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都哪些文化，习俗受胡人影响

单以衣食住行及日常生活而言，“五胡乱华”带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汉代的席地而坐逐渐演变成坐在椅上、睡在床上，进门脱鞋也变成穿鞋入门；房间的高度增加了，窗户的位置也提高了；以穿衣服而论，宽袍大袖改变成窄袖长衫。这些改变都是两个文化混合后的结果。

在政治上，胡人统治者对其他的非汉人，即使不是自己的族群，也觉得亲切一点。因此，胡人帝国与中原四邻的心理界限相当模糊，这甚至于影响了他们对信仰的选择——胡人觉得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是他们感觉比较亲切的宗教，所以他们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更为积极。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迅速扩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胡人统治者的接受和拥护。这种信仰的取舍与族群的认同之间的相关性，在别的国家的历史上也可以看得出来。近代日本侵占了朝鲜，很多朝鲜人选择信仰基督教，以排斥日本式的佛教和神道教。这个例子的结果相反，但深层的心理动因却是相同的。

自汉献帝元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凡393年，为中国扰乱分裂之时，魏晋南北朝即在此间。或谓，汉末以来，虽政治教育仍多沿古代之法而继续演进，且社会事物，亦时有创造发明，然就全体观之，则政教大纲不能出古之范围，种族衰弱，时呈分割之状。虽中国亦能以固有之文化，使异族同化于华夏，要其发荣滋长之精神，较之太古及三代、秦、汉相去太远。
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究其原因，兹举数端，后世亦可为鉴：
（一）坏于盗贼无赖。秦以前，创业开国者多圣哲；秦以后，起事革命者多盗贼。盗贼无赖之徒，成则为帝王，固不识治国御世之道；败则肆焚掠，尤不解保护文化之谊。
（二）坏于科举利禄。科举之制，发源于汉，大备于唐。虽科举考试可以泯贵族平民之阶级，然以利禄诱人，大损人格，实与古代教育之大义相反。
（三）宗教信仰之缺乏。中国国民脱离初民之迷信最早。唐、虞、三代之圣哲，专以人事言天道，即殷人尚鬼，有似于宗教性质，然其祭祀仍专重人鬼，无宗教家荒诞之说。后之立国者，于政治教育不能尽餍人望，又无宗教以资其维系，则人心之饥渴，乃甚于原有宗教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