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印章起源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一般研究者认为大致在春秋战国之交。这种说法过于保守，从目前存世的大量战国时期古印章来看，其制作、使用已经相当成熟。若以1998年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餮纹铜玺为现今所能证实的经考古发掘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印章的话，那么，中国印章的历史应在商以前。
与印章自身的发展相比，印章与书画的联姻则相对要晚得多，而这也影响到今日书画家用印的实践。纸张发明之前，人们以竹、木简为书写材料。印章施用的载体为封泥——盖有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时期。约在公元3世纪到4世纪，随着造纸技术的改善和推广，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封泥的使用习惯也就不再流行。印章的施用，也逐渐由钤于封泥转换为蘸朱红印泥钤于纸上。纸张的普遍应用，不仅改变了印章的使用方式，也为印章与书画艺术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就目前所知，唐代书画家尚未见有把自己的印章用在作品上以取信的做法。据《十国春秋》记载，前蜀茂州刺史许承杰“每修书题印，微有浸渍，辄命改换，书佐苦之”，这里“题印”即盖印、钤印，与“题款”意义一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前蜀时期已有人在书信来往中开始钤印了。正是私印介入信函和公文，才使书画款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融合发展——宋元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在经济、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称整个封建时代的最高峰。由于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兼书画家的提倡，鉴藏印在文人士大夫中风靡一时，书画款印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北宋时期使用书画款印，目前可见最早的实物是欧阳修的《致端明侍读书》，这件尺牍上钤押“六一居士”印。欧阳修平时所用的“修”字印和“醉翁子孙其永保之”都是兼具收藏意义的印。《尚恩帖》中也有欧阳修的“六一居士”印。宋徽宗设立画院，其本人也是诗书画的践行者，在自己的画作和古书画的签名题记上都可见到其“御书”长方形印和葫芦形印等款印。南宋吴琚的自书二帖中有白文“云壑道人”印，《四清图》卷上有杨无咎的朱文“草玄之裔”、“逃禅”，白文“杨无咎印”等。通过书画家们的艺术实践和推动，在北宋后期，印章已经成为书画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书画作品上署款钤印的格式，也已被当时文人们广泛接受。但真正在书画作品上大量使用款印，并且所用印章名目繁多的，当以米芾为先驱。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在政治上实行野蛮落后的等级制度，使得许多文人绝心仕途，转而寻找新的心理寄托。而社会上“政统易于上，而道统则仍存于下”，于道如此，于艺亦然。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有助于艺术传统的一脉相承，诗书画印的融合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首推赵孟頫、王冕。
赵孟頫在诗书画印多方面颇具才华，所使用的印章从篆写文字到章法布局皆出于自己的创作。其开创的圆朱文印章，以小篆入印，将优美清逸、线条婉转而富于弹性的“玉箸篆”用于篆刻之中，因而印面神韵俱全，具有一种流动鲜活的文人印气息，与其书画作品相得益彰。赵孟頫对书画用印的推广应用，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与米芾一样，关于赵孟頫能否自己刻印之事，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能够证实。
中国使用石质印章的历史久远，早在印章的创制时期就有，从已考古发掘的资料来看，历代都有。仅长沙一地，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就发掘出土西汉时期滑石印44枚，还有少量的战国时期的石质官私印。但是这些滑石印的用途都是陪葬所用。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汉新莽时期的石质两面印“洽平马丞印”和“巩县徒丞印”是作为铸印母范用的，这是石印的另一用途。但宋元之后文人参与刻治石质印章的性质就不同了。今天，我们可以从宋元有关文献和文人篆刻家的史料中得到证实，宋代文人亲自篆刻石质印章已是很普遍的事了。然而，以石入印、自篆自刻，有确切记载并可见到印痕施之于画面流传至今的，元代的画家王冕是第一个。自宋元开始，石章在文人中成为普遍乐于采用的篆刻材料，使文人们不再处在篆刻的门槛之外，而是登堂入室，使文人篆刻集书篆、设计、奏刀镌刻为一体。从此以后，印章艺术成为文人气质、思想和审美趣味的直接体现，并真正成为诗、书、画不可或缺的有机成分。
