而写出一部以蒙古帝国和元代蒙古人为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成吉思汗、他的继任者们与今日中国的形成》的特殊风格正表现在这里。作者用略带夫子自道的口吻说，为做到这一点，写家必须把“深谙叙事技巧”与“对历史充满兴趣”两者密切结合起来。该书成功的秘密，已经被作者自己一语道尽了。
这篇“报告文学”甫开卷便让人眼睛一亮。它宣称，为了展开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整个故事”，需要的“不是拍一部电影，而是九部”。九部？多么惹人注目的一个数字！为什么恰恰是九部？熟悉《蒙古秘史》的人不难立即想起这部史诗中反复出现的神秘数目：“九次犯罪休罚者”、“九言语有的每百姓”（说九种语言的百姓们）等等。那是一个充满吉利意味的非限定数词。就像一个与你共享某种秘密的人只需对你微微地眨一眨单眼，马上就能让你懂得不再需要他明白说出来的意思，从一开头，你便切实地知道，作者将要讲述的，乃是一个先已何等深刻地感染了他本人，并已被内化进他的感知深处的故事。如果你会在阅读过程中被这本书感动，那么这首先是由于它的作者自身在直面蒙古文化之时有着一颗崇敬和被感动的心。
该书有将近十分之七的篇幅，用来描绘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这对祖孙”。对被认为是成吉思汗埋葬地的肯特山地勘探记和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墓的采访记，又占据了剩余篇幅中的三分之一强。因而留给经历了中间两任大汗（如果加上为“西北诸王”所承认的阿里不哥合汗，那就是三任大汗）在位的“过渡时期”的，只有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七多一点，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用来记述“拯救帝国”的伟大女人，即蒙哥和忽必烈生母梭鲁禾帖尼的。那几段勘察记都非常引人入胜。如记上都遗址：“地上散落着碎石瓦砾，我收集了几块，触碰到了令人敬畏的东西——哦，天哪，上都的尘土！”又如书里这样描写神圣而难以靠近的肯特山：
从远处看，肯特山似乎很容易接近：海拔不算太高，离乌兰巴托仅二百公里，开车只需一天。但是，三十公里的进山之路盖在永冻层上面，春天时融化成泥浆路，夏季的雨水使人寸步难行。一九九二年，这片区域最终辟为国家公园，开始顺其自然地发展。群山突入，迫使道路必须经过一座落满灰尘的木桥才能渡越克鲁伦河……山脉海拔约二千五百米，光秃秃的山顶突兀地立于树林之上，就像削发和尚们的脑袋。这里是鹿、麋、熊、狼的领地，这些物种的栖息地向北延伸至西伯利亚针叶林。进山之路要通过沼泽，翻越陡峭的山脊，横跨多石的克鲁伦河浅滩。
作者力图追寻的，很可能是永远揭不开的谜底。因为正如书里告诉我们的，蒙古国最具智性和历史感，也最有潜力能找到埋葬历代大汗的失落墓地的人们，其实并不愿意现代人去叨扰他们心中最不容亵渎的那片山陵的宁静和它的圣洁性。
尽管书写同一主题的其他作者可能会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各部分之间的比例问题，但毫无疑问，本书所设定的框架与内容搭配，是十分契合于作者的写作宗旨的。他要叙述的那个故事的核心是，在祖父把当日中国的一部分并入幅员辽阔的“大蒙古国”的基业之上，孙辈又怎样把整个蒙古高原变成了元代中国的一部分。事实上还不止蒙古高原，当代中国版图内的其余内陆亚洲诸地域，再加上云南，合并在一起，成就为一个与汉文明区域共命运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大中国”，这正是元朝留给后代中国人的最重要的一笔政治遗产。该书以“成吉思汗与今日中国之形成”作为书名，其所要突显的，恐怕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绝大多数中国人至今误以为，元朝之所以能达成如此业绩，不过是依恃强大的武力，把汉唐模式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覆盖到前所未有的幅员之上而已。他们没有明白的是：汉唐国家建构模式用来控制位于以雨养农业为经济基础的汉地社会之西国土的制度资源，就是所谓“羁縻”体系；而依赖此一体系，根本不足以将超出当代中国一半以上国土的中国内陆亚洲各地区巩固地纳入统一国家版图。因此，元朝在奠定近现代中国版图方面的巨大贡献，不是用它沿袭甚或扩展了源于汉唐传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官僚制模式的固有功能就可以解释的。它还充分调动了源于内亚边疆帝国国家建构模式的政治及政治文化资源。这一点此处不再赘述。
