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灯戏的历史沿革

对四川灯戏历史沿革的重新考察: 数十年来，四川戏曲界论及的“ 灯戏”，在川剧研究中被视为“声腔”，在剧种划分中又被视为“剧种”。这种对“声腔”与“剧种”不加区别的认识,又引申出“灯”、“戏”不分的泛解。今不妨把四川戏曲史志研究中提及的四灯戏作一归纳比较，然后统分为“有灯无戏”、“有灯有戏”、“有戏无灯”三种略加辨析。
一是唐宋时期的“有灯无戏”。例如《成都市志·川剧志》“概述”中，引用的唐代卢照邻《十五夜观灯》诗“锦里开芳宴，兰缸艳早年。缛彩遥分地，繁光远缀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别有千金笑，来映九枝前”，宋代陆游在成都所作《汉春宫》词“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敧帽垂鞭”，元代费著《岁华纪丽谱》记“唐明皇上元京师放灯，灯甚盛。叶法善奏曰：‘成都灯亦盛’”。这些记载，实际上属于“有灯无戏”，与“四川灯戏”并没有什么关系。
二是明代嘉靖年间开始的“有灯有戏”。例如《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引用的《洪雅县志》载：“元夕，张灯放花结彩棚，聚歌儿演戏剧”。《阆中县志·神会》载：“五月十五日瘟祖会，较诸会为甚，旧在城隍庙，今移太清观，醮天之夕，锣钹笛鼓响遏云衢，演灯戏十日。每夜焚香如雾，火光不息。其所谓灯山者，亦如上元”。这些记载表明，明代下半叶，“戏”不但已进入灯会，而且还进入神会，从而丰富了灯会、神会等民间习俗的内容和延长了这些活动的时间。至清代中叶，四川仍流行“有灯有戏”之灯戏。如乾隆年间，苍溪有“上元，放花灯，演灯戏”的记载(《苍溪县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双流县举人刘止塘的《蜀中新年竹枝词》曾记载：“花灯正好月华催，无那书声入耳来。看戏看花都未了，伤心竹马竟成灰”。
三是清嘉庆、道光年间的“有戏无灯”。例如《中国戏曲志·四川卷》和《成都市志·川剧志》都曾述及：在19世纪初，四川灯戏已不限于灯会、神会演出，而是更加广泛地走进了民间平时祈神、驱邪和田间院坝庆贺丰收的娱闲活动之中。例如川北地区的灯戏，即与民间祈神佑福的“庆坛”仪式密不可分(主持仪式的端同时也是灯戏艺人)。嘉道年间寓居蜀地的浙江人范锴记：“俗有优伶，专演乡僻男女秽亵之事。歌词俚鄙，音节淫靡，名曰‘梁山调’，与弋阳、梆子迥别，昔以伤风败俗，禁不入城。无赖者恒于夤夜征歌，故曰‘灯戏’，又曰‘倡灯’，剧中实无灯也。近则川之东北郡村邑郭间，筑台竞演，昼夜不分，盈途喧笑，士女聚欢，恬不为怪。迨夕阳人散，犹津津乐道之”(《苕溪渔隐诗稿·蜀产吟》)。而嘉庆年间的《成都竹枝词》“过罢元宵尚唱灯，胡琴拉的是淫声；《回门》、《送妹》皆堪赏，一折《广东人上京》”、道光年间李传杰《恬养知室诗存》咏“灯戏”诗中“戏楼夜敞千人 集，列炬林中鱼贯入”等描述，则表明四川灯戏已成为一种在群众中颇有影响的民间小戏，冲破了“禁不入城”的藩篱。
19世纪的四川灯戏，如与明代“有灯有戏”之灯戏相比较已大有不同。除显示出“有戏无灯”的特征而渐趋成熟外，还蕴含“移民填川”中各省原籍文化习俗以及诸腔剧种入川流变的影响因素。例如表演方面与花灯戏、花鼓戏、端公戏等融合并汲取了皮影戏、木偶戏的表演技艺，现在仍能见到“伴灯儿”表演和皮影身法、木偶身法；剧目方面已汲取成熟剧种的营养而充实了戏剧内容，如《思兄骂媒》、《请医》、《遇龙封宫》《雪梅教子》、《三孝记》、《四下河南》、《汲水蓝桥》等剧目，皆移植于其它剧种；声腔方面如四川梁平县(旧称梁山县)“剧中实无灯”之灯戏(四川称此为“灯戏的老祖宗”)的“梁山调”(亦称“良善调”、“胖筒筒调”、“端公调”)，已渐沿长江中下游流变于湘、鄂、赣、闽、粤等地区被称为“川调”或“四川腔”，对当地花鼓戏、花灯戏等民间戏剧的声腔音乐产生过深远影响(有的研究者认为“由此形成了一种腔系”)。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刊印的湖北五峰《长乐县志》卷一二《风俗志》载：“正月十五夜，张灯演花鼓戏，演戏多唱花柳戏，其音节出于四川梁平县，又曰‘梁山调’”。此志还附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田泰斗的竹枝词：“逐户灯光灿玉缸，新年气象俗敦庞，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
在20世纪，四川灯戏已广泛流行于巴蜀城乡各地。并因地域、方言、剧目、音乐、表演等差异表现出相对不同的地方风格和特色。较有代表性者，如以喜剧见长而流行于南充地区的“川北灯戏”(俗称“灯儿”、“喜乐神”、“大铺盖”)，擅长悲剧而源于梁平县的“梁山灯戏”，以载歌载舞的“单边戏”著称而流行于涪陵地区的“秀山花灯戏”，以及流行于雅安地区的“芦山花灯戏”、流行于泸州地区的“古蔺花灯戏”、流行于乐山地区的“夹江堂灯戏”、流行于巫山县的“踩堂戏”等。在幅员广阔的巴山蜀水间，尤以“川北灯戏”的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