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办的一个全国组织部长培训班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指出,要重视关心老实人、正派人、不巴结领导的人,防止任人唯亲、唯近。他告诫组织部长们,要有实事求是之心,无哗众取宠之意,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式主义。要努力学习,认真读书,多到基层调查研究,做学习型组织部长。李源潮的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实在。有心者会发现,自李源潮任中组部部长以来,围绕着用人问题,曾有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发言,有一些论述甚至还颇为“经典”。比如他曾说,“年轻干部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不让老实人吃亏”,以及防止凭印象起用夸夸其谈的“马谡”等,这些话语个性鲜明,又语重心长。李源潮的这些“经典”论述,说的其实还是一个用人的问题。我们的干部敢不敢讲真话,能否做到不盲从、不看眼色行事,反映出的是干部队伍的优劣。组织部长们主要做人的工作,核心是要用对人,用好人。而用人用得怎么样,关乎一国基业,关乎长远发展。用人是古老的学问。回看中国过往数千年的历史,无论王朝如何更迭,历朝历代对用人的重视却是一致的。就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儒家哲学来说,儒家在用人方面,也早就提出过不少有见地的见解,有些思想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孔子曾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大意为:提拔正直的人放在邪曲的人上面,人民就会服从;反之,则不服从。孟子在吸取了此思想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以“尊贤使能”为核心内容的用人观。从中国古代用人思想中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家推崇的用人哲学,本质是“贤”与“能”。也就是说,为官者人品要好,官品要好,重视个人修为,但又不只是老好人,还应是大能人。唯有“尊贤使能”,才能使“民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百姓。此后,宋代学者司马光又在其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对儒家的德才观、用人观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总体而言,司马光看重的是德才兼备者。事实上,尽管儒家哲学推崇德才兼备,但并不认为德与才同样重要,其更看重的是为官者的道德品质,强调要以德统才。看起来,古代贤人的智慧在当代的用人观念中亦有体现。或者说,传统用人哲学中的那些富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至今依然被传承与应用。从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来的多次培训与讲话里,可以看出中央对组织系统领导干部在个人信念、理想以及道德等方面素质的高度重视。而通过严格培训组织系统领导干部,这种重视为官者道德与修为的思想,得以向各个领域、各个层级的干部传递。重视为官者“德”的部分,这是有现实原因的。不必讳言,在现实的干部体系当中,干部只对上负责,甚至“媚上”的现象并不鲜见;一些年轻人进入官场,就被官场中的不良风气侵蚀,更多思考的是如何经营官场,而非做一番事业;有些时候,老实做事者吃亏更多,而那些善于或把主要精力用于钻研和经营人脉者,似乎更容易发达。更有甚者,官场中跑官卖官的违法违纪现象屡见不鲜,政府官员职位在一些官员那里成了利润丰厚的商品,以至于一些有问题的官员“带病上岗”或“带病转岗”的新闻不时被媒体曝出。针对官场中的诸多不良现象,特别是在用人方面的种种问题,中央要求组织系统干部讲政治、讲党性、讲品行、讲表率,强调从政要走正道,不要为升迁找关系搞虚假政绩,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确是有的放矢。而高度重视为官者之“德”,部分原因也正如李源潮曾指出的,“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德上。”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让老实人不吃亏?如何才能让官员不只是盯着领导,甚至巴结领导,而把目光更多投在民众百姓身上?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尊贤使能”,而不是唯亲是用?加强培训工作,要求各级组织系统干部坚持党的原则、坚持用人标准固然是重要的一面,强调各级干部牢记“德”之含义,固然也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要有制度的保证。这里的制度,既指按照科学规范的制度性程序配班子、用干部,也指增强透明度,让选人用人之权在阳光下运行,还指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逐步扩大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以制度之效,使得政绩与民意成为决定一个干部前途的重要因素。干部唯有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而不是靠经营人脉、逢迎拍马,才能获得更大的权力,担当为民服务的更大责任。同时,也要强化人大等公权力机构对政府系统的制度性监督,使得官场用人更有序、更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