这样看来，本书作者的有关见解，似乎也存在“大门找对，小门摸错”的些许缺憾。他十分精准地指出：“在三十多年中，[忽必烈 ]创造出一种政府形式，这种政府更多地带有汉家色彩，但也独具复杂的世界主义性质”；“他可以忽视北京而在上都进行统治，但如果他那么做，就等于宣布自己永远是一个外人”。可是当他一不小心以为，“忽必烈决定建立”的是“一个中原王朝”，当他断言“这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呢？蒙古帝国？中原帝国？忽必烈很快就明白，为了自身的统治，中原传统必须先于蒙古传统”之时，他就无意中站到了与当年那些竭力主张“能行中国之法，则中国之主也”的汉家儒士们完全相同的立场，低估了内亚传统在元朝国家建构中所起到的极重大的作用。
这样看来，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祖孙二人，似乎也不像本书作者所说：一个“把中国变成了蒙古的一部分”，另一个则“把蒙古变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两人玩的是一场“把历史倒了个儿”的二人转。在元之前，历代王朝都只有开国皇帝才能在死后被尊称为“太祖”或“高祖”之类带“祖”字的谥号，其他皇帝的庙号则多带“宗”字。元代最先有“祖”字谥号的皇帝是忽必烈，他在死去的当年便获称“世祖”。十多年后，成吉思汗才被追赋以“太祖”庙号。两个“祖”字皇帝，表明两人都是开国皇帝；由此可知，元人明白漠北大蒙古国和漠南的元王朝是两个不一样的国家，而不只是首都搬过一次家的同一个国家而已。明清带“祖”字庙号的皇帝都不止一个，元人的此种意识因此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被后人察觉。以至于在今天，作为一个跨越多国边界的世界性帝国的大蒙古国，与属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元帝国之间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仍很少被我们的教科书提说。
从“中国 [历史上 ]疆域发展的原因在于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两人的作为”这一见解出发，作者试图提出并予以解答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领土遗产已远远延伸到今日中国边界之外的广阔地带，为什么忽必烈不能完整地继承它们？“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应该完全倒过来问：为什么中国这么‘小’？为什么她没有更远地伸入中亚？”
我以为，在上述“倒过来问”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先验的假设性前提，即被这一对祖孙先后统治的国家，属于同类项。如果我们对成吉思汗帝国和忽必烈创立的元朝之间的区别有明确意识，如果我们清楚忽必烈虽然保持着“大汗”名分，他的王朝本身乃是蒙古帝国分裂的产物，那么真正的问题就应该按另一种方式“完全倒过来问”：蒙古帝国为什么会无可避免地走向瓦解？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简要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把相关文字转引在下面：
就像吉本评论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衰亡一样，若要问蒙古帝国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分裂消亡，也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就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蒙古帝国产生与演变的过程，可以简化为三个环节来予以说明。
