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员服装图案与清代习俗的关系

　　清朝官服，清朝官员服饰。清朝官服制度，同样反映了清朝社会政治制度的特点。清统治者是以骑射武力征服了腐朽的明王朝，要维持统治，巩固政权，就要不忘这一根本。反映在服饰的典章制度中也是以“勿忘祖制”为戒。清太宗皇太极崇德二年(公元1628年)，就曾谕告诸王、贝勒：“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循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清史稿·舆服志》)作为载入史册的清朝官服定制，是乾隆皇帝所定，距清定都北京已近百年。直至清末，官服制度再无大的变动。这是一套极为详备、具体的规章，不许僭越违制，只准“依制着装”。上自皇帝、后妃，下至文武官员以及进士、举人等，均得按品级服用。

　　清朝官服中的礼冠，名目繁多，用于祭祀庆典的有朝冠；常朝礼见的有吉服冠；燕居时有常服冠；出行时有行冠，下雨时有雨冠等。每种冠制都分冬夏两种，冬天所戴之冠称暖帽，夏天所戴叫凉帽。

　　皇帝朝冠，冬天的暖帽用薰貂、黑狐。暖帽为圆形，帽顶穹起，帽檐反折向上，帽上缀红色帽纬，顶有三层，用四条金龙相承，饰有东珠①、珍珠等。凉帽为玉草②或藤竹丝编制而成，外裹黄色或白色绫罗，形如斗笠，帽前缀金佛，帽后缀舍林，也缀有红色帽纬，饰有东珠，帽顶与暖帽相同。皇子、亲王、镇国公等的朝冠，形制与皇帝的大体相似，仅帽顶层数及东珠等饰物数目依品级递减而已。皇帝的吉服冠，冬天用海龙、薰貂、紫貂，依不同时间戴用。帽上亦缀红色帽缨，帽顶是满花金座，上衔一颗大珍珠。夏天的凉帽仍用玉草或藤竹丝编制，红纱绸里，石青片金缘，帽顶同于冬天的吉服冠。常服冠的不同处是帽为红绒结顶，俗称算盘结，不加梁，其余同于吉服冠。行冠，冬季用黑狐或黑羊皮、青绒，其余如常服冠。夏天以织藤竹丝为帽，红纱里缘。上缀朱氂。帽顶及梁都是黄色，前面缀有一颗珍珠。
　

　　清朝朝冠

　　文武官员的朝冠式样大致相同，品级的区别，一是在于冬朝冠上所用毛皮的质料不同，而更主要的区别是在冠顶镂花金座上的顶珠，以及顶珠下的翎枝不同。这就是清朝官员显示身份地位的“顶戴花翎”。顶珠的质料、颜色依官员品级而不同。一品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石，六品用砗磲〔chequ车渠，一种南海产的大贝，古称七宝之一〕，七品用素金，八品镂花阴纹，金顶无饰，九品镂花阳纹，金顶。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更定官员冠顶制度，以颜色相同的玻璃代替了宝石。至乾隆以后，这些冠顶的顶珠，基本上都用透明或不透明的玻璃，称作亮顶、涅顶的来代替了。如，称一品为亮红顶，二品为涅红顶，三品为亮蓝顶，四品为涅蓝顶，五品为亮白顶，六品为涅白顶。至于七品的素金顶，也被黄铜所顶替。顶珠之下，有一枝两寸长短的翎管，用玉、翠或珐琅、花瓷制成，用以安插翎枝。翎有蓝翎、花翎之别。蓝翎是鹖羽制成，蓝色，羽长而无眼，较花翎等级为低。花翎是带有“目晕”的孔雀翎。“目晕”俗称为“眼”，在翎的尾端，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以翎眼多者为贵。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曾对花翎作出规定，即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宗室等一律不许戴花翎，贝子以下可以戴。以后制定：贝子戴三眼花翎；国公、和硕额驸③戴双眼花翎；内大臣，一、二、三、四等侍卫、前锋、护军各统领等均戴一眼花翎。

