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 [1-2] 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1]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3]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唐玄宗当政时期的唐王朝，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一个大国。但就在这表面上看起来仍然强大的大国里，因上下其手等诸多原因，业已孳生着崩溃的征兆。终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倾覆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的发生。
杜甫获悉这种情况后，觉得当权者不顾民生只顾自己享乐的做法，定然会导致国家的败亡；于是他便大为愤慨地挥笔写下后来被选进著名选本《唐诗三百首》的诗作，亦即题为《丽人行》的七言长篇古诗。
该诗由于把杨家那炙手可热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胆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成为一首名副其实的“史诗”；而人们还从中概括出一个成语“炙手可热”，用来表明气焰很盛，权势很大的那一号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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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安禄山与史思明）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759），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工部。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的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曾祖父杜依艺曾任巩令一职。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官至膳部员外郎且有自己的自传。父亲杜闲有奉天令一职。青年时期，杜甫曾游历过今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一带，并两次会见李白，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既经历了安史之乱前那种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安史之乱“流血川原丹”、生灵涂炭的全过程；还看到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因此，杜甫的一生，和他所处的唐王朝那个由盛及衰、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大致说来，杜甫的生平，随着社会和个人环境的变动，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前)
杜甫早慧，其《壮游》诗追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受到前辈的夸奖：“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诗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他勤奋好学，“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都为他以后的诗歌成就打下了渊博雄厚的基础。二十岁起，诗人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先游吴越，二十四岁返回东都洛阳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不中；第二年又游齐赵，直到开元二十九年(741)才回洛阳。天宝三年(744)，他在洛阳结识了李白，相邀同游梁宋，同游的还有高适。后来高适南游楚，杜甫和李白则北上再游齐赵，他们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饮酒论诗，过了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的豪放浪漫生活，结下了深厚友谊。这次壮游，使诗人接触到祖国众多的文化古迹和壮丽山河，结交了不少文学造诣很深的师友，为他诗歌创作的发展成熟作好了准备。作于这一时期的《望岳》诗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画鹰》诗说：“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都表现出青年诗人对自己前途和能力的乐观自信，充满了勇于攀登、蓬勃向上的青春朝气。
二、困守长安时期(从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
天宝五年(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迎接他的却是十分冷漠的现实。他参加制举考试，但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却不让一人及第，还向玄宗上表称贺“野无遗贤”。他不断向王公大臣投诗干谒，写下《奉赠鲜于京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赠翰林张四学士蝈》等诗，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但毫无着落。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封西岳赋》、《鹃赋》等作品，虽博得了一些虚名，但作用也不大。到天宝十四年(755)十月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正八品下的小官时，他在长安已经呆了十年了。这期间，诗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来越拮据。他常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生活，甚至陷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困窘地步。这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屈辱，与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不凡抱负形成鲜明的对比。贫困的生活体验，使他与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逐渐贴近；当权者的排斥，使他对政治的黑暗有了切身感受。诗人的性格也逐渐由清狂转为深沉。他处在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耳闻目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对潜藏的社会危机也有所预感。这段时间，杜甫写下一百多首诗，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名篇，从多方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作于天宝十四年(755)冬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既是对自己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也展示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的社会图景，表达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拳拳深情，对贫富对立的社会矛盾也进行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形象概括。这些作品都标志着杜甫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的成熟，奠定了他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
三、为官及流亡时期(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
