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资源保护中的生态学原则

名人专访
· 顺应生态系统管理

尽管人们对“生态系统管理”这一术语有了新的认识，但对它的内涵还存在一些争论。为了论证这些问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采访了3位专家。
Dr Kristiina Vogt

Kristiina Vogt博士，美国耶鲁大学林学院森林生态系统生态学教授,《生态系统：使科学与管理均衡》一书的合作编辑。
Gerardo Budowski博士，在哥斯达黎加居住和工作的一位委内瑞拉热带土地利用专家，1969年12月-1976年6月曾任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裁，现任联盟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Martin Holdgate爵士，一位英国的生态学家，现任联合国政府间林业专家组主席，1988-1994年曾任联盟总裁。
下面是他们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驻美国华盛顿办公室的Ricardo Bayon(RB)的对话。
RB：首先，我想谈谈“生态系统管理”这一术语本身的含义。据我所知人们对它的定义还有一些争论。Vogt博士，我有趣地发现你在你的书中明确地指出，为了实施它，我们不需要给“生态系统管理”下定义。你能详尽阐述一下吗？
Vogt：我觉得人们为了准确地给这一名词下定义已经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假定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当我们仅着眼于看系统的成分时，它的益处就在于能使我们放弃我们有时所看重的狭隘的焦点。生态系统管理要立足于寻求那些我们对自然系统如何运行的认识还不够完善的很多知识。以狭隘的观点和不足的认识研究生态系统，我们总是采取如我所说的“问题的焦点”，如污染，物种绝灭——一类包罗万象的东西。生态系统的整个涵义是要我们回顾并认识整个系统，以分辨出那些影响特别系统的关键性变化因子和那些并非会影响到所有系统的变化因子。给类似生态系统管理这样的专业名词下定义的难点之一 ：其涵义因人而异。然而，这种不确切的涵义不会影响我们进行生态系统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在书中我们反对花费太多的时间去给这个专业名词下定义，却反而忘记了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Dr Gerarao Budowski

Budowski ：关于“生态系统管理”这个术语，它是由两个很难下定义的词组成的。“生态系统”是一个老词，1935年首次由Tansley应用，它涉及到动植物本身之间及他们与自然环境的一种动态和复杂的相互作用。以此作为其定义，你会考虑到生产生态系统，岛屿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甚至生物一工业生态系统等等。当加上 “管理”这个词时，它就包括社会和经济方面，故而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两个词合二为一，指社会和生物成分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如果我们从广义上理解这个专业名词，就不应该浪费太多的时间去寻求更精确的定义。
RB：Martin爵士，首先我想问你是否同意；其次，如果我们不给什么是生态系统下定义，我们怎样才能从事生态系统管理呢？倘若以上所述为定义，生态系统可能会简单地指一棵树上的植物和昆虫相互作用的小巢穴，那么是否也可能指连接10余个国家的一条大江流域呢？因此，我们是否不需要了解动植物长期的相互作用。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是否不需要了解我们工作的时空范围呢？
Holdgate：（原来的）概念是相当清楚的。根据Tansley的意思，划定系统界线的东西实质上是相互作用的自然界。有一种假设称，系统中的生物与自然及环境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大于组分与系统之外毗连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当我们在讨论生态系统管理时，是在讨论一种涉及社会、经济及其它非常重要的管理观念和行动方式之截然不同的管理方法，而不是讨论Tansley概念所指的管理生态系统。我喜欢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这个术语，尽管还难以给它下定义。
Sir Martin Holdgate