　　清初，花翎极为贵重，唯有功勋及蒙特恩的人方得赏戴。康熙时，福建提督施琅以平定台湾功第一，诏封靖海侯，世袭不变。而施琅却上疏辞却侯爵，恳请依内大臣之例赐戴花翎。经部议，在外将军、提督没有给翎先例。最后，还是由康熙帝特别降旨赐戴。以世袭侯爵换取一翎，足见当时花翎之贵重。而“顶戴花翎”也就成为清朝官员显赫的标志。到清中叶以后，花翎逐渐贬值。道光、咸丰后，国家财政匮乏，为开辟财源，公开卖官鬻爵，只要捐者肯于出钱，就可以捐到一定品级的官衔，穿着相当的官服，荣耀门庭，欺压地方。清朝小说《红楼梦》写秦可卿死后，贾珍因贾蓉不过是个“黉〔hong洪〕门监生”，写在灵幡上不大好看，就用1000两银子为贾蓉捐了个五品职衔的龙禁尉，使葬礼风光了许多(《红楼梦》第十三回)。清初极为难得的翎枝，此时也明码标价出售。开始是广东洋商(专营对外贸易的商人)伍崇耀、潘仕成捐输十数万金，朝廷无可嘉奖，遂赏戴花翎。以后，海疆军兴，捐翎之风更盛，花翎实银一万两，蓝翎5000两。以后又援照捐官之项折扣，数目很少，捐者遂多。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时，条奏捐翎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7000两，蓝翎4000两。此时的顶戴花翎其实已变了味道。但其象征荣誉的作用依然存在。直至晚清，李鸿章因办洋务有功，慈禧赏他戴三眼花翎。

　　服饰有衮服、朝服、龙袍、常服袍、行袍、端罩、蟒袍、补服、行褂等。衮服、朝服、龙袍是皇帝的礼服。衮服在举行大典时穿用，罩于龙袍外面。石青色，绣五爪正面金龙四团，两肩前后各一，绣日月章纹，前后绣篆文“寿”字，间以五色云纹。这是在传统衮服上加以改制的。清朝皇帝穿龙袍、衮服的时候较多。如每年的皇帝亲耕，或去皇太后宫请安，以及授出征大将军敕印，受俘、凯旋、皇帝万寿节等吉庆大典时都用。朝服用于殿廷朝会、重大军礼、外藩朝觐等。冬夏朝服都用明黄色，只在祀天时用蓝色，衣前后除绣龙外，还绣有十二章纹，间以五色云纹。龙袍，是次一等的礼服，明黄色，绣九条龙、十二章纹及五色云纹饰。龙袍下幅，斜向排列许多弯曲线条的水脚，上有波涛翻滚的水浪，水浪之上立有山石宝物等，寓有“一统山河”、“万世升平”等吉祥含意。龙袍的制作极为考究。清朝龙袍，往往先由清宫第一流工师精心设计，经皇帝审定、认可后，才派专差送苏杭等地督造。有时一件袍料即费工190天。其特种袍服，用孔雀尾捻线，上缀米粒大珍珠，绣成龙凤或团花图案，费工之多，用料之奢侈，骇人听闻。常服袍，是日常处理政务时穿的服装，前后左右开衩，颜色花纹随意。除皇帝外，宗室成员都可以穿这种四开衩袍，其他人非经特恩准许，不得穿用。行袍，为出巡、骑马时的服装，形制大体如常服袍，只是袍长略短，大襟右下角较左面短有一尺，故又称缺襟袍。不骑马时可用纽扣将所缺部分连上，便与普通袍服相同。文武官员都有行袍。只有皇帝御用的缺襟袍为四开衩，宗室亦用两开衩。端罩，是一种毛朝外的皮褂子，对襟、圆领、平袖，身长至膝，满语叫“打呼”。依清朝官服制度，皇帝及一般官员都有，为冬季朝贺或其他典礼时内衬龙袍或蟒袍，以及着朝服时穿用。这是满族衣皮遗风在官服制度上的反映。按规定各人使用不同的毛皮。皇帝、皇子用紫貂皮面，明黄或金黄缎作衬里；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用青狐皮面，月白缎里。至于下级官员，如一等侍卫等就只能穿猞猁狲〔sun孙〕之类了。康熙以来，又以玄狐为贵重，貂皮次之，猞猁狲更次，遂规定玄狐唯有王公以上才可以穿用，且非阁臣不得赏赐。其他人的端罩衬里为白、蓝、黑、红等与黄色距离较远的颜色。

