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校侵权行为的法律构成:
关于学校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因侵权行为破坏的法律关系不同而不同，学校的法律责任主要有以下三种:(1)民事责任。民事责任是指违反民事法律所应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其造成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赔偿或者承担民事责任。(2)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指学校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行政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侮辱、殴打教师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3)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必须承受的法律后果。《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合法权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们着重分析学生伤害事故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须学生在校期间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或者学生在校期间致害他人造成人身伤害事故。该要件限定了几个要素:首先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局限在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其次学生伤害事故应当发生在学生在校期间，这里的在校期间，应当作广义理解，即不是仅仅指形式意义上的在校期间，而是在学校对学生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期间;最后学生伤害事故不仅仅指学生受到的伤害事故，还要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这两方面的人身伤害事故，都是学生伤害事故，都是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范围。
第二，学校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行为违反《教育法》规定。学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行为，原则上是实施教育、管理和保护中，没有正确履行或者违背《教育法》关于学校履行的这种职责的行为。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有以下三种表现形式:学校在教育和教学活动中，疏于管理义务，致使在这个过程中，造成学生遭受人身损害后果，以及学生伤害他人后果的发生。学校对在校学生，尤其是对未成年的学生，负有其安全的保护义务。学生在校接受教育，学校虽然不是承担的监护义务，但是仍然应当承担其安全的保护义务。负担这种义务，就应当善尽职守，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和懈怠而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学校疏于这种对学生安全的注意义务，致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学校的行为构成违法。学校疏于教育的行为，是指在对学生的教育中，没有尽到教育职责，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或者受到人身伤害，应当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学校的上述行为，包括学校的行为，也包括负该种责任的教师的行为。学校的教师在教育和教学活动中，其行为疏于执行职务，其行为的后果属于职务行为。当其行为不当，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造成学生伤害或者学生伤害他人，学校应当承担转承责任(替代责任)。
第三，学校的违反《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行为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学校疏于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行为，须与学生伤害或者学生伤害他人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客观的因果关系。当学校的行为是损害后果发生的惟一原因时，学校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学校的行为并不是损害结果发生的惟一原因，而是由于多个行为引起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就应当认真判断，学校的行为究竟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还是条件。如果是原因，则与其他原因构成损害发生的共同原因，学校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那份责任，或者承担连带责任。如果仅仅是条件，并不是原因，则学校不承担责任。
第四，学校在实施教育、管理和保护行为时有疏于职责的过失或者重大过失。学校承担学生伤害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还必须具有主观上的过失。确定学校过失的标准，是学校的注意义务。学校的注意义务，就是《教育法》规定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这种义务的性质，应当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是一种很高的注意义务，高于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的注意和普通人的注意。学校作为一个谨慎人，对自己学生的安全和健康保持高度的注意，防止发生损害事故。对这种注意义务的违反，就是过失。学校存在这种过失，就应当对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二、归责原则
关于校园责任的归责原则，大陆法系存在不同的立法例。一种是过错推定的立法例，如德国、希腊和日本等采用该种立法例。另一种是过错的立法例，如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采用该种立法例。结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本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本条一方面规定了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承担的两种人身损害赔偿替代责任，即未成年学生受到损害和未成年学生造成他人损害两种情形下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这两种责任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另一方面还规定了学校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即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时的相应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是适用的过错责任原则。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这条规定，就是明确教育机构对学生伤害事故的责任，在性质上是违反法定义务的过错责任。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施行后，法院在审理学生伤害事故案件时应当严格贯彻学生伤害事故的过错责任原则。
从上述构成要件着手，借助该条规定，可以认定学生伤害事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为过错责任，依据如下:
第一，《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包括幼儿园)属于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的法人组织，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学校不是行政机关，这就使得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过去纯粹的行政法律关系逐渐转变为民事法律关系，这样，学校与学生之间一般会出现的是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是特殊侵权行为。当然，幼儿园的事故也可能存在特殊侵权的情况，如:幼儿园的某大型玩具突然倒塌，把幼儿压伤了，此时幼儿园就要承担责任，幼儿园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种情况下幼儿园承担的责任性质就是过错推定责任。
第二，《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因此按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解释之精神，学校在伤害事件中的责任只能是过错责任。具体地说，学校伤害事件中，当学生侵犯他人的权益时，学生的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应按过错推定原则承担主要责任，如学校同时也有过错，则按过错责任承担责任。那么，应如何认定学校的过错呢?我们认为，认定学校有没有过错的依据是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不是人们的主观臆断。就学校而言，主要的法律依据有:《教育法》第二十九条;《教师法》第八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等。如果学校违反了上述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则认定学校有过错，反之则认为学校没有过错。
