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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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历史传统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史上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各有特点和长处。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生活，使得古代文学出现了许多具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和色调的作品，丰富了文学的宝库，满足了人们多种多样的艺术欣赏的需要。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虽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但却经常联系和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互不相关，更不是互相排斥、各不相容的。

　　在反动的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人民的进步理想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之间是矛盾对立的，许多作家不能在生活中找到实现自己理想的社会力量和正确的道路，因而当他们反映生活的时候，往往不是偏重于暴露现实的黑暗，就是“宁肯弃现实而取幻想与梦想”①。这是形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也应该看到，就历史发展的总的进程来看，理想和现实是对立统一的。即使在旧时代，黑暗的现实本身就在激起人民对美好理想的渴望，而理想又反过来引导着、鼓舞着人民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这种斗争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着人民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不会有变革现实的斗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实践来推动社会前进。所以，现实和理想往往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被统一起来。这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常常联系在一起的现实根据。在旧社会里，固然有许多作家是远离人民的斗争的，但也有很多作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民的斗争的影响，并且用自己的作品反映了这种斗争，或者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民群众渴望改变现状的要求与愿望。文学史上，反映人民的斗争和愿望的作品，往往有不少是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程度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国《诗经》中的《硕鼠》、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戏曲《窦娥冤》、《牡丹亭》等，都是如此。有许多民间传说，像杨家将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白蛇传的故事等，都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运动高涨的时代，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和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时期，或像我国“五四”时代，那时的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卷入革命的漩涡之中或受到革命浪潮冲击的作家们的创作，也往往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俄国的普希金和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们是如此，我国的鲁迅、郭沫若也是如此。

　　就作家的主观方面来看，没有一个进步的作家是没有理想的。无论是屈原、李白、关汉卿、汤显祖、吴承恩，还是杜甫、白居易、孔尚任、曹雪芹等，就他们对社会的积极的、严肃的态度来看，可说都是现实主义者，从他们对理想的不倦的追求来看，又可说都是理想主义者。在创作方法上，有些作家，如前面所说，或偏重于刻划实际生活的典型画面，或着重于对理想的热情讴歌。但也有些作家，是把现实的典型图画和理想的境界熔铸在同一部作品之中的。这种结合，可能还不是有机的。但不能否认也有些作品是结合得相当好的，像《窦娥冤》和《牡丹亭》便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较好的例子。在漫长的文学历史上，有许多作家和作品确实很难简单地划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范围内。正如高尔基所说，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他说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①。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肯定：“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②不仅高尔基的看法是如此，前面提到的席勒的《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也曾提到：只有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符合“真正的审美标准”的作品。①以上的例证说明，在中外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某种程度的结合，不是绝无仅有的。换句话说，历史上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往往不同程度地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多数情况下。文学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方法都是有所侧重，如有的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有的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这种情况，与作家所处的时代、个人的生活经历、创作个性和风格有密切关系，也同他们所选取的题材与体裁有关，原因是多方面的，要作具体分析。

　　文学史上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或有程度不等的结合的情况，我国古代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也做过不少的研究与探索。他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虚与实等问题的论述，对我们理解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很有启发。我国古代的评论家常用“虚”与“实”来表述两种不同的方法与风格，而分别以李白和杜甫作为代表。有不少杰出的作家、评论家，都认识到虚实是可以而且应该结合的，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都是能虚能实，虚实结合的。明代的屠隆说：“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乃右实而左虚，而谓李杜优劣在虚实之辨，何与？”②可以说，作者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之间有密切联系的问题，虽然他并没有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词。关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截然分割的关系，近代的王国维也曾提出过一种说法：“有造境，有与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①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传统之所以特别值得珍视，是因为将二者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更充分、更全面地反映时代，在艺术形式上也将更加多样化，对读者也往往具有更大的艺术感染力、更强烈的鼓舞力量。关汉卿的《窦娥冤》，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充分地表现了被冤屈的窦娥的满腔怨愤和正义的最后得到伸张，深深地打动了千百万读者。作者在揭示现实的时候充满了强烈的爱憎，在人物及其与现实关系的描写中渗透着理想和热情。窦娥在临刑前对“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激昂的诅咒：“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在做天！”这无情的揭露，激起了人们无比的愤怒；这惊天动地的反抗的声音，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和巨大的鼓舞。