　　蟒袍，也叫“花衣”。蟒与龙形近，但蟒衣上的蟒比龙少去一爪，为四爪龙形。蟒袍是官员的礼服袍。皇子、亲王等亲贵，以及一品至七品官员俱有蟒袍，以服色及蟒的多少分别等差。如皇子蟒袍为金黄色，亲王等为蓝色或石青色，皆绣九蟒。一品至七品官按品级绣八至五蟒，都不得用金黄色。八品以下无蟒。凡官员参加三大节④、出师、告捷等大礼必须穿蟒袍。

　　清朝礼服的衣袖也有特点，袖端做成马蹄形，俗称“马蹄袖”。以常服代礼服穿时，也需另做马蹄袖，用纽扣连于袖口，行礼时放下，礼毕解去，袍仍为常服。男子及八旗妇女都用。

　　官员礼服的另一种是补服，也叫补褂，是比袍短比褂长的一种过膝长褂，对襟，平袖过肘，前胸后背各缀一块纹饰不同的补子，是清朝官服中主要的服装。褂罩在袍服外面，增减方便，是满族风习，也是清朝官服的又一特点，与顶戴同为品官级别的重要标志。补子有圆形、方形两种。贝子以上用圆形补，国公以下用方形补。补上纹饰因各人等级而有正龙、行龙、正蟒、行蟒的区分。因袭明朝，官员补褂的补子也以所绣禽鸟、猛兽纹饰表示官员品级的高低。文官一品的补子绣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鸂鶒，八品绣鹌鹑，九品绣练雀；武官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品、八品绣犀牛，九品绣海马。凡都御史(一品)、副都御史(三品)、给事中(五品)、监察御史(从五品)、按察史、各道的补服绣獬豸。补褂是品官标志，不得混用。乾隆时，副都统(武官二品)金简代理户部侍郎(文官二品)，自以为身兼文武二职，遂别出心裁，于武二品补褂的狮子尾端另绣一只小锦鸡立于其上。乾隆皇帝见而大笑，随即降旨严加训斥，说他是私造典礼(徐珂《清稗类钞》)。一般官员也有常服袍、褂，平时穿用，颜色、花纹不限。一般官员的行褂比常服褂短，袖长及肘，石青色，扈从也可以穿。

　　清朝还有一种黄马褂，是较受荣宠者的服装。巡行扈从大臣，如御前大臣、内大臣、内廷王大臣、侍卫什长，都例准穿黄马褂，褂用明黄色。正黄旗官员的马褂用金黄色。清朝皇帝对“黄马褂”格外重视，常以此赏赐勋臣及有军功的高级武将和统兵的文官，被赏赐者也视此为极大的荣耀。赏赐黄马褂也有“赏给黄马褂”与“赏穿黄马褂”之分。“赏给”是只限于赏赐的一件，“赏穿”则可按时自做服用，不限于赏赐的一件。如乾隆时曾给提督段秀林赏穿黄马褂。段秀林为官古北口，一次随驾扈从热河，乾隆帝召见时，见他须发皆白，便问他尚能骑射否？段秀林答：“骑射乃武臣之职也，年虽老，尚能跨鞍弯弧，为将士先。”乾隆帝遂在宫门前悬鹄一只，令段试射。段秀林一箭中鹄，乾隆大喜。为奖励其武功，便赏穿黄马褂。到清朝中、晚期，得此荣耀者为数较多，僧格林沁、左宗棠、李鸿章等均蒙恩赏穿。

