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的建立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 。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