第一个环节是初期的“间接统治”体制。征服初期，谁能携带着一片有几个或者数十个城池的土地去投诚，谁就可以在承诺纳贡、入质、从征、入觐，后来又加上置监（就是设置由蒙古或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监督各地）等条件的前提下，获得直接治理那片土地的世袭权利，变成蒙古间接统治体制下的大大小小的“世侯”。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和局势变化，当世侯治理下的地方社会发生各种矛盾，当世侯与世侯之间、世侯与蒙古统治上层之间发生各种摩擦冲突的时候，最高统治者就无法避免地需要对地方治理表达自己的各种意志。渐而渐之，间接统治的体制也就逐步向着代表蒙古高层当局意志和利益的直接统治体制过渡。于是跟着就有另外两个环节的相继发生。
一是随着凌驾于世侯层面之上的蒙古帝国对每个大型地区的直接治理日益增强，导致这个治理体系在每一个地区都卷入越来越深入的地方化进程。因为不必要，事实上也根本做不到撇开各地原有的统治体系，去凭空创造一套全新的治理体系。在原有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局部修正和更改的方式，总是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
各地治理体系地方化趋势的发展，极大地加深了它们之间基于各自文化而形成的不同制度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我们看到的再下一个环节，就是蒙古帝国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内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治理体制，最终会无可挽回地变成一种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努力。不同地区之间的裂隙从而也必然地越来越深刻了。蒙古帝国实际上早已开始按照原来不同的大文化区把帝国分成几个统治区域来管治了，而它后来的分裂正是沿着这几道缝线实现的。
一句话，如同本书其实已经画龙点睛般地指出过的那样：像蒙古帝国“这样庞大而多样化的政体永远也无法拥抱在一起”！
书里提到的另一条有趣信息，是牛津大学的分子人类学家团队在二〇〇三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他们从分布在自里海东至太平洋西岸各地的十六个族群中，发现一个由大约一千六百万个体所携带的庞大的 Y染色体基因 C3星簇。尽管这一千六百万人如今分属于不同的“人种”或族群，对他们之间存在的共同父系血统已全然无知，但他们确实拥有同一个男祖先，一个被追溯为十三世纪前叶的东亚男人。导致此人的“基因特征横穿北中国和中亚到处播撒”的动力，显然“只能是席卷辽阔地理范围的纯粹的政治力量”。这个“政治力量”，被认为就是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尽管“最初的结论是，成吉思汗提供了基因传播的‘途径’”，但该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却变形为将成吉思汗本人指为这个“家族”的共同祖先。
根据对上述研究成果的追踪考察，我们今天可以知道：这个轰动一时的实验报道，在时间尺度上的分辨率很低；确实有一个源于原蒙古人群体的父系基因曾经大范围地传播过，但它的发生时代可能要比蒙古人的兴起早数百年，甚至近千年；这个基因与来自被族谱记录为成吉思汗后裔的许多现代蒙古人的基因测试结果皆不相符。
很少有一部“报告文学”，哪怕它篇幅再大，会像此书那样拥有多达十二页的参考文献目录。但是，对于蒙古学这样一个拥有长久东方学传统的国际性学科领域，靠十二页的参考文献来处理如此宏大的论题，仍然是远不够充分的。作者不谙汉文，对他想要至善尽美地描写元代中国更构成一桩巨大的障碍。他能以“跛足”起舞，而且还跳得如此精彩，只能让人感觉钦佩和惊奇。同时，对西方中国学能向不懂汉文的读者传播如许广泛而又精深的专业化知识，亦不由得让人心生惊叹。
不过，也因为上述限制，书中还留有不少尚欠准确的地方。它说：“前代的皇帝们通过几个执行机构进行统治，忽必烈看到，这是一剂不幸的药方，因此他只立一个中书省。”“通过几个执行机构进行统治”，必是指中书、尚书和门下三省而言。但是变三省为一省，在元之前的金朝已经实现了。忽必烈“只立一个中书省”，恰恰是承袭的金制，不过为宣示更张旧制，把在他之前已仿效亡金设立过的“尚书省”改名为“中书省”而已。灭宋名将伯颜，被南宋人传为“百雁”的谐音，以附会显然只是事后才广泛流播于民间的一句谶语：“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可是上述谐音语词却被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讹传为“百眼”，遂使意思变得难以理解。本书径取马可·波罗之说，殊为失考。
