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起于四句头山歌的上海花鼓戏在黄浦江东岸一带叫“东乡调”,在西岸及松江一带则称为“西乡调”。1736年至1795年间,花鼓戏流行于苏州河和黄浦江两岸的乡村集市,主要在茶馆和庙会演出。节日时,也在村镇中搭台演出,称为“放高台”。
花鼓戏具体的演出形式是由两个男演员分别扮演男女角色演唱,男角敲锣,女角敲两头鼓,并用胡琴、笛和板伴奏,再加上一些土语,所唱曲调是苏州河和黄浦江两岸农村中流行的山歌。
这些山歌或两句一段或4句一段,节奏自由,接近口语,风格委婉朴实。歌曲内容大多是表现爱情婚姻和劳动生活的,如《郎唱山歌像铜铃》、《十二生肖》、《童养媳》和《长工山歌》等山歌。
这种戏剧的具体演唱程序是先用乐器演奏三六等江南丝竹乐曲,称为“拉合头”,继而表演称为《打阳当》的节目,再次是清唱开篇,接下来演正戏。戏演完后,往往由观众按折子点唱戏的唱段或小曲,称为“翻牌”。
因为花鼓戏的演唱曲目都是接近乡村的民曲小调,使得很多人都爱听,在1820年至1850年期间,花鼓戏便发展成了一个小的戏班。但这个戏班只有四五个人,其表演形式仍然由两个男演员分男女角色演唱,并用胡琴、鼓板和小锣伴奏,自奏自唱。
群众把这种形式的花鼓戏称为“对子戏”,其实就是二小戏,也就是小旦和小生合演的戏。这样的戏班从村镇中的搭台演出逐渐发展至可随地演,并逐渐从它的发源地苏州河和黄浦江等地向上海乡村靠拢。
花鼓戏演出内容大都取材于男女情爱或底层社会的现实生活,情节朴素,形式活泼,语言生动,唱词用的都是经提炼的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
这种口语跟上海乡村人说的口语十分相像,为此,花鼓戏在上海乡村表演时,很受当地人的欢迎,而花鼓戏也由单纯的折子戏发展成为了同场戏。
这时候的戏班通常由八九个人组成,演员中也开始加入女性演员,其演出的角色也由原来的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以上。这些演员们演出情节较复杂的剧目,并且,在演员唱戏的过程中,戏班有了专门的伴奏人员,可以协助各个角色的表演。
这时的花鼓戏戏班被称为“支锥班”,班中的男角称“上手”,女角称“下手”,以一生一旦居多,也有一丑一旦或两个旦角的。
戏班主要在上海乡间流动演出,后来又在上海的街头演出,剧目大都以农村生活为题材。演员的装束都是清代的农村服饰,这些剧目后来被称为“清装戏”。
19世纪上半叶,上海开埠后逐步发展成为长江三角洲临海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从而取代扬州成为江南的戏曲活动中心。当时,京剧、昆曲和花部乱弹,还有苏、浙滩簧调都在这里争相献艺。
1868年,上海南汇和川沙区的东乡演员、上海松江和金山区的西乡演员以及上海宝山区的北乡演员。
这三路花鼓戏演员成为沪剧最早的职业性和半职业性花鼓戏班社。这些戏班有时用被称为“跑筒子”的走街串巷的方式卖艺,有时又以被称为“敲白地”的方式,在广场空地上圈唱卖艺。
随后,花鼓戏演员借鉴曲艺苏州滩簧的坐唱形式,改演戏为坐唱。演员分角色四围而坐,或放置桌子在戏台坐着唱,但自身的身体动作较少,仅靠面部表情和手势来吸引观众。这一时期的演员仍沿袭花鼓戏做法,男女同台。
此时,江、浙滩簧在上海蓬勃兴起,苏州滩簧和宁波滩簧等声誉鹊起,上海的花鼓戏演员为有别于苏滩及其他滩簧,将以苏州滩簧坐唱形式的花鼓戏改名为“本地滩簧”或“申滩”,简称“本滩”。自此,沪剧进入了本滩时期。
1898年,以演员许阿方为首的本滩戏班进入上海的四海升平楼演唱,本滩戏从此正式进入了上海市的茶楼进行演出。不久,本滩茶楼书场发展至8个以上,本滩戏班的演唱演员也由原来的三五人发展到了8人的规模。
本滩从街头广场进入茶楼书场,为剧种开辟了在城市立足的基地。这一时期,本滩的活动地域已扩大至苏州及杭州、嘉定和湖州一带,演出的剧目除对子戏外,还有剧情较完整的同场戏。
花鼓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