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心理学的主要思想

　　《第二性》中的存在主义女性心理学思想概论

　　程治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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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女权主义经典著作《第二性》中，系统阐明了导致女性与男性相比，在某些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的劣等性的根源在于，女性作为真正的人所拥有的成为主体的必然要求，以及追求超越的本质需求与整个生存处境对她的目标和行动的限制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力地批判了女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先天劣等性存在的观点。波伏娃运用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深入考察了女性生存处境中的各种因素，并结合人的本质及主客体关系，论述了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两性差异。波伏娃的女权主义理论为女性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同于实证科学的理论思路。

　　关键词：女性心理学；存在主义；女权主义；生存处境；人的本质

　　一、导言：女权主义著作《第二性》在女性心理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

　　女性心理学（feminine psychology）可以被称作半个人类的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强调以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而女性主义心理学(feminist psychology)则强调女权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一般来说，“不管采用什么途径进行性别比较，性别研究和女性心理学都根植于女权主义的观点。”[1]（P3）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最早兴起于美国。波伏娃的《第二性》虽然发表于1949年，但是对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P108-109）第二次浪潮直接促成了女性心理学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发展。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作为一名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作家和女权主义（feminism）学者，并非正统的心理学家。然而在她传世不朽的经典力作《第二性》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她对女性气质（femininity）、女性生存处境、人的本质、两性关系以及两性差异的深刻解析不仅激荡着存在主义哲学的声响，而且具有浓郁的心理学色彩。她所提出和揭示的诸多女性问题，至今仍是女性心理学的永恒主题；她所阐释和论证的许多观点，依然代表着很多女权主义者和女性心理学家的基本立场。
　　波伏娃的女权主义理论和女性心理学的关系是这两个学术领域之间的紧密关系的一个缩影，由此可以确定《第二性》在女性心理学研究中的理论价值。“西方女性主义同心理学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女性主义的主旨是改变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而形变关系与男性和女性的主体意识有关，同两性的情绪和情感、意志品质和行为特征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因此女性主义者需要心理学的知识作为基础。”“从一开始，女性主义就同心理学建立了紧密联系，事实上，许多女性主义者本身就是心理学家。”[3]（P412-413，P261）在此意义上，波伏娃完全可以被视为西方女性心理学的先驱者。欲进入当代西方女性心理学的领域，必须途经女权主义的道路。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价值中立的否定和质疑，当代几乎所有的女性心理学家都在研究中坚持贯彻女权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她们相信科学知识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客观和价值中立的。[4]这也是解读《第二性》中的心理学思想的意义所在。