闲章风气——明清
篆刻艺术在明代中叶有了新的突破，文彭、何震作为明清流派篆刻辉煌业绩的开拓者，在印坛上一反浅陋怪诞的九叠文，力追秦汉，开辟了明清篆刻艺术的昌盛局面。自此之后，掀起了一股篆刻艺术的热潮。篆刻作为文人艺事的一种，已为人们所接受，求名家篆刻也蔚然成风。同时绘画发展到明清，抒情写意的文人画占据了主流地位，出现了一大批兼工书画、篆刻、诗文的艺术家，使得书画与印章结合得更加紧密。书画家能随心所欲地刻治印章，使之成为与诗文、书画并列的文人墨客的消遣之道。
闲章的广泛使用，也成为一时风气。徐康《前尘梦影录》记载了这样一条逸事：“衡山有‘惟庚寅吾以降’印，以生年值寅。文二水（嘉）印曰‘肇赐余以嘉名’，文三桥郡博（彭）印曰‘窃比于我老彭’，均按切名字运用成语。”文氏父子的成语入印，既告诉人们自己的生年，又显示出自身修养的博雅与灵敏，还可以表现出他们篆刻技巧的精湛，一箭数雕，可谓妙极。 技艺高峰——吴昌硕
作为篆刻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清末篆刻走上了一条“印从书出”、“印从刀出”、“印外求印”的复合型创作道路。吴昌硕篆刻融浙皖两派之大成，错综秦汉而又归于秦汉，气息雄厚，超越前哲，印史上被称为“后浙派”。
吴昌硕的篆刻得力于他在书法上的精湛造诣。其书法五体兼擅，苍劲郁勃，雄厚朴拙，尤以篆书成就最高。吴昌硕的篆书以石鼓文为根柢，融进三代钟鼎陶器、刻砖等文字的体势，并打破陈规，融入己意，将结体改作长形而带斜势，以增长气势和增加变化，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又把石鼓篆籀和草书的笔法，融入于画法之中，恣肆烂漫、神雄气畅，具有浓重的金石气息。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使得吴昌硕在篆刻、书法、诗文、绘画4个方面同时达到游刃自如、出神入化的境界。
近现代书画名家用印的实践
近现代书画名家无不注重书画印的融合。许多书画家本人即是治印高手。陈师曾、齐白石、来楚生、余任天等，都是集书画印三位于一体的大师。而有的书画家虽然不是以印人的身份著称于世，所治之印的数量也不多，但其对于作品中印章的运用却有着独到的见解，如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等，其中张大千对于用印的讲究程度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且能根据各个时期的书画风格不同配以与之相匹配的印章。如其早期画学石涛、八大，其款字多用带有隶书味较浓的清道人体，用印则多为己刻的苍润遒劲一路的风格。而上世纪30年代后画风多构图清雅，款字也改用兼有章草、瘗鹤铭意趣的行书，用印则选择了方介堪、陈巨来等所治的浑穆流利、古茂圆转的工稳一路印章。对于用印，他还有一番理论：“印章也是方形的最好，圆印还可，若腰圆天然型等，都不可用。工笔宜用周秦古玺，元朱满白。写意可用两汉官私印的体制，以及皖浙两派，其中吴让之的最为合适，若明朝的文何都不是正宗。”观其用印，此言的确不虚。潘天寿所用印章多出自来楚生、余任天、沙孟海等之手，属苍莽浑雄一路印风，与其书画相得益彰。自刻印虽少，与专事治印的高手相比也不逊色。傅抱石亦擅治印，画风雄奇深邃，款字瘦硬劲挺，印风简淡空灵，整体归结于清、逸二字。陆俨少用印多出自韩天衡、石开之手，且每人皆刻成批的印章，二人皆印坛高手，风格独具，空间布局与线条质感同陆画极其吻合。刘一闻刻魏启后用印，朱培尔刻李世南用印，吴子健刻谢稚柳用印，均可称书画印和谐统一之楷模。
印章，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它是为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广泛需求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因其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 据沙孟海先生所著《中国印学史》介绍：“社会经济发展到春秋时代，铁工具已经开始使用，农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在列国间的广泛发展，作为保证货物安全转徙或存放的信用凭证的印章，必然已经通行。春秋中期季武子用玺书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天遗存的大量古玺，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不过我们目前还无法加以鉴别罢了。进入战国时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印章更被大量使用，并且达到了全面发展的程度。” 风格质朴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是一个诸侯割据、各行其事、战火纷飞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自然地会渗透到各种领域，印章也从最初作为手工业与商业在人际间交往的凭证，逐步登上政治的舞台。苏秦佩六国相印游说诸国就是一个例证。 各行其事，是这个时期的印章的主要特点。