　　冠服之外的其他附件，有朝服的披领、颈间的硬领和领衣、朝珠、腰间的束带等。披领，又名披肩，是清朝皇帝、后妃，及王公大臣、文武官员、命妇等穿大礼服时加在颈间披于肩上的，非遇隆重典礼，不准乱戴。披领为菱角形，一角圆而凹，作领口，系于颈项，另二角圆而锐，披于肩背。冬夏所用不同：夏用纱罗，为石青色加片金缘；冬用貂鼠皮毛，面上绣以不同纹饰，以区别尊卑等级。皇帝、皇后披肩绣二条行龙。国公等绣蟒。清朝礼服没有领，需在袍上另加硬领。春秋季时，硬领用湖色缎，夏季用纱，冬季用皮毛或绒。领衣是连结在硬领之下的前后二块长片，前面开衩如衣襟，有纽扣系结，下端束于腰间。因其形状如牛舌，俗称“牛舌头”。考究的领衣用锦缎或绣花。朝珠，是清朝礼服中颇具特色的佩饰。据说清太祖努尔哈赤早年经常手持念珠，诵经念佛，影响所及，满族百姓无论男女皆以颈挂念珠为饰。入关后，这一习俗进而演变为礼服中的佩饰。朝珠也是108颗，与念珠数目相同。不同的是，朝珠每隔27颗即夹入一颗大珠，名为“佛头”，通常用珊瑚、玛瑙、翡翠制作，一串共有4颗大珠，挂在颈上，前三后一，据说是象征四季。朝珠两边附有三串小珠名“纪念”。每一纪念上再缀10颗小珠，象征一个月上、中、下旬的30天。朝珠顶端的佛头上连缀一个塔形装饰，名“佛头塔”，下面垂有丝绦，上面连接一个椭圆形的玉片。戴朝珠时，玉片处于后背，故名“背云”。按《大清会典》规定：自皇帝、后妃、王公以下，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以及翰詹、科道、侍卫、礼部、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等处官员都可在行大礼时佩挂朝珠，其他人则不许。悬挂朝珠，男女有别，男子为两串“纪念”在左，女子为两串“纪念”在右。朝珠所用质料，因人身份而定。皇帝朝珠用东珠，其他佛头、纪念、背云等因场合而不同，如祀天用青金石，祀地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绿松石，丝绦都用明黄色。皇后需戴三盘朝珠，中间一盘用东珠，左、右两盘用珊瑚，佛头等用珠宝，丝绦明黄色。妃嫔穿朝服时都挂三盘朝珠，质料依次减等，丝绦用金黄色。其他王公大臣，除不许用东珠、珍珠及明黄色丝绦外，其他珊瑚、玛瑙、翡翠、蜜珀、琥珀、碧玺等不限。朝带，皇帝、文武官员穿朝服时需系腰带。带用丝织，上嵌四块金属版为装饰，带上配有荷包等饰物。版有圆版、方版之分。皇帝朝带有两种制式，都是明黄色。一种用四块龙纹圆版，饰有红、蓝宝石或绿松石，嵌东珠、珍珠。左右佩汗巾，或飘带、风带等，用于大典礼时。另一式用龙纹金方版四块，祀天时饰青金石，祀地用黄玉，也嵌东珠及其他佩饰物。皇子朝带用金黄色，金嵌玉方版四块，饰东珠四颗，中间嵌一猫睛石。亲王、郡王、贝子等珠饰递减。品官朝带为青色或蓝色，各级方版圆版不同，饰物亦有等差。清制规定：带，亲王以下宗室成员都束金黄带，觉罗⑤束红带。非上赐，带不得给予异姓。两种带色的区分也很严格，不能混用。

服饰是平常之物，但同时又包含深刻的文化性。中国不同民族的特性，都在服饰中反映出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审美、宗教以及他们的社会形态等等。
一部中国服饰史，可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体现出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的服饰史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博大的文化宝库，它反映出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变迁。随着社会发展以及生产力的提高，服装从最初的实用性之上给赋予了更多象征意义。墨子曾说：「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也就是说衣服不完全是为身体服务的，它具有更深层的含义。服饰发展史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侧影。

蕴藏社会意义

历代服饰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民俗文化以及社会流行时尚等等。我们可以从古代绘画作品中窥见当时服饰与社会生活的情景。
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是表现唐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场景。唐太宗李世民端坐在步辇上，吐蕃使者禄东赞身穿棉袍居中，两边为唐官吏。
唐代男子服饰以头戴幞头、身穿窄袖圆领袍衫为主，图中唐太宗便身穿同类衣服。皇帝不穿礼服接见使臣，从另一方面表现出当时藏汉交流非同一般，是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通过穿着简单的服饰以表达亲近的心情，可见服饰表达了丰富的社会意义。
一、政治工具

