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苏轼“不合时宜”

苏轼确实是装了一肚子不合时宜。1069年，王安石变法，此时的苏轼刚刚为父亲守孝期满还朝，他看到，很多人因为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对新法，苏轼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返京的路上，看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认为新法不能方便百姓，反而给百姓带来很多麻烦。于是，他上书反对。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不容于朝廷。苏轼被迫离开京城，去地方任职。他辗转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做官。在地方，苏轼做得有模有样，很受百姓爱戴。

1079年，43岁的苏轼调到湖州做知州。上任后，他例行公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就是这篇例行公事的官文，给他带来了毁灭性灾难。新党利用文章中的一些词语，说他暗含讥讽，对皇帝不忠。造就了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朝廷新旧两股势力的交锋，也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要置苏轼于死地，救援也同时展开。最后，苏轼因为宋太祖当初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才躲过一劫，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受当地官员监视。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旧党代表司马光当了宰相，苏轼也回到朝中，并一步步高升。但是，当他看到王安石集团的人物被极力打压，新法尽废，苏轼不由得说了几句正直的话，对旧党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反对。

这样，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对。苏轼看到自己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再次请求外调，离开朝廷这个是非之地。

1091年，苏轼曾经被再次召回京。但最终还是因为政见不合又离开了。

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尽管苏轼一直在地方，还是作为旧党代表遭到打击，先后被贬到宁远、惠州。

朝云去世后，1097年，62岁的苏轼再一次被贬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罪的处罚。这一次，跟随他的只有儿子苏迈。但他的豪迈依然不减。不然，他就不是那个能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了。

海南的特异风光激发了苏轼旺盛的创作欲望，黎族人民的淳朴美德，让苏轼和黎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在这里写下许多优秀作品，还办学堂，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海南，这个当时人们眼中的不毛之地，在苏轼这里也变得有声有色。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却留下了许多豪迈诗句。这和他豁达的性格有关。经历多了，也更看得开，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留下很多不朽的传奇。

总体评价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

从文学史的范围来说，苏轼的意义主要有两点：首先，苏轼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由于苏轼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所以他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

当然，这种范式更适用于士人遭受坎坷之时，它可以通向既坚持操守又全生养性的人生境界，这正是宋以后的历代士人所希望做到的。

其次，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他以宽广的审美眼光去拥抱大千世界，所以凡物皆有可观，到处都能发现美的的存在。这种范式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世界。所以，苏轼受到后代文人的普遍热爱，实为历史的必然。

要理解苏轼的“不合时宜”，就要理解什么是“合时宜”。 “合时宜”，就是会讨个巧儿，卖个乖，结合具体的社会条件，灵活地顺应大多数人的意思，对上面的政策要巧妙地阳奉阴违，对下面的小动作要抓大放小，得过且过。这是“合时宜”。 苏轼是个大儒，他不想这样糊涂，他总要把事情想明白了，按照最正确的去做，有时候就免不了不合群，好处他捞不到，危险他避不开。苏轼在政治舞台上的几次失意，确实是因为如此。他总是坚持自己的政见，而在政治斗争中被强大的政敌所打击。所以王朝云说苏轼是“不合时宜”。

　苏轼的侍妾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

指的是他政治方面部会变通，既不容于新党，又得罪旧党

苏轼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