总之，我同意Vogt博士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用我们所掌握的生态学及其它学科的知识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地球上的生物资源，使之全方位地造福于不同社会的各个方面。
RB：那么，你是怎样确定工作的最佳范围的呢？
Holdgate：这只能就事论事地开展工作。有时我们的工作适于采取对某种环境之特别区域的管理计划，这个区域可能是一片红树林或一个小湖泊；有时我们的工作适合于采取广阔的视野并考虑到现在称作生物区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其中包括Tansley概念所指的所有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我们必须承认生态系统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力量，管理的目标要有社会来选择，我们的工作范围取决于系统的特征，人类社会的特征，以及你进行管理的目的。
RB：Vogt博士，你是否介意评论这种空间和时间范围的问题？
Vogt：我们需要把每一个系统看作一个独特的系统。我们现在发现的问题之一是过去也出现过的问题，即我们进入一片森林或一块农田，我们就把它定为我们分析的单位。有时候拓宽我们的思路是很重要的。例如，我们正发现的问题之一是所有的生态系统都具有我们所称谓“遗产”，是过去土地利用活动遗留在系统中的痕迹。这就是说我们着手要做的事情之一是鉴定出那些遗产是什么，并如何研究它们。曾经是一片森林的土地，但许多年来一直用作农田，因此现存的土壤条件不允许它再有过去森林的功能。想要管理系统时我们需要考虑这种遗留现象。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的一个自然资源保护组织买下了周围全部是农田的大草原。他们发现仅看中这片大草原是不能管理好这块土地的，因为在这片农田包围的大草原上存在许多的影响——我们有些人称之为“地带影响”。如果你单看大草原，你会完全忽略这个系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此，每一种系统必须看作是一个独特的系统。这会使管理变得困难，但这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途径。

管理的适度范围取决于我们研究的对象，而这正是社会成分的重要性之所在

管理的适度范围取决于我们的研究对象，而这正是社会成分的重要性之所在。通过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我们需从系统中获得什么，我们就可以确定管理的最佳范围。这可能是一段圆木或树上的一个洞，或者更大的东西。Tansley概念的问题之一是试图为生态系统划定明确的界线，把世界看作是一整套彼此连接的生态系统。世界并非那样运行。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了解系统外正发生的事（扩大空间范围），并详细了解过去土地利用活动（扩大时间范围）。
这个范围问题中的一个怪现象是，每次扩大范围，预测该系统中正发生的事所需要的信息实际上越来越少。换言之，你研究的范围越广，每个单个变化因子的重要性越小。在足够的时空范围内，预测一个生态系统的功能真正所需要的就是了解气候。但了解气候，你是否真正了解系统内所发生的事呢？我不认为如此。
当我们仅仅研究一个或两个主要变化因子时，我们切勿认为自己已经了解这些系统的各个方面。
Budowski ：这取决于你为什么管理系统。你可以开展全球范围内的管理，这样，整个地球陆地成为一个生态系统。或者你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进行管理，比如，你房子周围的家庭花园。两者都是生态系统，但对它们的管理目的的截然不同。
RB：你们都说生态系统管理取决于对被管理的生态系统的目的，但谁来决定生态系统的使用目的？
Holdgate：简单的回答是，属于谁的区域谁就来决定怎么利用那个区域。现实是非常复杂的。通常你也需要考虑对这片土地的未来有特别兴趣的人们。你需要顾及广泛的社会利益并承认系统内发生的事情有时对远离系统的人们的利益和意义。尽管用了很不中听的行话，政府间林业专家组认为：“要考虑到所有的资源托管人”，但要非常仔细而灵活地权衡社会各类人士的利益。
Bodowski：我认为主要的问题不仅是谁来决定，还有作决议的过程。我还认为在尽量吸收有关资源托管人的意见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当代资源托管人的意见，而且还要考虑到今后资源托管人的意见。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它是必要的。我们需要以长远的观点来协调目前短期的利益。无论如何，我们渴望要从生态系统管理中获得近期效益，即使这样会导致生态系统一定程度的退化。我只希望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考虑长远的前景。

