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便是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的代表文字——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羌”,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氐羌族群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服饰、习俗等,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史书记载古羌人是三苗之后,《诗地理考》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
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炎帝姜姓,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甲骨文中亦常互用。姜、羌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晋语·国语》:“昔少典娶有虫乔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属古羌族部落,部落众多。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族(今汉族的先民)。另一部分则西行或南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汉藏语系汉族、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先民,如藏族、彝族、纳西族等等。
约公元前2100年,善于治水的古羌后裔,华夏族人大禹继任部落联盟总首领。史记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为了天下子民的安生,告别家乡的大山,开始了漫漫治水之路。他专心治理水患,疏通了九河,战绩显赫,民间还有大禹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传呢!大禹王后来破除了“禅让制”,传位于其子启,史称“夏启”。启即位后联合诸部落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治城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国家,历传500多年。
凉州词”是凉州歌的唱词,不是诗题,是盛唐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开元年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搜集了一批西域的曲谱,进献给唐玄宗。玄宗交给教坊翻成中国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演唱,以这些曲谱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为它填写新词,因此唐代许多诗人都写有《凉州词》。
王之涣这首诗写戍边士兵的怀乡情。写得苍凉慷慨,悲而不失其壮,虽极力渲染戍卒不得还乡的怨情,但丝毫没有半点颓丧消沉的情调,充分表现出盛唐诗人的广阔胸怀。
首句“黄河远上白云间”抓住远眺的特点,描绘出一幅动人的图画:辽阔的高原上,黄河奔腾而来,远远向西望去,好像是从白云中流出来的一般。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写塞上的孤城。在高山大河的环抱下,一座地处边塞的孤城巍然屹立。这两句,描写了祖国山川的雄伟气势,勾勒出这个国防重镇的地理形势,突出了戍边士卒的荒凉境遇,为后两句刻画戍守者的心理提供了一个典型环境。
在这种环境中忽然听到了羌笛声,所吹的曲调恰好是《折杨柳》,这就不能不勾起戍卒的离愁。古人有临别折柳相赠的风俗。“柳”与“留”谐音,赠柳表示留念。北朝乐府《鼓角横吹曲》有《折杨柳枝》,歌词曰:“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歌中提到了行人临去时折柳。这种折柳赠别之风在唐代极为流行。于是,杨柳和离别就有了密切的联系。现在当戍边士卒听到羌笛吹奏着悲凉的《折杨柳》曲调时,就难免会触动离愁别恨。于是,诗人用豁达的语调排解道:羌笛何须老是吹奏那哀怨的《折杨柳》曲调呢?要知道,玉门关外本来就是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哪有杨柳可折!说“何须怨”,并不是没有怨,也不是劝戍卒不要怨,而是说怨也没用。用了“何须怨”三字,使诗意更加储蓄,更有深意。
三、四两句,明代的杨慎认为含有讽剌之意:“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升庵诗话》)中国古代诗歌向来有“兴寄”的传统,更何况“诗无达诂”,我们认为读者未尝不可这样理解,但不能就此而肯定作者确有此意
具体这两句的解释:既然春风吹不到玉门关外, 关外的杨柳自然不会吐叶,光 “怨”它又有何用?
应该是羌族。
羌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