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庆历新政”为什么会失败，从古至今，学术

2025-02-09 09: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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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改革的背景

（1）、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政治上中央高度集权（依靠中书门下，也叫政事堂办事，也随时设各种领导小组来解决临时问题)，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掌管民政权，并用一些小组成员（参知政事）限制宰相权力；

★军事上废除唐代原来体系，建立统领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增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由"三帅"分别统领禁军，为限制三帅的权力过大，又在中央设枢密院，掌控调兵权。

★财政上设置三司(盐铁、度支、户部)，三司使由皇帝亲信担任，掌控财政大权。

（2）、高度集权的后果

★官员多贪恋权位，行政效率低下，普遍消极怠工和磨洋工，各级官员缺乏进取心，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庸官冗员问题突出（宋代的州县官、财务官、巡检使等低、中级差遣，大部分由恩荫出身者担任。这种等同于官僚世袭的制度，使官僚机构中充满了坐食禄米的权势子弟，导致了“荫序之人，塞于仕路”，“权贵之子，鲜离上国”，例如湖北钟祥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的名字都不知道）。

★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持稳定，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奉行养兵之策，至仁宗时，军队总人数已达140万，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在军队中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形成冗兵，军队的战斗力不堪一击。“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北虏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官吏猥滥，人民疾苦，未尝省察”。

★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同时对西夏和辽实行赎买政策，以金钱财富买得一时平安，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上述三个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仁宗宝元二年(1039)，时任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的宋祁提出“三冗三费”论：“何谓三冗？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从为国。何谓三费？一曰道场斋醮，无日不有。二曰京师寺观或多设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粮所给，三倍它处。帐幄谓之供养，田产谓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蠢齐民。而又别饰神祠，争修塔庙。三曰使相、节度，不隶藩要，贪取公用，以济私家”。

★官员权力过大，无法抑制兼并，而且纵容功臣大将们兼并土地。土地买卖与典卖相当普遍，土地集中的趋势加速，农民失去土地的数字在增加，“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贫富悬殊极大。人民的负担极重，纳税户除按规定的数量纳税，还有支移和折变等负担。在两税之外，还有丁口赋、各种杂变之税、徭役和差役。这是赋税之外的又一项沉重的负担。

（3）、大火上房不得不跳烟囱

★社会矛盾积累压力无法缓解，民怨沸腾。993年，王小波在四川暴动，12月，李顺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暴动。

★由于政治腐败和军队战斗力太差，无法抵御外敌的侵扰。

宝元二年(1039年)，党项人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朝野震惊；康定二年(1041年)，党项人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党项人再次进攻，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党项人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契丹也趁火打劫，于1042年遣使求关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声言南下。宋仁宗不得不遣富弼为使，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求和。

★面对危机，君臣必须寻找出路。欧阳修上书要求改革吏治；尹洙在上书中指出“因循不改，弊坏日甚”；宋仁宗“遂欲更天下弊事”。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等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3、改革过程

（1）、首先是人事调整，把自己一头的人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按察使、沈邀为京东转运按察使、施昌言为河东都转运按察使。在选择诸路转运按察使时，范仲淹翻阅班簿，发现不称职的一笔勾去，毫不留情。富弼曾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2）、其次是组织变革

十月二十八日，仁宗下诏，施行磨勘新法。新法实行后，明黜陟也就见之于行动。

十一月十九日，朝廷对恩荫制度，作出新规定。

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任子诏，增加恩荫的年龄限制和恩荫范围，但对但对高、中级官僚的子孙及期亲、尊属仍用旧制，没有任何限制。

庆历四年(1044年)三月十三日，颁布贡举新法，加强儒家经典在科举中的比重，并允许州县立学。

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范仲淹与韩琦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3）、改革失败过程

从庆历四年(1044年)四月新政实施开始，受到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影响的人开始毁谤新政，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仁宗开始产生怀疑，范仲淹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欧阳修也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

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令人依照石介笔迹，诬蔑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撰废立诏草。仁宗虽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时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仍保有参知政事的头衔。八月，富弼亦以枢密副使离京，出为河北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

庆历五年(1045年)二月初四，罢磨勘新法和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韩琦罢枢密副使, 知扬州。至此, 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 全被逐出朝廷。二十三日，废除科举新法，恢复旧制。八月二十一日，欧阳修罢河北都转运使，改知滁州。

至此，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4、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1）、当时官员普遍反对

