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

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重新加速的趋势，突破9%，接近过去25年的年平均增长率(9.36%)。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较好的成长时期。但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倾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本文通过统计方法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居民消费的增长以及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了分析，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仍处于正常状态，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二、在经济增长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增长与居民消费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率和其他条件不变，投资每增长1%，消费将会下降0.8%。较低的居民消费增长率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三、200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已经明显超出经济增长的需求(2004年前两个月这种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显)，2004年比较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把消除了价格变动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从2003年的水平上(24%)再下调4个百分点以上，即压缩到20%以下；四、中国目前以鼓励投资为主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已经达到，宏观经济政策上应有所调整。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和高速增长，全社会消费总量的增长应该予以更多的重视(尤其应该重视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中国目前的经济加速和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那两次加速相比，质量上表现出明显的提高，但我们面临各种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压力(如就业、“三农”问题、弱势群体的生活改善等)也比过去大得多，可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一种较好的背景下由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加而表现出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二元经济特性：在生产领域，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存在着生产能力的过剩，社会上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现它们的生产能力；但在另一方面，大量新的投资(有的甚至是重复的投资)仍在进行。在投资领域，一方面，随着过分乐观的市场预期的增加，一部分行业中的大中型企业仍在不断增加着短期内不能形成生产能力的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更多的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缺乏必要的更新改造基金和流动资金而使现有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在2004年前两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为60.8%。但在相同时期的工业增加值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所占的比重仅为46.21%。非经济因素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经济活动，影响着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人民生活方面，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有所改善[7]。另一方面，城市登记失业率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仍然严重，大学毕业生就业仍面临困难。在价格关系上，一方面，由于偏紧的货币供给，价格指数反映出来的数字表明，中国现在还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发生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改变，如收入分配关系变化、扭曲的价格信号导致过度投资等，现在已经出现。

我们不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过高，应该调整不应该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把目前以增加投入扩张经济的方式逐渐转向以扩大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方式上来，换句话说，将扩大投资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逐渐调整为鼓励消费需求和适当抑制基本建设扩张的积极宏观经济政策。

在中国，要增加全社会的消费总量，有两个重要途径，一是增加青年人的收入和消费，二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因为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地说，一个人年龄与收入的消费倾向成反比；而在收入变化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倾向是和其收入的水平成反比的。因此，改善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不仅是为了社会问题，也是经济增长内在的需要。

在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重视各种政策之间的配合及政策内部的协调。1998年以来我国就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于我们的货币政策响应不够及时，延缓了财政政策的见效的时间，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规模用了较长的时间才达到预定的目标。现在，如果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同时扩大居民消费，也有一个政策间的互相呼应。不能是刺激经济就靠财政、抑制过热就靠银行(这种倾向目前又有所表现)，二者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

第二，要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时效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不是某个个人或机构所做出的决定，而是由全社会无数个体的行为集合而成的。这就决定了它的扩展和收缩要经过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从实施到见效也会经过一个过程。根据我们的研究，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是6-18个月，而中国则需要7-24个月。这就要求我们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较早地采取措施，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实现预定的调控目标；

第三，就财政政策本身来讲，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有一个进一步协调的问题。财政政策应当是包括支出和收入两方面的政策。扩张经济应当减税，使老百姓、企业手中可支配收入加大，市场需求增大；如果是抑制需求的话，就应当增税。中国的财政政策主要表现在财政支出方面。近几年来，财政支出在扩大，在刺激需求，但是财政收入政策基本上没有配合这个支出政策，中国连续多年财政收入的增长基本上都比GDP的增长快一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上是在加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财政支出扩张性政策的效应。2004年以来，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并在逐渐发挥效应。这是非常正确的。只有农民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生活，增加消费。虽然从近期看，政府可能会减少一些财政收入，但从长远看将更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

第四，要考虑货币政策和金融企业体制改革方面间的协调。从1996年到1999年三年时间内，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人民银行连续七次下调利率，实施的是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的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考虑到自身经营中的风险控制，在扩大贷款方面行动得相对迟缓，使这一政策收效较慢。反之，2003年，随着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较大幅度的增加，中央银行给出的信号是适当紧缩，但随着银行业贷款五级分类制的实施，银行业扩大贷款的热情空前提高，因为在不良贷款数额不变的情况下，随着贷款总量在短期内的迅速增加，不良贷款率会明显降低。虽然这种降低不良贷款率的途径从长期看不一定有效，甚至有可能对银行未来的经营带来隐患，但从账面上看这种短期行为确实收到了效果[8]。在这种背景下，新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抵消。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要实施两项新的货币政策，即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再贷款浮息制度，4月，又宣布调高在存款准备金率。这表明了中央银行对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防止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的立场。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可能还要考虑到通过一定的监管保证这些政策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

当前统计公布的是名义的投资增长率，即未扣除价格因素的增长率；扣除价格因素后的投资增长率为实际投资增长率。

计算方法：
实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1+名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

理论上，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高企，当前我国名义投资增长率很高，但实际投资增长率已经很低。但分析中还应考虑：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构成与实际生活是否有差别，以及名义投资增长率仍然代表着等额的货币投入，因而无论是名义增长率还是实际增长率都应受到关注。

假设去年投资为100
今年为110
通货膨胀率为5%
那增长率就是(110-110*5%)/100*100%-1=4.5%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就是4.5.

简单的说 如果去年投资实物为1KG钢铁,价格为100
今天还是1KG钢铁,价格为200.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固定资产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率为100%.扣除后增长率就是0了.(没考虑刚才的正常价格上涨)

楼上的真无聊,贴了那么多,没点实质的,浪费网络资源啊
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吧,物价上涨因素差不多就是通货膨胀率啦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去年同期相比的增长率也就是在实际计算的基数情况下,减掉物价上涨因素(一般指通货膨胀率)
打个比方你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为2个亿,去年同期是1个亿,那就是同比增长了100%,而通货膨胀率100%也就是上涨了100%,扣除掉100%也就是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为0%.

个人愚见

实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1+名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 多数情况下可以用 名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计算来用于定性的分析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其实就是通货膨胀在投资领域的表现
经济学在计算通货膨胀的时候设定了一个标准量 我们称之为 一篮子（a basket） 因为统计的时候不可能完全统计所以货物 因此通货膨胀率通过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当统计一篮子与生活有关的消费品 得出的通货膨胀率就是CPI 当统计的是建筑安装工程 设备、工器具 的时候得出的就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这个指数相当于（1+通货膨胀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