上述法规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了学校的责任之一是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该责任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管理的责任。所谓直接管理，是指教师亲临现场，直接控制学生的各项活动。二是间接管理的责任。所谓间接管理，是指学校只是通过校规校纪来约束和管理学生。学校及老师的行为并没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学校及老师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大量学生伤害事故的案例，对学校责任的认定上值得注意，如:潘某和霍某系某中学高二年级同学，因琐事于2001年6月18日下午放学回家后，潘某从家中偷带了一把自制刀返回学校，将霍某腹部捅了两刀，造成霍某左肾切除、七级伤残的严重后果。学校得知情况后立即将霍某送到最近的医院抢救，使霍某脱离了危险。事后霍某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将学校列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共同被告人，要求学校赔偿其医疗费、继续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计人民币50万元。法院最后判决学校不承担责任，该判决是正确的。因为在本案中霍某受到潘某故意伤害，而学校根本无法预见潘某放学后拿刀子将霍某致伤事故的发生。另外霍某受伤后，学校立即施救，尽到了义务，避免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所以说在此事故中学校没有过错，不应当承担责任，而故意伤害霍某的潘某已是高二年级学生，具有了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对其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教育部于2002年8月21日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处理办法)已于2002年9月1日实施了。由于此前我国缺乏对学生人身伤害事故处理的统一规定，因此该处理办法的颁布实施无疑对处理此类案件有了一个明确、具体的依据。但由于教育部所颁发的规章的效力层次较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仅是可以“参照”适用，因此其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更何况对于学生人身伤害事故的责任承担是一项基本的民事制度，因此教育部门的这些规定也不能超越法律或行政法……
对于学校承担的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法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前几年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引起了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关注，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学校应承担的是一种合同责任。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校承担责任的依据或原因是基于学生或其家长（以下统称“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合同关系，即学生在学校就读时，便已经与学校形成了以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合同关系，学校不仅应根据合同的要求对学生履行文化、思想品德等各方面的教育义务，而且还有保护学生人身安全的义务。因此，如果学校没有履行人身保护义务而使学生人身受到伤害时应向学生承担违约责任。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定性为合同关系在私立学校及学生成年（即已满18周岁）后在大学进行学习时的情形似乎更加准确。而且同时认为，如果定性为一种合同关系，按照现行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不论学校是否存在过错，除不可抗力外，对学生在校所受到的人身损害学校都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学生与学校之间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一种合同关系，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有接受教育的法定义务，因此与民事合同的自愿原则严重不符。同时，根据行政法学理论的最新发展与屡见不鲜的判例，也使得学校具有了准行政机关的色彩，或者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单位，所以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这种关系简单地定性为民法上的合同关系并不准确，因此主张用民事责任类型中的侵权赔偿责任来定性更加恰当。但是，即使是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绝大多数并不是学校或教师的直接行为而引起，特别是学生在校读书时受到本校其他学生或外来人员的侵权行为而受到的伤害，如果让学校来承担侵权责任，又与民法通则中现有的任何一种侵权责任都不符合（不管是一般的债权责任还是特殊的侵权责任）。还有人认为，在学生为未成年人的条件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就是监护义务或者是部分监护义务的移转：由于学生上学了，其监护人无法对学生行使监护职责，而在此时把该项职责“暂时移转”给了学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正确。首先，监护责任是民事责任中一种特别的民事责任，主要存在于特定的人身关系与特定的情形之中。不论是法定监护还是指定监护，让学校来承担这种责任都没有相应的法学理论依据与法律规定依据，笔者在此不再详述。就算是委托监护，通常情况下学校与家长之间也并未达成相应的监护委托协议，因此也无法成立。（当然，如果学校同意承担且双方签订有协议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存在的）。同时，相对监护法律关系以外的第三人而言，由于监护责任是一种替代责任，也是一种无过错责任，不论监护人是否存在过错，当被监护给他人造成损害时监护人都应承担替代赔偿责任，所以对于学校来说是一种较重的责任。而且，当监护人疏于管理与保护而导致被监护人的人身受到损害，不论学校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显然有失公平。因此，认为学校应当承担监护责任的观点并不正确。
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当依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确定：私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应当主要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而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因为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其收取了较高的费用并自愿向在校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教育内容与更高的管理及服务要求，因此，当其未能保护到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只不过是在具体适用时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处理。而对于接受义务教育及公立学校教育来说，学生与学校之间并不是自愿形成的合同关系，特别是学校根本就没有实施积极的侵权行为时，其只是负有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人身保护义务。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责任既不是传统民法中的合同责任或侵权责任，也不是监护责任的移转，而是一种由特别法（主要为行政法）所直接规定的特殊的责任类型。我国教育法第29条第3项就规定了学校负有维护受教育者合法权益的义务，尽管没有详细指明合法权益是否含有学生人身的保护义务，但是负有这一义务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根据前面的论述，笔者认为对于学校承担责任的对象来说，也可能会存在着两种情形：一种是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给其他人造成损害时学校可能承担的责任；第二种情形是当学生在学校受到人身损害时学校可能对该学生（或其监护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在私立学校中，如果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依据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时，应当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处理。而在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处理。当然，如果学校（或其教师）故意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会出现普通侵权责任与上述两种责任的竞合，此时可以由学生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性质来向学校主张。至于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笔者认为应当有三个：即过错、损害及因果关系。由于这三个条件与普通侵权责任条件中的含义基本相同，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对于学校在什么情形下应当承担责任什么情形下可以免除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也作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定，可以作为参考。
总而言之，确定学生人身伤害赔偿的责任性质对处理此类案件非常重要，会涉及到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及赔偿范围等很多方面。因此，只有对其进行了正确定性才能作出更加适当的处理，从而保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并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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