　　二、女性的生存处境

　　女性不同于男性的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究竟是先天因素命中注定的，还是由后天因素塑造而成的，这是在女权主义、女性心理学、社会性别研究以及性别差异心理学等诸多领域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重要问题，对此不同的回答直接决定着人们在女性问题上的价值取向，“限定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5]（P22）围绕着女性与男性相比在某些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劣等性（inferiority）的根源问题，波伏娃从生存处境这一角度所作的分析，构成她的女权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她间接地为女性心理学研究所贡献的主要思想。
　　波伏娃认为，女性的劣等性特质是在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的生存处境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生就的。同时，波伏娃一方面坚信在构成女性生存处境的所有相关因素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能够成为唯一决定和价值恒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她坚信只有运用存在主义的观点，才能对生物学事实、经济地位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在女性形成中的作用进行正确的考察和评估。
　　波伏娃把女性的生物学特征作为构成女性生存处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加以考察[6]（P36）。她对先天决定论的观念提出了置疑，她认为以生物学术语表达的生物学事实是被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赋予了特定意义的事实。她敏感地意识到了在被揭示的客观事实的表象之下所掩盖着的被赋予的主观价值。因此。她一方面承认“物种对女性的奴役以及对她各种能力的限制都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的处境的主要因素之一”[6]（P40）；另一方面，她坚决否定弗洛伊德“人体结构即命运”的观点。她认为“精神分析只有在历史环境中才可以确立它的真理性”[6]（P53）。也就是说，虽然生理因素对女性的存在状态有着特定的影响，但却根本不能决定女性的存在在本质上就必然是先天劣等的。波伏娃指出，“所有的特性都含有价值，每一种所谓的客观描述都含有道德背景” [6]（序P24）。她谴责精神分析学家们“一直都不接受选择这个观念以及相关的价值观念” [6]（P49）。她相信“主体不仅作为一个身体，而且作为一个服从禁忌和法律的身体去意识自我并实现自我” [6]（P40）。人们总是根据某些价值观念而不是身体特征本身去评价他自己，而“人的价值和态度可决定什么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
　　我们不难理解波伏娃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然而真正表明她的存在主义立场的是她对经济因素的考察。正如她没有完全否认身体以及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一样[6]（P49），她也没有完全忽视经济因素在“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6]（P59）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虽然波伏娃并不完全认同于经济一元论的观点，但是她对经济因素的重视程度远甚于她对生物学事实的有限认可。无论生物学的事实被赋予怎样的主观价值，它毕竟是不可改变的客观存在；而经济地位却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并确实在改变。然而在经济问题上，波伏娃在历史中又和生物学事实不期而遇。因为最初导致女性成为男性附庸的原因在于她所受到的生殖的束缚[6]（P70），这样一种自然功能和任何设计无关。女性受生育功能的奴役这个根本事实从历史一开始就注定她要做家务劳动，妨碍她参与塑造世界[6]（P137）。而“从人类最初时起，男性在生物学上的优势，就使得他们能够肯定自己作为唯一的主权主体的地位” [6]（P87）。生物学上的差异导致男女两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致使“女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后便被废黜了” [6]（P93），从此成为一个“永久的未成年者” [6]（P99，105）。直到女性开始参加生产劳动，开始摆脱生殖奴役，女性的生存处境才开始发生重大变化[6]（P141）。
　　经济一元论同生物学事实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说明女性在本质上是否劣等性存在的问题。波伏娃不断向历史注入存在主义的观点，她认为“私有制要出现，主体就必须从开始就有一种认为自己在根本上是个主体，并坚持他生存的自主性和分离性的倾向”以及“生存者只有通过疏远，通过异化，才能够顺利发现自我”的倾向[6]（P62）。因此波伏娃得出结论：“如果人的意识不曾含有他者这个固有的范畴以及支配他者这种固有的愿望，发明青铜工具便不会导致女人受压迫” [6]（P63）。女性由于生理上的弱势因素所导致的最初的经济地位的软弱只是为女性走上劣等性的命运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波伏娃则试图通过揭示在这一客观现实下面所隐藏的人的主观意识的本质特征来说明使生存处境的因素在两性历史中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
　　由于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任何研究都不能脱离历史的进程。如果把上述生物学的事实看作女性历史发生的第一要素，那么经济因素则可以看作是女性历史发展的第一要素。历史蕴含在文化当中，文化所反映的是历史的真理。女性的整个生存处境使她注定只能扮演旁观者的角色[6]（P214）。“男人付出他的行动，女人付出他的人格” [6]（P267）。社会文化所反映并塑造的女性气质不可能超越于被历史规定的女性形象。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艺术作品当中，女性大部分情形下都扮演着“绝对他者”的角色，反映着男性的主体地位和主权意志。女性气质成为女性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劣等性的代名词，“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 [6]（P387）。波伏娃以嘲讽的语言写道：“在女人身上，甚至连轻浮、任性和无知也是令人倾倒的美德” [6]（P212）。女性就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当中非自然地生成，经历着和男性不同的成长历程。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现实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交互作用，共同塑造着女性气质。波伏娃的观点力图说明性别角色是由社会模塑的。[7]（导论）
　　在《第二性》的第二卷，波伏娃从女性的个体发展史出发，并以各类女性（女性同性恋者，妓女，恋爱中的女人或情妇，神秘主义的女人或修女，独立的女人或职业妇女等）为对象进一步阐释了她对女性生存处境的理解，详细讨论了女性心理特质与行为方式与其生存处境之间的关系，包括神经质症状、情绪化、惰性化、自恋、消极被动与被虐倾向、虚伪与不真诚的态度、自制力低下、爱慕虚荣、迷信和盲目崇拜等等。波伏娃在拷问女性灵魂的同时，也在控诉整个文明，她认为“决定这种介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 [6]（P309）。同时，她指出这种文明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只有另一个人的干预才能把一个人树为他者” [6]（P309）。女性的生存处境为实现这种干预提供了条件，而也只有这种干预的存在，女性的整个生存处境才能发挥它的模塑作用，女性角色的社会化过程才能得以实现。这种干预必定导致人的异化(alienation)。波伏娃认为“作为女性化女人本质特征的被动性，是一种从她小时侯发展而来的特征……它实际上是教师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 [6]（P323）。
　　综上所述，波伏娃认为女性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女性气质的劣等性本身并不能说明她的存在在本质上是必然劣等的，女性的个体成长史也表明她的劣等性特质是在他人的干预之下，经过社会化而逐渐形成的。生存处境的限制使女性成为一个被动的他者，一个绝对的他者具有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可能性。