就人类价值而言，生态系统管理是首要的

Vogt：资源托管人的问题使我们考虑到生态系统管理的中心问题。迟早我们有必要认识生物/生态兼顾是不会推迟我们管理决议的。我强烈地感到就人类的价值而言，生态系统管理是首要的。首先我们评价一个特别的系统或资源，然后决定如何利用那些系统和资源。如果我们评价一种木材，我们可以在一个方面管理生态系统；如果我们评价一个濒危物种，我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管理生态系统。如果你查看任何特定的法律和政策，你会发现生态系统管理不是迫于人民保护物种的愿望，就是迫于人民增强对某种特别资源的愿望。由于这个原因，也许生态系统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务是给立法者，政策指定者、或者决策者，解释清楚其行为的潜在影响。人们需要认识到他们对生态系统做的一切会对系统今后的功能产生短期、中期，或长期（通常是有害）的影响。人类的大多数行动都会给生态系统带来严重影响，科学可以通过决策通告可能的影响。
Holdgate：我同意，任何特定的生态系统都有一些类群可以给人类带来短期利益，而人们对从系统中获取利益抱有极不现实的愿望。因此，科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引起自由使用者的注意，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自由利用要受到自然过程的限制。你虽然不能告诉他们做什么，但你可以帮助他们，提供他们所必需的信息而使他们选择最适当的管理方式，管理他们自然范围内的生态系统。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平衡许多竞争性的利益。例如，居住在热带林区的许多人从这些森林里得到多重利益。他们利用森林的形式还停留在正规经济系统之外。其它自然资源托管人，包括中央政府，也有兴趣从这些林区中获得硬通币的财政收入。这主要通过征收资产并以原木形式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市场。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裁判或某种解决冲突的制度，一种可提供途径把科学和短期与长期利益相结合的制度，并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为所有有关部门广泛接受的制度。
RB：Brdowski你是否认为对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或海洋生态系统之间的生态系统管理存在区别？
生态系统管理需要社会中资源托管人的加入。
这是尼日利亚奥斯霍伯河美人庙，表示宗教价值怎样有助于生态系统管理。

Budowski：没有，至少在方法上没有。它们具有不同的环境因子，还有许多运动需要考虑进去，但总的方法是一样的。
Vogt：我同意。海洋的潮流使系统监测和测量非常困难，因为必要的参数变化很快。生态系统管理的问题之一是鉴定有关特殊系统有用物质最关键的变化因子。例如，营养流量或含量的重要性，或我们是否应该了解一些其它的变化因子，如多样性，演替或其它的东西？有了这样一种流动系统，问题是要寻找正确的变化因子，但最终的方法还是一样的。
Holdgate：当你深入考虑Tansley概念的系统与系统之间如何连接时，问题就出来了。在种意义上说，海洋系统是不同的，由于水团流动，在系统中许多海洋物种最终形成具有牢固附着作用的海面幼虫。同时，化学变化非常大，等等。海洋里没有任何办法能设立象陆地上设立的一种地图似的界线。还是运用同样标准的生态学原理。你需要把系统视为一个整体，观察相互作用变化因子网等。原理是一样的，但应用不同。
RB：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生态系统管理概念在怎样地发生着变化？
世界范围受威胁的红树林.图示菲律宾巴拉湾的卡马沟次生红树林.
Holdgate：一个基本的变化是我们对生态学的理解。当1935年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定义时，较之今天，我们对许多生态系统过程的特征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人们倾向与考虑整个生态系统，可能特别是植被成分。经过有序的和几乎预测的演替序列到所谓的演替顶级。一旦在这种顶级的情况下，我们便认为，生态系统——热带雨林，温带森林，无论什么——都同处于无限定的状况。如果受到干扰，易于回复到那种顶级状态 ，我们不再相信这种说法。我们现在认为系统多处于动态，持续变化，并多以此种形式出现。简言之，我们认为生态系统很难预测。因此，我们曾用于生态系统的相当死板而固定的概念，已愈来愈失去应用意义。换句话说，生态学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RB：一些科学家建议，为了确定哪些生态系统需要重点关注，我们应该比较一下生态系统，以便判定哪种更脆弱，更危险。你们是怎样考虑这一观点的？
Vogt：我认为要比较生态系统是很困难的。我们有倾向要观察两种生态系统并假设它们具有同样的物种成分，大致同样的年龄，这样可以说它们是相同的生态系统。他们看起来可能完全一样，但常常不是。事实上，它们的功能可能完全不同。因为一个先于另一个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土地利用活动，或者因为物种之间相互作用的不同。
RB：但你是否认为一种生态系统比另一种受到的威胁大一些或小一些？
Holdgate：有些情况可以这么说，因为二者受到威胁的程度很明显，都被破坏得只留下了残迹。巴西大西洋海岸的森林，Mata Atlantic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那儿只剩下原来的森林面积的3%，生态系统处于高度威胁之中。同样的例子在许多海洋岛屿上也有发生。另一方面，对其它系统而言。可能就很难这么说了，因为这种威胁不明显，这种威助可微妙地称之为由于扰乱性生物或类似的东西的侵害所致。我认为任何想做比较生态系统的人都已得到一分有意义和挑战性的工作。我不是说这种比较生态系统不能做，或者是不应该做，但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
Vogt：且不说比较生态系统，我们要了解生态系统承受威胁的限度是主要的，换言之，在什么样的限度之外一个系统失去功能，或者不能正常或不能按照我们的意志运作。很清楚，不同的系统和系统的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承受限度。但一旦我们了解这些限度，就会提高我们预测系统是否回退化的能力，也使人们更好地对系统进行归类和比较。
说比做容易，我们能够了解一部分系统的承受限度？能举些例子吗？
Vogt：我现在谈论的是系统承受威胁的极限，越过这个极限，这个系统就要崩溃。现在，这些限度，物种与物种不同，情况与情况不同，我们需要很好的确定它们。
例如，我们现正陷入关于美国怎样管理生产糖浆的糖槭树林的问题。我们的愿望是扩大生产，我们在糖槭树不能正常生长的生态系统中种植了糖槭树，使该系统之森林拥有糖槭树的数量从不足30%增加到95%。最近，由于旱灾，我们开始发现林地中的糖槭树死亡率很高。显然，这些系统超出了承受威胁的极限而难以承受变化的气候条件。我们需要全面了解这些极限以及怎样解释这些正遭受人类急剧改变的极限。

