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 决策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下面谈谈笔者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首先,应对不同问题,要用不同的决策原则。现实中的决策,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决策,如三峡工程等。这类决策主要是要体现科学原则。由于在科学层面,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就是走在科学前沿的,往往是少数精英分子。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原则的体现往往就是权威原则,而不是民主原则,也就是要重点考虑少数科学权威的意见,而不是大家的意见都同等对待。否则,决策得到的结果就可能会产生很大误差。因为科学来不得半点误差,科学需要精确,需要对规律的完全遵循。当然,遵循权威原则也是有问题的,这取决于权威本身的质量。但和民主原则相比,权威原则仍然是较好的。一类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决策,如蛋糕的分配等。这类决策主要是要体现正义原则。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遵循自然规律就是最好的选择;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遵循正义原则就是最好的选择。正义原则是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不要违背正义原则。一个不正义的社会,必将是一个糟糕的社会,也将是一个疾病缠身的社会。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在有关人与人关系的决策中,如何体现正义原则,其中民主原则就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而权威原则就不是好原则。因为在利益面前,权威就会变成利益的权威,而不是正义的权威。 其次,要重视调查研究。不管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决策,还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的决策,信息的充分真实披露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提高决策有效性的重要基础。如何得到充分的信息,就需要调查研究。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相关信息,发言和建议以及决策就是盲人摸象,就是瞎指挥,这是十分危险的。 再次,要对决策者有责任约束机制。也就是相关决策人,既然有决策的权力,必须也要承担相应的决策责任。比如,关于三峡工程的决策,若让少数科学家决策,这些科学家就需要承担可能出现问题的责任,要有责任追究机制。不然,决策时大家都很积极,但出现问题时,都逃之夭夭,这样也就不利于科学决策的实现。再比如像评职称这样小小的决策,也需要有一个责任追究机制。有些专家在决策给谁投票时,由于没有后续的责任追究手段,往往就随意性很大,潜规则也就乘机泛滥。对民主决策而言,如何体现责任约束机制,就需要有一个对民主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 第四,建设有利于提高决策有效性的人文环境。诚信精神和理性精神是最重要的保证决策质量的人文基础。诚信有助于信息的真实揭示,而理性有助于信息的合理利用。另外,诚信也是产生优良道德的重要基础。所以,社会有诚信和理性,科学原则和正义原则就容易实现。 第五,要考虑执行情况。好的决策必须要考虑具体执行的各种可能性,要给执行提供方便。比如我国实行的一些对农村贫困人口的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在执行中缺乏有效的识别手段,就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如,如何鉴别谁家是救助对象?就是一个大问题。有的家里盖了好房子,但可能贷款很多,实质可能正是需要救助的对象;而有的家里虽然没有新房子,但存款很多,可能是不需要救助的。这就给村干部和乡干部具体执行政策带来很大难度,结果往往就导致一种平均化的倾向,如一些干部就干脆平均分到每户算了,或者产生其它一些不好的事情,如一些干部偷偷将救助款私分了,这样做干部自己也得了实惠,也免得村民因为分配不均而告状,引来许多麻烦。 第六,要建立有利于提高决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这里主要是制度建设要体现公开性原则。公开有助于信息的充分披露。另外,人是社会的人,所以,公开也有利于强化决策者自身对自身的约束。同时,公开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监督决策过程的积极性。目前,由于有些决策过程不透明,这就为潜规则的泛滥也提供了空间,所以,加大制度的公开化建设力度,也是应对潜规则的一条有效途径。所以,在制度建设中,除了一些必须要进行保密的决策项目外,其它有关决策过程,能公开的要尽量公开,这是提高决策有效性的重要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