　　三、人的本质

　　波伏娃在探讨女性的生存处境时，始终围绕着存在主义对人的本质(essence of manhood)的理解。可以说，生存处境本身即包含着人的因素。女性的生物学特征，女性的经济地位以及女性置身其中的社会文化不可能脱离人的主观意识的参与而发挥作用。波伏娃从人的意识的本质特征以及主客体二元论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导致两性心理和行为差异以及性别冲突的人性根源。在其理论中隐约可见以对人的本质和两性关系的描述为核心的两性关系心理学的雏形。
　　人之存在的价值取决于人的本质，或者说取决于个体对他自身本质的反思性规定。黑格尔在论述本质的概念时曾经说过：“本质映现于自身内，或者说本质是纯粹的反思。”人的存在并不直接等于人的本质。“自由选择”是“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成立的道德前提，而“追求超越”又是对“自由选择”的价值限定。波伏娃把“追求超越”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本质特征，即是对人的本质的反思性规定。
　　波伏娃认为，每个生存者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根本需求在于通过自由选择去设计自己的未来，并通过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行动去获取存在正当性的证明（或生存理由），从而寻求并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生命本身不具备存在（being）的理由，而这种理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6]（P72）。海德格尔说：“从存在的证明而来，任何一个存在者才回转到它所是的和所能是的东西中。”[9]（P359）人的存在必然不同于物的存在，使男女两性相互区别的一切特质都不如我们都是人这个事实更加重要[6]（序P25）。实现人的超越性需求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主观意志[6]（P75），生存的价值源于行动，困于想象。“每个主体都要十分明确的通过开拓或设计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这种开拓或设计被视为一种超越方式[6]（序P25）。“一个生存者，除了他扮演的角色什么也不是。……在纯粹的主观性那里，人什么也不是，应当根据他的行为对他进行评估”[6]（P296）。从前文对生物学事实、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整个生存处境为男性实现他的超越性需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女性却受到了限制。作为拥有共同需求的人，两性本无差别；而作为特定生存处境中的人，两性产生了分化。这种分化成就了男性作为主体的超越性需求的实现，造就了女性沦为客体的内在性(immanence)状态的完成。
　　黑格尔说：“本质之所以是本质的，只是因为它具有它自己的否定物在自身内。”[8]（P247）超越性作为人的本质需求，它的否定物就是内在性。如果作为主体的人主动放弃追求超越的行动或者整个生存处境使这种追求成为不可能，那么人就会陷入内在性的存在状态中，内在性毫无创造生存价值的可能性。波伏娃将陷入内在和停滞的生存状态称之为退化。如果主体同意这种退化，就会造成道德过失；如果这种退化是强加的，就会造成挫折与压迫[6]（序P25）。女性的生存处境为她的两种退化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最终完成了女性在人类文明中的贬值。女性在创造性活动中的受限事她无法开辟未来，因此只能“回落到空虚的内在性中” [6]（P668）。
　　女性作为人所拥有的成为主体的要求，以及追求超越的需求，和生存处境给她限定的被动命运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波伏娃在论述女性个体发展史的时候，指出了生存处境对这种要求和需求的压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最终导致女性只能在内在性中证明她们生存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只能在内在性的范围内实现超越的需求[6]（P70）。她无法通过自主选择的行动达到自我实现[6]（P726），而只能借助男性这个中介去和世界和未来发生间接联系。她是根本没有机会而不是没有能力去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努力确定她的主体地位，并在自我超越中创造具体而非抽象的价值。女性的特质“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是处境的反映” [6]（P694）。
　　人的本质的需求和生存处境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两性之间主体与客体(subject and object)，此者与他者(the one and the other)，主要者与次要者(the essential and inessential)，相对他者与绝对他者的对立统一。这种看似和谐的不平衡的两性关系造成了两性在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也造成了两性在交往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历史中的男性为了实现他作为主体的本质需求，不仅把自然界，而且也把处于劣势的异己的女性作为一种“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10]（P35）正因为每个存在者都有成为主体的要求和追求超越的需求，所以“两种类别的人在一起时，每一种类别都想把他们的主权强加给对方” [6]（P69）。一方面，任何一个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作为主要者的地位；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的变成客体和次要者[6]（序P12-13）。生存处境对于女性成为主要者的限制使她“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冲突” [6]（序P25-26）。波伏娃说：“要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必须使自己成为客体，成为他者。”“女性魅力对超越的需求，是把自身贬为内在” [6]（P777）。
　　波伏娃认为，在女性的生存处境中，还包含着一种危险的诱惑，使女性最终接受了她与男性之间的共谋关系。生存处境在剥夺女性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应有的超越性的同时，也赐予她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所能够不劳而获的作为主体的幻觉。波伏娃认为“和想获得主权自由的主体的真实要求一起出现的，还有生存者对顺从和逃避的非真实渴望” [6]（P344）。“在这条路上，可以避免真正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 [6]（序P17），“使她无须做什么就实现自己的欲望” [6]（P392）。因此，“男人一旦把女人变成了他者……她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 [6]（序P17），从而成为一个“荒谬地带有主观性的客体” [6]（P ），这种荒谬性就是一个人的“欲望与等待着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11]（P35）。波伏娃正是从女性作为主体所拥有的主观意志与她作为客体所在的生存处境之间的矛盾当中找到了女性的劣等性特质的根源。
　　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一个完成的现实，宁可说是一个形成中的过程，正因为她在形成她才应当与男人相比较，就是说她的潜能应当得到解释” [6]（P37），“她有能力在她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作出选择” [6]（P54）。随着生存处境的改变，两性关系应当也必将在女性通过超越性的行动实现她的真实的存在价值的基础上得以重建。女性的劣等性特质也将在这种重建之后不复存在，所谓的“异化只是一种历史现象。”[12]（P133）

