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道德的定义

中国革命道德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

是当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宝贵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倍加珍惜，并大力传承与弘扬。

中国革命道德源生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取决于共产党人的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意识。革命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发展的崭新阶段，其产生和形成实现了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上空前的革命性变革。

扩展资料：

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发展：

中国革命道德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产物。革命道德萌芽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蓬蓬勃勃的伟大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逐渐形成的。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华民族道德发展的新阶段，它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史上空前的革命性变革，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道德体系的终结；中国革命道德的产生和形成又是道德进步规律使然。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革命道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一般来说，是指以古代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并包括墨家、道家、法家等传统道德思想的精华。在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墨、道、法各家伦理思想及佛学中的心性之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传统。

（一）整体至上，“克己奉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传统伦理结构中，为国利民，“兴天下人民之大利”（《墨子·经上》）乃是道德的最高表现，是最大的“义”。坚持这个原则，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一切服从这一准则，乃是“仁人志士”的体现。从多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们一直倡导这种人生的境界。孔子曰：“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雍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滕文公上》）。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杜甫咏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的秋风所破歌》）；林则徐铭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观点、主张，都坚持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至上的原则出发在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上，“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考虑个人利益时应不违背道德原则，不得伤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所谓“义然后取”、“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语·雍也》）。

（二）仁爱兼利的人际和谐原则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特别重视和强调对人的尊重和关心，提倡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爱护和帮助，力图构建和谐亲善的温和气氛。孔子以“仁”作为自己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他将“仁”同“爱人”相联系，把“爱人”作为“仁”的根本要求。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仁”，“博施济众者，可谓仁矣”（《论语·述而》）。主张人与人相和，就从自己的欲望、情感、意志和利益的切身感受上，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增强理解，彼此相互体贴，照顾，给对方以便利，特别是对有困难者以帮助和救济。墨子从人与人的朴素尊重的功利原则，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他认为，人与人的矛盾、纠纷，都是由于“亏人而自利”的利己思想引起的，即“不相爱”，困此人应当“爱人若爱其身”，而爱人和被人爱是相互联系的。“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这种人际相爱不仅表现在心理上的同情与关心，更表现在实际生活中的互利互惠，使人得到实际利益。“兼和爱”而“交相利”，默家冲破了儒家“爱有等差”的等级观念，而倡行兼爱到利的普遍性。力争使之“广施周遍”、“广达四海”。

（三）“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

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的流变，化育而成中国人的人格精神，表现为相互联系而又相对而生的两方面：一曰“自强不息”，二曰“厚德载物”。在《易经·易大传》中，最早提出“刚健”学说，“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象传》）“刚健”表现为人生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刚强不屈的性格，奋发图强的斗争精神，“刚健自强”的思想，历来被历代思想家所崇尚，成为人们激励斗志、克服困难的精神支柱。而“厚德载物”则是中华传统伦理所孕育的人文情怀，也是实现刚健自强的现实途径。《易经·象传》中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主张君子应象大地那样以博大的胸怀、孕育、承载与容纳万物，从而使自己成为博大精深的圣人。这一优秀的品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喜悦的情怀容纳别人，善待别人，善待人生，凡事多从好处看，在生活中发现美，发现对人类，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与人相处，多发现共同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其二就是以谦逊的态度，发现自己的不足，学习别人长处，取长补短，而克服自己的缺陷与不足，这种廉和态度促使人不断充实自己，从而使自己日益壮大起来。

（四）修身自律，躬行实践的道德修养原则

注重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在这个方面可资借鉴继承的精神遗产也最为丰富。

在中国古代各思想流派中都有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而儒家一派在这方面的思想资料最为系统，儒家学派为人们构画着“三纲八目”的修养系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明确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根本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各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礼记·大学》）这里的“修身八目”详细地规划了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八个阶段，而且他们认为，道德修养是社会上所有的人们共同的立身之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儒家学派既概括了道德修养的完整体系，肯定道德修养的极端重要性。同时还为指导人们的道德修养，提出了许多具体可行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如“立志”、“学习”、“克己”、“内省”、“实践”、“慎独”等。他们特别注重“立场”的修养意义，认为“立志”是做人的开端，是成才的根基。“三等可以夺帅焉，匹夫不可以夺志”（《论语·子罕》），而“立志”的核心是“志道”，即志向要远大，崇高“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员与议也”（《论语里仁》）。“克己”是说为达到一个崇高的道德境界，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与主观偏见，使自己的心理情感与行为方式符合道德的要求。“学习”是道德修养的基本手段，在古代儒家经典里，“学习”主要是对道德理论，道德规范的学习与了解。《论语》的开篇词，便是孔子对道德学习的感怀，“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孔子将道德学习概括为“学”、“问”、“思”、“辨”、“行”五个阶段，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不仅要学习经典，还要向道德先进典型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学而》）。“内省”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察觉自己的错误与过失，即时发现即时改正。曾参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同上）。明代的学者王阳明，总结出“省察克治”的修善方法，是对曾参“内省”的丰富和发展。他主张每个人应经常在闲暇之时，把自己的好利好货等私欲认真的清查出来，按照圣贤的道德理论,严加批判，将之消灭干净。“如去盗贼，不要予他出路，不要予他方便，务必使其扫除净尽”；“又如猫之捕鼠，一眼盯着，斩钉截铁，务必将其消灭净尽，廓然大公，方始为快”（《传习录·下》）。“慎独”是一种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也是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一种高尚境界，《礼记·中庸》中指出：“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一个高尚的人，即使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应坚守自己的道德信念，对自己的言行，小心谨慎，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因为在无人所知，无人关注的地方，更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品德的高低，故而必须自觉主动地保持自己的道德信念。“慎独”的方法和境界，是一个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反映，是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

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中所形成的优良道德。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传统美德新的升华和质的飞跃，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道德财富。中国革命道德萌芽于五四运动前后，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蓬勃发展的伟大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并不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