　　我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传统，是和文学历史一样久远的。从神话开始，经《诗经》、楚辞一直发展到近代，这一传统不断地在丰富着和发展着，而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又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都还有待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总结。这种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交错的历史传统，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就不能不在新的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上产生根本的变化。一九四二年以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下产生的一些优秀的作品，像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小说《暴风骤雨》等，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倾向显著，有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倾向明显。有的则兼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这正是说明：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指引之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的作家们，已经开始探索适应我国革命的新形势所要求的创作方法。全国解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人民群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也根本改变了。他们进行劳动和建设。不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而是为了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曲折，甚至会遇到严重的挫折，但曲折和挫折教育了人民，使他们更加坚定地为实现革命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每一项具体、切实的工作，都是通向伟大理想的一个阶梯。在这样的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已经不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通过革命实践求得一致的。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在每一项实际工作中被逐步地实现着，并且成为鼓舞人们前进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产力也得到了解放。几千年的私有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正在被逐步地粉碎，劳动群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的地位，对自己的力量和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和自豪。因而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扬了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首创精神。

　　我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取得的。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革命远见、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善于在实践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同志还强调要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结合起来。他坚持《共产党宣言》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①的精神，教导我们从事任何革命工作必须把宏伟理想和当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既不忘记今天，又要看到明天，今天为明天开辟道路，而明天又是今天的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也是文学工作的指导。毛泽东同志正是从上述的思想出发，根据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五四”以来我国革命文学的创作经验，根据解放以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和革命文艺创作的实践经验，同时又吸取了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先进经验，于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 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为了“把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艺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以便更有利于表现我们今天的时代，有利于全面地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①。

　　那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哪些基本要求呢？

　　首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在创作中自觉地把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所谓革命的浪漫主义，实际上也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把革命的理想和客观的现实有机地统一起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它要求作家既要从现实生活出发，又要站在一定的理想高度去认识和概括生活，即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表现理想，把革命理想溶化于现实主义的描写之中。优秀作家的创作总有一定的理想作指导，但对过去的作家来说，理想与现实往往较难统一，因而反映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理想往往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同时，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民的革命理想往往受到压抑和摧残，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实现。这也影响到理想与现实的统一。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理想和现实在矛盾斗争中可以得到统一，无产阶级作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具有共产主义的理想，能够从现实生活的发展中揭示其本质和发展趋向，能够把对丰富多采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的描绘，同展示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崇高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诗词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蝶恋花·答李淑一》等，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这些诗词中，诗人把对现实的形象描绘同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抒发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鼓舞、激励人的力量。在小说《创业史》中，由于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理想高度来描写互相合作时期农村的现实生活的，因而能在深刻地描写现实的革命发展的同时揭示生活的发展趋势。作者在描写蛤蟆滩上发生的这场革命的风云时，形象而又充分地展示出农业集体化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和生命力，使读者深深感受到农业集体化的光辉前景是当时农村矛盾斗争的必然趋向。

　　我们说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把表现理想和反映现实结合起来，把揭示生活的内在矛盾和表现矛盾斗争的前景结合起来，这是因为革命理想只有通过生活矛盾的内在发展才能得到更好的表现。它不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一种东西，而是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鼓舞人民群众斗争、推动生活前进的巨大力量。我们不需要在生活画面之外，再去外加一个理想，而是通过生活的革命发展的真实描写，反映出理想的光芒和实现这种理想的途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不但不需要回避，相反的需要勇敢地加以揭示。因为只有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矛盾，战胜一个个困难，理想的境界才能逐步地实现。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真实的，使人信服的，能培养读者不怕困难，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品质。如果离开生活真实，回避矛盾，粉饰现实，把生活写成一点曲折和困难都没有，把理想变成廉价的豪言壮语，其结果只能造成创作上的说大话、说空话、说假后的恶劣风气，这对于文学创作和广大读者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反之，如果只写矛盾和困难，看不到生活的光明前景，也就缺乏激励和鼓舞读者的力量。

　　总之，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必须坚持从现实生活出发，同时又不是简单地做生活的记录员；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主导，把对现实的生动描绘同对理想的揭示有机地统一起来，就是这一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