　　四、简评：理论的假设需要现实的检验

　　波伏娃运用存在主义的哲学理念系统的回答了女性在心理特质和行为方式方面的劣等性的根源问题。男性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需求和生存处境对于女性的限制共同造就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的二元关系；而女性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要求和她的生存处境之间的冲突成为女性的劣等性存在充满矛盾的根本原因。生存处境的因素使女性的异化过程具有了可能性，而人的本质需求使这种异化成为必然。波伏娃的女权主义理论为女性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同于纯粹实证科学研究的哲学思路。用内在性和超越性的术语来描述男女两性在心理和行为方面的本质差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波伏娃对女性历史进程的考察，对文化产品的分析以及对存在主义哲学的应用不仅对女权主义的理论建设有帮助，也对女性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罗格"梅认为，在人际关系中，他人不是我的工具，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或对象，而应是一个目的，一个主体，一个生命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所有者。[13]（P296）由此可见人本主义心理学在许多方面和波伏娃的理论有着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根植于存在主义哲学的土壤。波伏娃的理论对女性心理咨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成为分析女性问题发生的根源的途径。
　　波伏娃运用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来考察女性问题，这既是她的贡献，也是她的局限。黑格尔说：“哲学的开端就是一个假设。”[8]（导言P38）存在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界说本身也是一个预定的假设，它既不能被未知的先验所证实，也无法被多样的经验所认同。尽管波伏娃也认为超越性和内在性，主体身份和客体身份并存于每一个生存者身上[6]（P293，P492），但是她把超越性作为人的本质需求，视内在性毫无创造生存价值的可能性。文化女权主义（cultural feminism）的观点与之有所不同。文化女权主义强调和男性相比，女性所具有的某些被认为占优势的积极品质，如养育和关心他人。文化女权主义比自由女权主义更重视两性的差别而不是相似，认为社会应该在重视合作性而不是攻击性的基础上进行重构[14]（P6）。无论内在性，还是超越性，作为一体的两面，它们各自本身既包含着积极的品质，也包含着消极的品质，既蕴藏着建设性的力量，也蕴藏着破坏性的力量。而在波伏娃的理论当中，最难以令人接受的可能就是她对于家庭观念和母性本能或曰母性行为的否定，她在1975年与弗里丹的谈话中更加坚定地表明了她的立场：“只要家庭和家庭的神话、母性的神话、母亲的天性不被消灭，妇女就仍将受到压迫。”[15]（P403）对此，弗里丹持相反的意见。
　　在女性心理和行为与男性相比所表现的劣等性方面的根源问题，波伏娃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理论解释，但是只要反对者和批评者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相信或承认男女在较高层次上具有同样水平的追求超越的本质需求，波伏娃的理论对于不完美的现实而言也就丧失了任何意义，波伏娃也意识到，只有和男性当中的少数伟大人物相比较，女性的劣等性才极其显著（P796，P805）。只要女性心理学的研究缺少现实例证的支撑，在理论上就必然陷入自绝的困境。我们从西方女性心理学著作中所能看到的大多是一些附着在女权主义信念之上的各种支离破碎的事实。生物学因素在两性差异形成中的作用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尚存争议的难题，性别的早期发展显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16]（P35）而“由于现代生物学尤其是分子生物学和分子遗传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从超微观的生物遗传因素入手，重新探讨人类行为的先天和遗传倾向。”[17]（P78）
　　生物学答案的暂时缺席使女权主义运动具有了社会实验的性质，也增强了女性心理学研究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也是一种“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卷入进来的宏大实验。但是在任何意义上这都不是一种在可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实验。”[18]（P227）女性群体中究竟能否有人像波伏娃所期待的那样忘掉自我，肩负起世界重任，这是对她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合法性进行检验的惟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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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log.sina.com.cn/unknow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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