对于“大元”的汉式国号，书中很正确地解释道，“元”字“代表了初始力量”。可它接着说，这也是“为什么它仍然是今天中国货币单位名称的原因”。“元”作为现代中国货币单位的名称，是它被当作“圆”（即圆形金属货币及货币单位的名称）字之简化字来使用的结果。故而在后一场合，“元”字与“崇高、最初、伟大等诸如此类的意思”似无涉。成吉思汗发下的征聘丘处机前往兴都库什的诏书，被此书误以为是“一块石碑”。此外，在上都用来建造“竹殿”的竹子，也根本用不着舍近求远，从云南运过去。未知此说出于何处。
书里还说，蒙古军队首次侵入高丽国时，高丽王“把蒙古人挡在海湾，而自己躲藏于一个近海岛屿上”。实际情况是，高丽王撤退的去处，是位于汉江中的江华岛；流亡小朝廷在那里躲了十来年。蒙古人几次三番勒令高丽王“出海就陆”，他就是不肯出来。十多年前，趁访问首尔的机会，我曾经去瞻仰过江华岛上的高丽王宫遗址。让人完全想不到的是，把江华岛与陆岸隔开的江面绝对无法用“宽阔”两字加以形容。蒙古铁骑被一道狭窄的江面一拦就是十多年。足可见“尺有所短”，诚非虚言。
有不少错误出在不同语言间的对译上。比如说“阿里不哥”（Ariq-Bge）作为人名，本来不意译也罢。若执意求其文义，则当译言“洁净神巫”；而书中却说它是“阿里‘强者’”的意思。蒙古人称奉佛教为国教的西夏国国王为“不儿罕”，意即“佛王”；书里译言“圣者”，亦不甚确切。至于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曲雕·阿兰”之名的后一词“阿兰”，说它与义为“大营盘”的蒙古语辞“奥鲁”（Auruq，即流动中的“大后方”）为同一个字，那简直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按该词为蒙语Kdege Aral的汉字音写，译言“砂岛”；它与奥鲁一点关系也没有。
最后还想提一提成吉思汗在布哈拉说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我是上帝之鞭。”在最初记述这件事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征服者传》中，此语原写作“我是胡达的惩罚”（因手边没有波斯文原书，故无法引证原文转写）。其中的“胡达”是阿拉伯语“安拉”的对译语。波斯文里被转译为“胡达”的这个词，在成吉思汗的原话中究竟为何，已无更直接的史料可供检证。可是几乎可以肯定，他提到的必定是蒙古人信奉的“长生天”（Möngke Tenggri）。至于“上帝之鞭”，则无疑是西文在翻译前引波斯语文献时才使用的语词。
读一本好书，往往是对阅读者智力的一种挑战。你可以从书里汲取许多新鲜有益的养分，同时生发出一些与原作者不太一样的见解，也会为发现了若干可以纠正作者疏略之处的地方而暗生几分得意。揣着阴谋论不肯释怀的人，则会从太多的字里行间发现太多居心叵测的长老会密谋的影踪。不过，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平常心、有良知的人应当遵循的读书之道。
本书作者约翰·曼（John Anthony Garnet Man）是一位多产作家，从一九九七年至今已出版过十八部作品，包括《我们这个星球的诞生》（一九九七）、《戈壁：荒漠寻踪》（一九九七）、《从A到Z：二十六个字母如何型塑西方世界》（二〇〇〇）、《古登堡革命：改变世界的天才与他的发明》（二〇〇三）、《成吉思汗：生平、去世与再生》（二〇〇五）、《阿提拉：挑战罗马的蛮族国王》（二〇〇五）、《幕府：最后的武士》（二〇一一）、《萨拉丁：生平、传说与伊斯兰帝国》（二〇一五）等。
他时常来中国，为了有关长城、秦始皇、马可·波罗和元朝历史的写作。因此我们曾有过两三次见面和交谈的机会。他有一种温文尔雅的典型英国风度。也许由于这里的空气质量，他的嗓音总是嘶哑的；也许因为太忙碌，他总是带一点疲倦神态。但当谈话进入状态，他马上就变成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明固执的追问者。无论什么话题，他一定要追问到形成一个对他来说是很明确的结论，包括“无法完全确知”的结论，才肯罢休。阅读本书时，我一面很容易，也很自然地回想起他的这种谈话风格，一面还禁不住在猜想：那么，他的下一本书，又会讨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是的，他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但我相信，他还会有新书带给他的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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