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论语》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 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的“语”是“语言”的意思.“论语”就是把“接闻于夫子之语”“论纂”起来的意思.（2）“论语”的名字是当时就有的,不是后来别人给它的. 关于“论语”命名的意义,后来还有些不同的说法,譬如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那么,“论语”的意义便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说到这里,谁都不免会问一句：难道除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外,别人说的话都不是“有条理的叙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论语”这样的命名有什么意义呢?可见刘熙这一解释是很牵强的.（《释名》的训诂名物,以音训为主,其中不少牵强付会的地方.）还有把“论”解释为“讨论”的,说“论语”是“讨论文义”的书,何异孙的《十一经问对》便是如是主张,更是后出的主观看法了. 关于《论语》命名的来由,也有不同的说法.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便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似乎是《论语》之名要到汉武帝时才由孔安国、扶卿给它的.这一说法不但和刘歆、班固的说法不同,而且也未必与事实相合.《礼记·坊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子云：君子弛其亲之过而敬其美.《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坊记》的著作年代我们目前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不会在汉武帝以后,是可以断言的.因之,《论衡》的这一说法也未必可靠.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论语”这一书名是当日的编纂者给它命名的,意义是语言的论纂. （二）“论语”的作者和编著年代 《论语》又是若干断片的篇章集合体.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么道理；就是前后两章间,也不一定有什么关连.而且这些断片的篇章绝不是一个人的手笔.《论语》一书,篇幅不多,却出现了不少次的重复的章节.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先见于《学而篇第一》,又重出于《阳货篇第十七》；“博学于文”一章,先见于《雍也篇第六》,又重出于《颜渊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复只是详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载“主忠信”以下的十四个字；“父在观其志”章,《学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载“三年”以下的十二字.还有一个意思,却有各种记载的,如《里仁篇第四》说：“不患莫己知,求可为也.”《宪问篇第十四》又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篇第十五》又说：“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学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便是重复四次.这种现象只能作一个合理的推论：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后来才汇集成书.所以《论语》一书绝不能看成某一个人的著作. 那么,《论语》的作者是一些什么人呢?其中当然有孔子的学生.今天可以窥测得到的有两章.一章在《子罕篇第九》： “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 “牢”是人名,相传他姓琴,字子开,又字子张（这一说法最初见于王肃的伪《孔子家语》,因此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刘宝楠和《论语正义》都对它怀疑,认为琴牢和琴张是不同的两个人）.不论这一传说是否可靠,但这里不称姓氏只称名,这种记述方式和《论语》的一般体例是不相吻合的.因此,便可以作这样的推论,这一章是琴牢的本人的记载,编辑《论语》的人,“直取其所记而载之耳”（日本学者安井息轩《论语集说》中语）.另一章就是《宪问篇第十四》的第一章：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是原宪,字子思,也就是《雍也篇第六》的“原思之为宰”的原思.这里也去姓称名,不称字,显然和《论语》的一般体例不合,因此也可以推论,这是原宪自己的笔墨. 《论语》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学生之手,而且还出自他不同的再传弟子之手.这里面不少是曾参的学生的记载.象《泰伯篇第八》的第一章：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覆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不能不说是曾参的门弟子的记载.又如《子张篇第十九》：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这一段又象子张或者子夏的学生的记载.又如《先进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问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 孔子称学生从来直呼其名,独独这里对闵损称字,不能不启人疑窦.有人说,这是“孔子述时人之言”,从上下文意来看,这一解释不可凭信,崔述在《论语余说》中加以驳斥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一章可能就是闵损的学生所追记的,因而有这一不经意的失实,至于《闵子侍侧》一章,不但闵子骞称“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贡三人之前,都是难以理解的,以年龄而论,子路最长；以仕宦而论,闵子更赶不上这三人.他凭什么能在这一段记载上居于首位而且得着“子”的尊称呢?合理的推论是,这也是闵子骞的学生把平日闻于老师之言追记下来而成的. 《论语》一书有孔子弟子的笔墨,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笔墨,那么,著作年代便有先后了.这一点,从词义的运用上也适当地反映了出来,譬如“夫子”一词,在较早的年代一般指第三者,相当于“他老人家”,直到战国,才普遍用为第二人称的表敬代词,相当于“你老人家”.《论语》的一般用法都是相当于“他老人家”的,孔子学生当面称孔子为“子”,背后才称“夫子”,别人对孔子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孔子称别人也是背面才称“夫子”.只是《阳货篇第十七》中有两处例外,言偃对孔子说,“昔者偃也闻诸夫子”；子路对孔子也说,“昔者由也闻诸于夫子”,都城是当面称“夫子”,“夫子”用如“你老人家”,开战国时运用“夫子”一词的词义之端.崔述在《洙泗信录》据此断定《论语》的少数篇章的“驳杂”,固然未免武断；但《论语》的著笔有先有后,其间相距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似乎可以由此窥测得到. 《论语》一书,既然成于很多人之手,而且这些作者的年代相去或者不止于三、五十年,那么,这里后编定者是谁呢?自唐人柳宗元以来,很多学者都疑心是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定的,我看很有道理.第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和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除开和孔子问答之词以外,单独记载曾参言行的,还有《学而篇》两章,《泰伯篇》五章,《颜渊篇》一章,《宪问篇》和孔子的话合并的一章,《子张篇》四章,总共十三章.第二,在孔子弟子中不但曾参最年轻,而且有一章还记载着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孟敬子是鲁国大夫孟武伯的儿子仲孙捷的谥号.假定曾参死在鲁元公元年（周考王五年,纪元前四三六年.这是依《阙里文献考》“曾子年七十而卒”一语推定的）,则孟敬子之死更在其后,那么,这一事的叙述者一定是在孟敬子死后才著笔的.孟敬子的年岁我们已难考定,但《檀弓》记载着当鲁悼公死时,孟敬子对季昭子的一番话,可见当曾子年近七十之时,孟敬子已是鲁国的执政大臣之一了.则这一段记载之为曾子弟子所记,毫无可疑.《论语》所叙的人物和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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