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1000-3000美元时期问题

———胡守钧教授谈如何推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的阶段，往往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出现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失衡。这似乎是一道坎。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也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如何吸取一些国家尤其是某些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避免走人家走过的弯路，以更好地推进我们的改革和发展事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日前，记者走访了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室主任胡守钧教授，请他就有关问题发表看法。

记者：依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的阶段，往往会遇到发展的瓶颈，比较受关注的就是，在一些拉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社会问题，比如失业率上升、生产下降、出现经济危机等。有人甚至称之为“拉美化问题”。我们应当从“拉美化问题”中得到些什么启示？

胡守钧：也有些学者不太同意使用“拉美化”这个概念，但这种现象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处理好两个关系：一个是贫富的关系；一个是外资和内资的关系。首先，关于贫富问题，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做得不够，如果不在二次分配和税收等方面进行调节，往往会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结果。通常而言，没有限制的市场经济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而差距也会越拉越大，产生“马太效应”。综观世界，在二次分配没有做好的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都会出现这些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该“损有余，补不足”。其次，是没有处理好外资和民族资本的关系，让外资经济控制了经济命脉。引进外资主要是因为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目的是要引进资本在国内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发展，调配其他资源。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就是以获利为目的的。所以，也要认识到，外资是来赚钱的，而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护民族资本、平衡内外资本的关系，非常重要。当然，具体需要多少外资，需要在哪些行业引进外资，还要具体评估。

其实，一些拉美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我国要高，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只看经济指标，而要对经济社会的整体进行衡量和协调。

记者：造成“拉美化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拉美化问题”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得到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协调。在我国，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推进、经济发展取得不少成就的同时，是不是也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胡守钧：没错。拉美国家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是我国和拉美国家有很多不同。当前，在我国，社会发展首先要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谈，要与社会和谐联系起来谈。

社会学界普遍认为，社会有不同的子系统，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经济系统主要涉及怎样合理地分享财富，对于财富，人们是否能够人尽其才进行创造、进行选择。在这方面，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优越———人们可以选择，可以竞争。所以，人们在分享机会、获取自由方面是平等的。市场经济在分享发展机会、享有自由方面，提供了和谐的保证。这相对计划经济时期的身份社会显然是有进步的。但是，市场经济也有弊端，就是市场经济在让人们合理分享机会的同时，往往会造成结果上的不和谐。在没有调控的市场经济体系下，由于存在着诸如人的能力有限、天灾人祸等原因，往往会导致贫富分化、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等。目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传统的和谐基础上，如何消解新的更高层面的不和谐。

合理地分享资源是一个制衡点。社会中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如个人、集体、阶层、地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就会有矛盾和冲突。而在和谐社会的大概念下，如何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地分享资源是一个关键。

记者：当前，我们又该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呢？

胡守钧：首先，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合理分享资源，要提倡共生的哲学，建立共生社会。社会共生论，乃是借用生物共生论的某些基本观点研究社会共生现象，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哲学。共生哲学，不是斗争哲学，不是把斗争当作第一性的。尽管斗争是存在的，但不能过分强调斗争，否则会有偏颇。反过来，也不能只有妥协，否则就会把妥协扩大到夸张的地步。斗争与妥协哪个重要？有时候斗争比妥协重要，有时候妥协比斗争重要；有时强调斗争，有时强调妥协，斗争与妥协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建立和谐的共生社会。此外，斗争与妥协都必须以法律作为依据。例如在劳资关系中，劳资双方需要通过对方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既是相对立的，更是互补的。俗话说，和则两利，分则两不利。近期出现的“民工荒”，就是一个分则两不利的典型例子。只有通过建立共生的关系，通过共生各方的互动、交流，才能达到和谐，实现社会的发展。

其次，要还社会的职能于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非营利部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逐步按照市场的法则进行配置。各种类型的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往往能够在经济发展、科技开发、区域合作、环境保护、赈济救灾、缩减贫困、教育支持、社区建设、扩大就业等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以维护社会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这些社会组织往往能够代表一些群体的利益，表达他们的思想，发出他们的声音。例如，农民作为利益主体，他们的利益为什么总是受到伤害？主要是因为缺乏表达利益的渠道。但是农民在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也会有所表达，例如“民工荒”。但这是一个对民工和企业都不利的表达方式。所以，应该让农民有表达自己利益和愿望的渠道，在立法上有合理反映它们权益的人。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开始参加工会，维护自身的权益，这就是一种进步。

记者：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应该如何体现？

胡守钧：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运用公共权力上。没有公共权力的作为，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包括制度建设、法制建设等等。公共权力有三大功能：提供秩序，使人们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合作、沟通；提供调节，例如，税收、二次分配等；提供保护，包括保护传统、文化和生态等。没有公共权力的有效作为，社会领域很难取得有效发展。现代社会中，很多关系，诸如人与人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博弈关系，需要通过谈判达致协调。政府则是要制定规则，保障这种博弈关系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展开。

这里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发展第三领域和非营利组织也需要政府保障。在我国，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家垄断了所有的资源，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的资源。民间的资源很少。当然，各种不良的社会组织也销声匿迹了。然而，没有民间组织，社会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因为，如果他们不来自民间，民间的声音就难以表达。然而，社会需求是存在的，所以没有健康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带有不健康色彩的组织就有滋生的空间。因此，发育民间组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而政府则重在使用公共权力，以规则制定人的身份出现。

记者：除了政策调整和引导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薄弱环节需要加强？

胡守钧：社会取得发展，从共生走向和谐，还需要有一个意识的进步，比如对于契约关系的认可、诚信的建立等；同时，还需要有一个宽容的大环境，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人、事、物要能够接纳。 （记者李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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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显示国家财富和国民财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发展的角度看，是前进的，进步的，必然带来物质和精神的新的更高的需要，所以说是黄金期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从国情来看，人均的概念掩盖了底下不均衡的现实，而且随着发展，这种不均衡，失衡的状况会相对量的扩大，另外，总体的发展也会掩盖局部的不发展，如果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必然会拖累和牵制发展，但付诸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也同样会影响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所以政府会陷入两难境地，所以又是矛盾的凸显期。

事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没有绝对的优点,也没有绝对的缺点.这个世界总是在矛盾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