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有其必然的前进方向的,虽然这种前进并非那么简单那么径直那么一蹴而就。对于李约瑟难题而言,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的统治阶级有些发挥了他们作为人在历史的前进里最后的光芒,我作为一个后人,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以一个走到末路的阶级还能左右(你可以认为是阻挡)历史前进百数年而鼓掌;也有些对于他们的权利维护做着垂死挣扎,却是根本无力阻碍历史的前进而被碾得粉碎,在此之上,人类的文明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社会制度的变革我认为是历史中的最大变革。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些比较小的变革。
首先是王朝的更替。在此,先说不好意思,我是个学数学的,不是学历史的,如果里面有什么说错了……番茄不要随便扔。对于欧洲小王朝更替我不是非常了解,那我这里拿中国和日本来比较。
中国,总体评价,是将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做的不错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说哪朝哪代有那么几个权臣啊权阉啊篡权了那就不是很好的中央集权了,毕竟中国那么大块地方,不是像梵蒂冈那么好管的,巡视全国像是散个步一样。而中国的皇帝,却又是离神最远的封建统治者。相比日本,有过太政大臣掌权,有过摄关政治,有过征夷大将军的幕府政权,还有过文官的关白政权……算起来,天皇说了算的日子还真是少之又少,但关键人家还是天皇,不管是文官势力掌权还是武家势力抬头,不管谁来管这天下,他还是做他的天皇,装他的风雅,吟他的风月,搂他的妃子。毕竟,日本的天皇是从神话时代开始一脉(他们说是一脉,其实也就近亲结婚出来的次品)相传的,人毕竟不能颠覆神。这我认为是李约瑟难题答案中的一点,就是,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发生阶级冲突,而在中国,这种阶级冲突更多的表示为农民阶级和封建阶级,即使到了近代,资产阶级还是无法插足,毕竟做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要比共和制或是联邦制的领袖开心的多。而在日本或说是欧洲,君权神授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民阶级推翻了一个王朝后很难像中国那样转变为新的封建阶级(关键你那新的君权是哪个神新授的这个问题比较尴尬),所以资产阶级抬头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然后是封建体系的变革。中国有过两个很短的大一统王朝以及一个相当乱乱到我很无语的王朝,我认为都是历史的牺牲品。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无语的是晋朝。这三个王朝都承担了历史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为阶级之间的距离变小了。首先是秦朝,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转为封建社会后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他承受了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相对来说,奴隶制的阶级独立性要比封建制强的多,一个奴隶要做上奴隶主比一个农民做上封建主难的多。秦朝的建立到覆灭,我看到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屏障第一次变得薄了一点。然后是晋朝,他承担的是封建阶级内部士族和庶族之间差距淡化的变革,至此,至少在封建阶级内部,一生下来的贵贱之分少了很多。最后是隋朝,它承担的是中国南北文化的融合。晋朝之后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分裂,各地封建文化的差异被隋朝一统。对此,他们的集权都不能长久,我觉得这不是因为胡亥的昏庸,隋炀的荒淫,也不是因为晋朝有个白痴做了皇帝,只是因为人的力量可以加快或延缓历史的前进,但终究不能改变它的方向,并且,即使加快或延后了,也终将被历史反噬。这是李约瑟难题答案的第二点,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的前进有其必然性,不是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政权一个历史事件能简简单单改变的。
最后是社会体系的变革。这点是最难说的。因为教育的问题,我们只接受了当今政治下我们可以去知道的那些变革和变革的原因。对于其他的我们不了解或说最多一知半解。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同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是出现在封建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斯图亚特,而不是最巅峰的满清王朝。道理很简单,套用某寝室的话“穷则思变”。在中国,扎辫子的人统治你,你能温饱甚至有的还小康了你脑子被门夹过了你才去革命;在英国,则是我们些个做生意的不革命你收税都把我明天的饭收掉了我还能不和你玩命?反正不和你闹明天也没饭吃,闹一下说不定就有了,说不定还小康了,说不定以后整个国家就我来拍板了,那~就革命吧。所以这不是谁统治的问题,而是统治的好不好,就算中国那时还是朱姓后人,我要是没饭吃我照样反你丫的。这是我觉得李约瑟难题的最后一点,那时在中国,我活得下去,在英伦,一样是活不下去,我还不如革命博一下,您说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