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这表明他重视以诗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爱好有散文化倾向,这一倾向同他多以诗叙事写物有关。
这一时期诗歌中重要的现象,是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的兴起,和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提倡。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今梅县)人。光绪举人,曾任驻日、英使馆参赞及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回国后积极参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去职家居,老死乡里。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黄遵宪很早就有诗歌革新的意识,二十一岁所作《杂感》,对“俗儒好尊古”提出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不过这还是泛泛之论。戊戌变法前夕,他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酬曾重伯编修并示兰史》云:“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诗中他是以“文章巨蟹横行日”(指横写的西洋文)和“世变群龙见首时”为其“新派诗”的背景。换言之,这是对西学日兴的形势的反应,并有着欲为群龙之首、领风气之先的用意。后来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他对自己在诗歌方面的追求作出了更详尽的说明。其要旨大体是最广泛地汲取古代文化和现实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尤具特色的有两点:
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这表明他重视以诗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
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爱好有散文化倾向,这一倾向同他多以诗叙事写物有关。
在具体创作方面,多记时事是黄遵宪诗的一大特点。如《冯将军歌》、《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度辽将军歌》等均反映了中法、中日战争中的大事件,对国家的衰危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和悲愤。另外,《拔自贼中述所闻》、《天津纪乱》、《聂将军歌》等则记述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中的事件,并表示强烈的反对。今人对上述两类作品的评价不同,但在作者本身而言,却是同样性质的。黄氏以诗为史的意识很强,这些诗也确有史料价值。
黄遵宪诗以五、七言古体长篇最具代表性。五古擅于铺陈,七古纵横变化,而均有笔力雄健、富于气势之长。不过,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自称五古“凌跨千古”,七古“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与任公书》),其言甚夸。黄氏的诗常写得张扬外露,力求新异,但思想并不深刻,也缺乏能够表现独特人生感受的意象。他的时事诗篇有意为史,因此叙述和议论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钟书《谈艺录》),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切的东西引入到诗歌中来。
但黄遵宪在诗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表现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诸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对于推进诗歌的变革有重要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扩充了中国诗歌的内容,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