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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史看中国现代化的转型

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分析

2025-03-06 23:52:17

推荐回答（2个）

回答1：

1、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被迫中断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开启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这种被动转型经历了无数次尝试和失败，又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有所前行。然而，这种被动的因应所带来的冲击，凸显出心理准备、理论准备、社会准备不足的诸多问题，难免在跌跌撞撞中前进，又陷入梦想与迷茫的双重焦虑。

2、改革开放由此奠定“现代化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它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这种自主性。

而在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相继经历辛亥革命终结两千多年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缔造新中国等重大转折后，在历史新时期开启了全新的自主性转型。

3、改革开放20余年，证明现代化转型”的正确性。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起时，这种自主性难免需要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的探索中开拓前路。

那么，在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开放20余年一路的探索与开辟，已然为当代中国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十年中国所继续的“现代化转型”，其自主与应对已今非昔比，日益凸显其前瞻性、科学性、规律性。

扩展资料：

中国现代化的转型的问题和困难：

这些年，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的社会氛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国民走出国门，或留学经商，或旅游购物，对于“外面的世界”有了更直接的了解。这当然是好事。不过，也有不少人归来后感慨，外国也不过如此，渐生优越感，骄傲自得。

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依靠强大的政府投资保住了8%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一些人看来，所有发达国家都深陷泥潭，而中国则一枝独秀。由此，一种自我排斥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氛围逐渐蔓延开来。

一些人言辞轻蔑地贬斥“西方那一套”，不吝辞藻地赞美现状，对于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避而不谈，甚至反对进一步改革。

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国际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难题。只有站在世界看中国，才能清晰地看到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只有以世界视野来审视中国的转型，才能准确认识到中国未来的道路。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续写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十年变动”

回答2：

十七世纪之前，中国文明确实长时期引领世界，甚至可以说正是中国文明启发了西方，诱发了工业革命，诱发了文艺复兴，诱发了启蒙运动。这个详细过程我们今天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我们绝不应该低估古代东西方交往的频率及力度。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一个全新时代开启了，工业文明逐渐成为世界主流，以农业文明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明原本有机会适度转型为工业文明，重塑中国文明。然而，中国一再错过转型机会，直至两次鸦片战争结束，直至中国内乱不可遏止，中国不得不踏上寻求富强的洋务之路。随着外国商船和传教士首次从南方进入中国，中西文化也进入实质性交流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就此慢慢展开。

A

发现东方：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的1557年，他们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

如果从文明习性来说，中国文明并不缺乏与域外文明交流的机会。不要说秦汉之前数十万年中国文明从黄河一隅向四面扩充，充分吸纳了周边族群的文明因子，建构了后世中国的所谓“中华文明”或“中国文明”，即便到了秦汉帝国形成后，在两千年帝制时代，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也有几次交往，中国文明在交往中增添了新的因素，重构了文明新体系。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印度佛教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和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的确切时间已不可确考，大体说来至少在东汉时期中土士人已知道西域、天竺等地佛教的存在，并模糊感觉到儒佛之间的差别，朦胧预感到儒佛之间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在士人心目中，佛教文明与本土强盛的儒家文明根本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感到佛教文明与本土思想异端道家、道教高度相似。以儒家文明为主导的中国文明与佛教文明发生冲突是一种必然，此后数百年，毁法、灭佛等类事情时常发生，直至唐末宋初，中国文明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佛教文明影响，悄然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中国文明体系。后世中国所谓宋明理学、宋明道学，所谓“儒家思想新开展”等，其实都是佛教文明刺激后中国文明的新发展新成就。

宋明理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文明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这个时候文明向上，并没有出现体制性危机。与此同时，另一种西方文明也在中国出现，并严重影响着中国文明未来。

这一次的西方文明来自真正的西方。其实，中国与真正西方的接触也有很久远的历史，远古人类相互交往情形我们已经很难描述，秦汉帝国与今天意义的西方交往已被各种考古发现所证明。秦汉之后，这种交往并没有中断。

大约相当于十五世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发展刺激了当时欧洲一些国家竭力寻求海外贸易市场以扩大财源和势力范围。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玛发现非洲东南海岸那塔尔。翌年，达伽玛率领四艘远洋船绕过非洲好望角，经印度洋抵达印度西南海岸之卡利卡特，从而打开了欧洲直航远东的通道，真正实现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目标。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三年后（1514年），他们的商船第一次抵达广东海岸。中国人借阿拉伯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称其为“佛朗机”。这也是外国商船首次从中国南方进入中国，开启了实质性的中西方交流。

四十年后即1554年，葡萄牙人以贸易为名进入广东浪白澳。此后不久（1557年），他们获得在澳门建房的居住权。从后世眼光观察，这些西方冒险家对中国的期待，除了通商，开辟一个新的庞大市场外，好像并没有其他恶意诉求。

伴随着早期冒险者，是传教士。这是西方文明形态决定的，也很难说是恶意。传教士宣称为上帝尽责，拯救人类，像佛教那样普度众生，因而早期传教士在中国并没有多少恶行，反而是积德行善，给中国人留下很好的记忆。

发现东方，不仅为西方提供了一个新机遇，也使古老的东方面临着新选择。

B

传教士对在顺治、康熙年间的礼遇，一般说来也较为满意，因此，他们对清廷的支持，对中西文化交流仍能持一种正常心态积极从事

真正进入中国传教的是利玛窦。利玛窦受过良好教育，具有极高科学素养，使他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时，他的博学和温文尔雅轻易征服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