生态系统管理是一种很古老的职业

RB：有任何总结性的评论吗？
Holdgate：我认为要记住生态系统管理是一种很古老的职业是至关重要的。从人类对其周围环境开始施加影响以来，就一直在从事生态系统管理，他们蓄意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干扰和改变动植物群落的结构，使之服务于他们的利益。有时他们做的对，有时做的欠妥。所以，生态系统管理的原则牢固地扎根于人类的文明和世世代代的人民中。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几乎从人类历史一开始，人类就一直是生态系统的管理者。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挑战。人类对生物圈的主宰较之过去更多。这种挑战赋予我们更大的责任，不是把事情做坏而是要应用生态系统任何运作的生态学知识。这些知识将表明生态系统或镶嵌群落（通常我们是开展对后者的研究）中什么是潜在结构，潜在生产力，潜在利害关系。我们所看见的由于对生物圈全面干扰而引起的变化都有些什么影响，例如，由于气候的变化。我相信，在研究作何选择或这些选择可能对群落的某些特别类型及可能对特别的资源托管人有利时，我认为在狭窄的生态学和社会学科学家之间需要有一个主要的联系方式。
因此，有一件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可能应该牢记，即一群生态学家根据自己的想法提出问题是没有用的，他们不能这样做。IUCN需要发动协作网中不同学科的生态学家与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农学家和林学家，及传统的土地管理者一起工作，以保证谁是资源托管人，谁就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信息。
总之，我们不能光靠生态学来自救，必须靠生态学和其它自然和社会科学相结合。
Vogt：是，在忽视影响这些系统的社会因素的同时，我们现在还很缺少致力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生态学家。生态系统管理不是仅靠生物信息就提出管理计划。这些远远不够。但我不想把责任完全推给生物学家。和我一起工作的社会学家也认为这纯粹是个社会问题。若你直接排除那些不利于系统运作的生物学束缚，但你不会成功。
Budowski：我们支持这一重要论点。我认为生态系统管理需要有一种交叉学科的方法，其中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合作共同研究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在需要考虑对正在管理的系统有兴趣的所有有关资源托管人的观点。很清楚，这需要某种类型的协商会，只有当我们把社会和生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生态系统管理的目的。
（傅燕凤译，王思玉校World Conservation 97（3）：19-22）

生物多样性

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