从现存的官私印章实物来看，无论书体（各国通行的文字）、材质（金、银、铜、玛瑙、牛角等），还是尺寸、形状，均无特殊定制。其文字之奇诡难辨、章法之参差错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印人不受某些条框的束缚，自由地将自己的审美情趣注入创作之中，使印章呈现出一种自然、率真、质朴的艺术风格。当代著名书画、篆刻家来楚生先生就是从其风格中得到启发，用古玺的章法表现小篆的内容，而开现代篆刻的先河。 古朴典雅的秦汉时期 战国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战乱之后，终于被秦始皇的强大武力所吞并，从而奠定了秦王朝的统治地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地位，各种思想、学说受到压制，焚书坑儒及残暴统治加剧了其王朝的灭亡。但文字的规范统一，却为国家的治理和政令的实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印章，在政治需求的形势下，有了严格的规定。为了体现王权的尊贵，只有皇帝所用的印章称“玺”，以玉制作；臣民使用的印章称“印”，用金、银、铜等制作。入印的文字是秦书八体中的“摹印篆”（秦小篆的一种），印章风格趋于古朴平整。 秦王朝统治时间不长，十几年后，便被汉朝取代。 汉朝基本沿袭秦制，但儒家治国思想逐步形成，封建王朝的典章制度更加完善。为了体现统治者的权威及公私间交往的便利，专门创造了一种用于印章的文字：“缪篆”（小篆与汉隶之间的一种字体）。缪篆简便、易识，笔画横平竖直，方中带圆。其特点在印章的章法中极易体现出伸缩挪让、顾盼呼应的艺术效果，迎合了儒家谦和恭让、端庄典雅的中庸哲理。应该说，汉代印章中所蕴含的这种美学思想，奠定了其在中国印学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也成为历代文人篆刻家学习的楷模。 汉代官印分文官印和武官印两种。文官用铸印，武官用凿印（凿印是将预先制作好的印坯由印工用刀直接凿刻而成，为武官急赴前方战场佩带所用），也称急就章。齐白石先生就是从急就章中悟出机理，而成一代大家的。 印章衰退的唐宋时期 唐宋是书法、绘画的鼎盛时期，但印章却远不如古朴典雅的两汉时期。尤其到了宋代，七叠篆、九叠篆被官印广泛使用，而且印面硕大（汉印精巧别致，规格在2．5公分左右。唐宋官印在5－10公分左右），印章风格也由汉代的白文印变为边宽厚重的细朱文印。钤于官防文告上的大红印章，彰显出森严威猛的官府气派。从另一方面讲，“九叠文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标记。叠而用九，有指为约数，旨在形容折叠之多的形象，故而取九为数之终的含义。但也有指‘乾元用九’，以形容皇权至高无上之意。作为一种伦理纲常的寓示，它反映出明显的封建社会的文化心态。” 唐宋的民间印章，虽存汉印遗风，但毕竟受社会大文化的影响，气韵已不及前人。左盘右绕的叠文篆，虽不足效仿，却为明清文人刻印提供了某种启示，可谓柳暗花明。 文人刻印的明清时期 古玺、汉印，虽美轮美奂，但因作者姓名、身份难以考证，当代学术界一致定为印工。宋末元初，大书画家赵孟頫虽自篆印文，但因金属印材所限，仍由印工完成。赵孟頫\\对印学的贡献巨大，尽管他不是一位集写刻于一身的篆刻家。他与最早的印学理论家吴丘衍提倡的以汉印为正宗的审美观在元代文人、士大夫中被普遍地接受，从而奠定了文人刻印以汉印为基础的美学思想。 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促进了艺术思想的碰撞、渗透和衍生，也促进了印章艺术的繁荣和转型。在社会文化环境适合的土壤中及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使用下，一些失意文人、书画家纷纷介入印章创作的领域，他们以自己的学识和对印学内涵的不同见解，在汲取前人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将自己的情感及书法、绘画的某些因素注入创作之中，使方寸天地中呈现出气象万千、五彩缤纷的新面貌，并由此而产生出浙、皖诸家流派，流派间的相互渗透，又将印章艺术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 明清文人对印章艺术的贡献：一、把印章从过去单纯实用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使它不但能实用，而且又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品种供人赏析；二、打破前人印章模式化的束缚，引入“印从书出”的理论，达到刀笔互见的艺术效果；三、将古玺、汉印的残缺美（古代金属印章因风剥雨蚀出现的笔画残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引入创作之中，增强了印章的艺术感染力；四、以印材为载体，输入对人生的感悟、志向，增加了印章内容的文化含金量；五、提升了石质印材的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现在市场上，一块较好的田黄石、鸡血石，售价在几万元至数十万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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