　　其次，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作家努力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批判反动、落后的势力和各种消极现象。每个时代、每个阶级都要求文学表现自己时代的英雄，塑造处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本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过去文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是，无论是过去的现实主义文学或浪漫主义文学，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它们中的英雄人物，与时代、与集体、与群众常常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形就不同了，个人与集体、英雄与群众是可以而且应该统一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真正的英雄也都来自群众之中。新的人物的出现向作家提出了新的要求：正确地表现一代新人，反映处于现实的矛盾斗争中的新的人物，通过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来展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和历史发展的趋向。

　　无产阶级的英雄，是集体主义的英雄，他们从群众中产生，在党的教育下成长,又成为党的坚强战士和群众的领导或骨干。他们把党和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并终生为此而奋斗。他们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的意见，又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推动革命事业的前进。他们尽管也有思想矛盾，也有缺点，甚至会犯错误，但他们对于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他们那种闻过则喜、有过则改的坦白无私的性格，他们那种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对周围群众的真诚的爱，使他们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成为群众爱戴的领袖，能够带动群众一起前进。这样的人物，今天已经无需作家凭空来创造，他们活跃在实际生活之中。他们身上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光辉，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先进力量。这样的新人和资产阶级宣扬的那种高踞于群众之上的个人主义“英雄”，那种性格分裂的人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当然，歌颂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并不是要求作家脱离现实生活去写天生的“圣人”，写十全十美、高大完美的英雄，写没有任何缺点、没有成长发展过程的纯粹的“完人”。这种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对于无产阶级作家来说，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要正确地表现英雄和群众的关系，真实地描写我们时代的英雄人物的斗争历程和精神面貌，以及他们鲜明而多样的个性。在这方面，《红岩》等反映革命先烈的斗争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那么，是否可以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批判旧世界，批判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反动势力和反面人物，包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落后、反动势力和一切消极的现象呢？毫无疑义，这不但可以，而且是必须的。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①在社会主义时代，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不仅可以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来歌颂新的时代、新的人物，而且也可以用它来暴露和批判反动、落后的势力和一切消极的现象，这是社会主义时代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当然，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暴露与批判：一种是对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错误、缺点和一切落后、消极现象的批判。性质不同，态度、方法和分寸也应该有所不同。我们决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的问题。运用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来写暴露与批判性的题材，同样可以发挥无产阶级文艺的打击敌人与教育人民的积极作用。

　　第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文学作品实现倾向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学艺术都程度不同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或政治）倾向性。只不过有的作品表现得明显突出，有的作品表现得并不那么明显罢了。这是因为作家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总要直接间接地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同时，文学艺术通过形象反映生活，它与生活之间就有一个反映得是否真实的问题。或是反映出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或是歪曲了现实生活，没有真实性。过去时代成功的文学作品，总是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其思想倾向应当说是好的，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有的作品虽然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却不完全正确，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有的作品虽然倾向是好的，但缺乏真实生动的形象，缺乏浓厚的生活气息，这种作品的倾向性和真实性也不能说是完全统一的。至于那些反动的作家，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违背，同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同客观存在的实际相违背，所以他们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是无法统一的。而无产阶级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代表了千百万群众的利益，作家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创作，能够深刻认识和反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和客观生活发展的规律，使作品的思想（或政治）倾向性与真实性达到统一。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把作品的倾向性与真实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因为，进步的、革命的倾向可以促使作家更真实地反映生活，面对于生活的真实表现又使革命的倾向性更有说服力。任何把革命的倾向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以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基本要求。与历史上任何创作方法一样，它是在实践中产主的，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丰富和发展。

　　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需要全面地继承我国文学历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并加以革新和创造，求得更新更高的发展，使之适合于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生活。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充分研究我国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总结过去优秀的作家结合地运用或参差地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就和经验。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发展史上，既有光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也有灿烂的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并且也不乏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的成功范例。鼓励作家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有利于更系统、更全面地继承我国民族的文学遗产和文学传统，从中吸取丰富的养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更光辉的社会主义新文学。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为更好地发挥作家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和广阔的天地。它有利于把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文学形式、风格和题材的多样性辩证地统一起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既有利于更好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又有利于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二者在创作实践中得到统一。这一创作方法还有利于鼓舞作家在文学传统的全面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多方面和多种途径的推陈出新，发挥作家们的积极性和独创性，并由此使社会主义的新文学更进一步地臻于优美动人、丰富多采、风格多样。作家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指导之下。可以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喜爱，探索多种多样的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途径。在具体的创作中，每个作家都完全可以发挥个人的独创性，积极地为造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多姿多采、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