★当时普遍评价改革是“规摹阔大,论者以为难行”，改革措施“太猛”、“更张无渐”等等。

也即改革派是口水党，必要性优先于可行性，例如改革措施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会导致90%的官员丢官，而这些裁汰还需要丢官的人来执行，也即自己枪毙自己，这就是异想天开了。

★“任子恩薄磨勘法密, 侥幸者不便, 于是谤毁浸盛, 而朋党之论, 滋不可解”。

也即损害别人利益，不共戴天之仇。改革措施实际上对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还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宋代科举取士名额出奇的多，是唐代的5倍，是元代的30倍，是明代的4倍，是清代的3.4倍，官员数量大大增加）。

也即改革损害了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

所以改革的反对者不是少数保守派，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和读书人及其家庭，而读书人是统治的阶级基础（宋代政策是抑制武将，重用文人，甚至为了中央集权利益牺牲国防）。

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这是一个杀手锏（例如王安石就批评范仲淹的用人是“好广名誉, 结游士, 以为党助, 甚坏风俗”，反对新政的更指责范仲淹等“凡所推荐, 多挟朋党, 心所爱者尽意主张, 不附己者力加排斥, 倾朝共畏” ）。因为搞团团伙伙会威胁集权统治，所以必然引起仁宗的反感与猜忌。其实庆历新政失败就是因为改革派搞团团伙伙而失败。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搞团团伙伙而失败。

（2）、改革派是口水党

改革派一厢情愿，以为自己只要登高一呼，就随者群丛，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包衣奴才，不给利益也得干，让你干是给你的恩赐。凭什么？

所以思想动员不够，配套措施不到位，对罢黜官员的安置没有着落，农民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其实中国历史证明，不管什么改革，说得再美好，包装再高大上，明星效应再足（范仲淹在改革前被全国称为圣人），只要短期内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好处，就不会有人支持改革。

一厢情愿是书生最大的问题。《尚书》说得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为惠之怀。老百姓都是白眼狼，只看眼前利益来决定你是好人或坏人。

事实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 往往议论多, 而实际行事少, 有的甚至好标奇立异, 发空论, 言行不检。例如石介, 连拥护新政的欧阳修也觉得他“自许太高, 低时太过, 好异以取高”。

（3）、改革派心胸狭隘

例如对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以为“范仲淹迂阔而不可信，徒有虚名而已”的言论，改革派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甚至到了人身攻击地步：

范仲淹言吕夷简专权徇私，阴窃入主之柄。

谏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范仲淹一派之人也纷纷上疏对吕夷简进行弹劾，其中以欧阳修的言论最为激烈：“吕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邡多垒，百姓内困，贤愚倒置，纪纲大隳，二十余年间，坏乱天下。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罪恶满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败亡者，盖其在位之日，专夺主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发遍。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奸邪难去之人且得已为天废”。

又谓：“风闻吕夷简近日频有密奏，仍闻自乞于御药院暗入文字，不知实有此事否？但外人相传，上下疑惧。臣谓夷简身为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为陛下外弭兵革，内安百姓，致得二敌交结，中国忧危，兵民疲劳，上下困乏，贤愚失序，刑赏不中，凡百纪纲，几至大坏。筋力已衰，神识昏耗，岂能更与国家事？据夷简当此病废，即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见当国政之臣，共拟可否，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听？况夷简患瘫风，手足不能举动，凡有奏疏，必难自写；其子弟辈又不肖，须防作伪，或恐漏泄，于体尤为不便u虽陛下至圣至明，苟夷简奸谋邪说，必不听纳，但外人见夷简密入文书，恐非公论，若误国计，为患不轻。夷简所入文字，伏乞明赐止绝。”

其实吕夷简是北宋少有的执行能力比较强的宰相，“二敌交怨”亦非他所致，当时的国史列传以为：“自上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内外无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功为多。其后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师出数败，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颇赖夷简计画，选一时有名之臣，报契丹、经略西夏，二边以宁。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

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廷，为世名相”。

欧阳修的上述奏疏中，不仅将吕夷简的一生全盘加以否定，将朝廷一切弊政都委避于他，而且还带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有失公允，反映了朋党习气。

改革派这种类似议论极多，不但不能说服仁宗，还会让仁宗对他们产生改革派是团团伙伙和心胸狭隘的疑虑，当然更会引起稍微公正一点官员的不满。

所以吕夷简去世后，仁宗对他十分怀念，至有“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的评价。因而欧阳修之言，反而会引起仁宗反感。

而且改革派也不许别人非议甚至质疑其政策。

回答2：

范仲淹倡导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的共同目的是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而“庆历新政”更侧重于澄清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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