天宝十四年(755)十月，杜甫官定后即离开长安往奉先县探家，迎接他的是“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惨状。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长安沦陷，杜甫也携带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他先是由奉先逃到白水，后又由白水再逃到鄜州。他在《彭衙行》中记述了当时的逃难情况：“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身愈嗔。“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七月，太子李亨在甘肃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这一消息后，就把家小安顿在鄜州羌村，只身投奔灵武见肃宗。不料途中被叛军俘虏，押到长安。诗人得以目睹叛军烧杀掳抢的惨景，写下《月夜》、《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表达了自己的悲哀、愤恨以及对亲人的怀念之情。当他听到宰相房瑁在陈陶斜和青坂遭到惨败的消息时，又写了《悲陈陶》、《悲青坂》等作，以哀悼“四万义军同日死”，并表达了沦陷区人民“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心情。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终于从长安逃出，到达肃宗的行在陕西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述怀》)这就是他历尽艰险困苦来到朝廷的真实写照。肃宗褒奖他的忠心，授予他左拾遗这一品位虽低但责任重大的谏官职务。但不久他却因上疏救房璃触怒肃宗，几乎定罪。这一年闰八月，他离开凤翔去郝州看望妻子，写下《羌村三首》和长诗《北征》，记述了沿途及归家后的所见所闻所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这年秋冬，唐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也自鄢州入京。第二年六月，他因房瑁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春，杜甫往河南旧居探亲，途中目睹社会的残破和人民的苦难，写下《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简称“三吏”、“三别”)这两组名垂千古的诗篇。同年秋天，杜甫因朝中李辅国专权，对政治感到失望，加上关辅大饥，毅然弃官携家前往秦州。十月迁同谷。一路上，诗人拖儿带女遭受颠沛流离之苦，写下《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备述其状。由于在同谷无衣无食，一家数口几濒绝境，同年十二月，诗人只得往成都投靠高适等故交旧友。这个时期是杜甫生活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诗人饱尝国破家亡的忧患痛苦，作官、陷贼、流亡、遭贬，生活体验异常丰富，创作也较多，今存诗二百四十九首。由于他和人民一起感受到战争的痛苦，从满目疮痍的村落间观察了肃宗的“中兴”，因而在作品中能更客观地记述时代的真实，许多诗篇对战火和灾荒中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反映，有着“诗史”的伟大意义。强烈的政治性和炽热的忧国忧民感情，是这个时期作品的突出特色，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高峰期。许多叙事性优秀诗作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代表了杜甫诗歌写实艺术的独特成就。
四、飘泊西南时期(从四十九岁到去世)
乾元二年(759)底．杜甫终于来到成都。次年春天，在一些地方官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筑了一座草堂，诗人飘泊多年，至此才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因而写了不少诗描述村居生活的乐趣。代宗宝应元年(762)．诗人在成都尹兼御史中丞严武的资助下扩建了草堂．开辟了田地，他带着两个孩子种菜种药、养鸡养鹅，俨然是个老农。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徐知道趁机叛乱，杜甫逃到梓州等地避难。直到叛乱平息才回到草堂。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回成都任职，他向朝廷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入严幕六个月，因不惯幕府生活，又回到草堂。杜甫在成都的这段时间，生活虽较前安定，但仍未忘记穷苦人民，他写了《枯棕》、《病橘》等诗，对人民的痛苦表示同情，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更由推己及人到“宁苦身以利人”(黄彻《碧溪诗话》)，表现了诗人崇高的思想。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于五月率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云安，第二年暮春抵达夔州。在这里，他受到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暂时住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老，就更加抓紧时间多写诗，说：“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这一期间他创作上大为丰收，不到两年时间竞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几乎占今存全部诗作的百分之三十多。内容也十分丰富，从国家大事、朋友往来到个人身世都有所涉及，如《昔游》、《壮游》、《_遣怀》等五古名篇和《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又呈吴郎》等七律名篇都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诸将五首》和《有感五首》是针对时局写的政论律诗，《咏怀古迹五首》和《八阵图》、《古柏行》则对后世怀古咏史诗很有影响。在夔州期间，杜甫对诗歌的格律、形式等写作技巧也有更深入的探讨，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对于七言律诗尤其用力精深。他创作的大量七言律诗，如《白帝》、《登高》以及《秋兴八首》等在艺术上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后世奉为圭臬。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感到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就想回河南老家。他先到江陵，因河南兵乱受阻，半年后改道抵达公安，年底飘泊到湖南岳阳。这时诗人的健康状况更加糟糕，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投靠亲友，他不得不更向南行。大历四年(769)正月，诗人来到潭州，后又到衡州。不管飘泊到哪里，诗人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人民的创伤，他写了《遣遇》、《宿花石戍》、《岁晏行》、《登岳阳搂》等作品，诗中不仅对人民遭受战乱的痛苦充满深切的同情，而且对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大历五年(770)四月，军阀臧玢在潭州作乱，兵荒马乱之中，已经折回潭州的杜甫只好又往南逃难。他在《逃难》诗中说：“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船行至耒阳，由于江水陡涨，交通不便，杜甫一家人饿了五天五夜，幸亏县今聂某送来牛酒，才免于饿死。船无法再前进，诗人只得又折回潭州，就在这年冬天，五十九岁的诗人死在由潭州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临终前，他支撑着写下《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湖南亲友》这首长达七十二句三百六十字的五言排律。诗中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可见这位忧患一生的诗人直到临死也没有忘记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人民。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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