就文化心态看，中国士大夫阶层向来以一事不知以为耻，他们面对传教士带来的全新世界，在惊叹之余便是努力了解它、掌握它，从而最终超过它。这是一种正常的文明交流心态，是中国文明的希望。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晚明士大夫阶层如饥似渴汲取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文明，计划集中精力用十年时间将传教士带来的七千部西方经典全部翻译成中文时，中国内部发生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变动。这个变动彻底粉碎了晚明士大夫阶层汲取西方文明的梦想，中国文明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次莫名逆转。

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率部攻占北京，对西方文化怀有好感的崇祯帝吊死煤山，大明王朝走进历史。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赶走了李自成政权，满洲人所建立的大清王朝开始统治中原。

满洲人定鼎中原后，出于社会发展一般需要，对明王朝文化政策尤其是明王朝对西方文化的容忍与吸收政策并没有多少改变。至少在顺治、康熙朝，清政府对传教士依然优礼有加。为明王朝翻译了大量西洋天文历法书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依然受到新朝的信任和尊重，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于1644年与龙华民“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定历书，定名为《时宪历》，由顺治帝于1645年颁行。汤若望因此而被擢为钦天监监正，这一重要职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外国人担任。翌年，清廷加汤若望太常寺少卿衔。1647年，顺治帝亲政后，常常用满言尊称汤若望为“麻法”，译成汉语则有“可敬之父”的意思。

传教士对在顺治、康熙年间的礼遇，一般说来也较为满意，因此，他们对清廷的支持，对中西文化交流仍能持一种正常心态积极从事。汤若望在入清之后及时以西洋新法制定历书，接替汤若望出任钦天监监正的南怀仁不仅主持康熙朝《永年历》制定，而且以西方技术参与铸炮、制造天文仪器等活动。在此前后来华的传教士如白晋、宋君荣等为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文化繁荣等都程度不同有所建树。

这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科学文化的态度，就最高统治者来说，一如明末徐光启时代。康熙帝不仅鼓励和提倡学习、模仿西方科学文化，选拔一批满汉青年交由耶稣会传教士传习，而且因中西历法争论自己也开始对科学事物尤其是数学发生兴趣。当他发现朝臣们对西洋历法一无所知时，便躬自钻研，探讨一些西方科学技术问题，或依西洋方法督促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施。如当时世界上工程量最大也是最精确的全国性地图测绘以及《皇舆全览图》编定，据说就耗费了他三十余年心力。

但是，也不得不指出的是，康熙帝对西学的“嗜爱”毕竟始终限于个人范围，他并没有考虑将这种嗜爱扩大到广大士大夫阶层中去，更不要说建立起一支中国人自己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并能制造西方先进器械的队伍。相反，康熙帝为了巩固政治统治，一方面需要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必须与传教士建立良好个人关系，以便从他们那里学到西方有关天文历算以及技术等知识；另一方面，基于文化传统差异，特别是罗马教廷不顾中国政府反对而禁止中国教徒拜祖先，以及教士们从事其他中国传统乡土文化活动时，康熙帝开始感到那些西洋人“渐渐作怪”，
认为他们不仅将维系中国人的象征孔夫子加以蔑视，而且有朝一日会动摇大清王朝统治根基。在这种矛盾、苦闷心情支配下，康熙帝不得不权衡利弊，终于以推崇程朱理学以与天主教相抗衡。

C

当乾隆大帝沉湎在康乾盛世辉煌的时候，西方正在发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变动。随着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确立，英国资本加速了圈地运动，酝酿着一场工业革命

继康熙帝君临帝位的雍正帝，对耶稣会传教士和西方文化的政策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继位问题的影响，因为不论他是否是弑父继位，但在其统治最初几年，他一直忙于镇压反对者则为事实。他不喜欢传教士，因为传教士中的一些人曾经在他继位问题上明显地站在他的政敌一边。他虽然宽恕了在北京的一些高层传教士，但对在外省的传教士则采取了比乃父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据宋君荣神父耳闻目睹，雍正帝从根本上不相信基督教理论，他曾当着传教士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尽管他也承认天主教会曾给中国带来某些“裨益”，但他仍把天主教与那些邪恶的教派相提并论，他确实太痛恨天主教了。

接替雍正帝的是乾隆大帝。乾隆大帝自称“十全老人”，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在其当政的前半期确实是国泰民安，一片升平景象。但是到了后来，奢侈之风从朝廷蔓延到全国，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的祸根。尤其不幸的是，乾隆帝因年迈倦勤，选中了和珅当协助主持政务。和珅虽然聪明伶俐，但却寡廉鲜耻，凭借手中的权力搜刮自肥，国库空虚，乾隆帝数十年建立起来的权威也渐失坠了。

当乾隆大帝沉湎在康乾盛世辉煌的时候，西方正在发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变动。随着英国君主立宪体制的确立，英国资本加速了圈地运动，酝酿着一场工业革命。

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极大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纺织工人发明了纺纱机，极大提高了纺纱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发明水力纺纱机。稍后，理发师阿克莱特对凯斯的发明加以改进，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纺厂。1785年，牧师爱德蒙特发明动力织布机，并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动力织布机厂。

更重要的发明发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为近代工业的诞生提供了不可思议的动力，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纺织工业必将在这个强大动力系统推动下发生革命性变化。

英伦三岛的蝴蝶展开了自己的翅膀，遥远的亚洲、古老的中华帝国也必将受到这只小蝴蝶的影响。1793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作为特使出访中国，中国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回应英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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