在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有严格的等级区别。这种等级制不仅限制了人们的行为言语，同时影响到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吃、穿、用等生活环境。
从夏、商到周代，中国初步建立了冠服制度，从此人们的穿衣戴帽有贵贱等级之分。作为统治者，不同礼仪、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都有严格的穿著规范。孔子说：「朝服而朝」（《礼记．玉藻》），意指进宫朝见必须穿朝服，否则有不敬之罪。可见服饰对巩固皇权的作用。又根据《周礼》等书的记载，夏商周时代把「礼」分为五大类，衣冠服饰制度就是根据这种需要逐一制定的，如祭服、朝服、军服、婚丧之服等已有了明确规定。
二、阶级标志

从前有俗语说：「只认衣衫不认人」、「先敬罗衣后敬人」，反映出在等级社会中，服饰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外在标志。
封建社会规定用不同服饰来区别上下尊卑，所谓：「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后汉书．舆服制》），「贵贱有级，服位有等，……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贾谊《新书．服疑》）。不仅龙袍凤冠是帝王、皇后的特定服饰，在群臣百官与平民百姓中，也用服饰来区别上下等级、贫富贵贱。
三、职业身份

服饰作为人的部分外在形象，它不仅能反映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品位，也能表现一个人的社会职业。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服装的穿戴来分尊卑等级，不同官吏有不同服饰。官员办公穿的衣服与其常服也有不同，严格的服饰不仅区别了官员等级，同时又能分辨出官员所负责的不同职务。官吏都穿特定颜色和款式的服装，而平民和普通人士则穿杂色布衣。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中，描写咸亨酒店里的顾客就分成两等人，上等人是穿长衫的诗人或读书人，下等人是穿短衣、小打扮的平民。诸葛亮《出师表》也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布衣成了平民劳动者的代称。
四、表达学说

服饰在古代除了用作统治工具外，还被用作宏扬学说的工具。最明显的例子是儒家与服饰的密切关系。儒家礼教一直影响着中国历代人民的文化生活。孔子说：「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孔子集语》引《大载礼．劝学》）衣冠不正，君子是引以为耻的。穿衣不正会影响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形象。这种把服饰与礼教统一表达的学说，成了儒教的特征，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荀子．子道》中有一故事：话说子路穿了一件非常有气派的服装去见孔子，孔子不悦，对他说：「你穿戴太华丽了，满脸得意之色，谁敢向你提意见呢？」子路听了，忙回家换过衣服，这时子路看来谦和多了。孔子就说：「爱表现自己的人是小人而不是君子。」由此可见孔子所提倡的服饰美观，正是儒家追求的文饰美。

反映社会面貌

一个社会的面貌必然反映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服饰既然作为人类外在形象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人们穿衣戴帽的形式看到那个时代的风貌。
以宋代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为例，可以看到当时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繁盛的市井民情。从画中人物的穿戴可区别出不同的职业和身份，当中有商人、绅士、官吏、农民、车夫、僧人、道士、儿童等不同社会阶层人士。穿长袍，戴幞头，骑马乘轿的多为官宦。其余众多的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多穿短衣挽袖，敞开衣襟，服装颜色多为素色布衣。
《清明上河图》的人物服饰以淡雅朴素的色调为主，从服饰款式和色彩上可以看出宋代服饰追求质朴的风格，也反映出宋代都市风土人情的社会面貌。
一、社会安定富裕

社会的安定必然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种繁盛的局面也表现在服饰的形态上。以唐代为例，唐服有过一段灿烂辉煌的历史，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时期。我们从唐代的华丽服饰中可以联想到当时大唐盛世的景象。
在唐以前，妇女一直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笑不露齿、站不依门……等等。到了唐代，妇女的穿著打扮有了革新的变化。在天宝年间（约公元 7 世纪中叶），不少女子均模仿穿男装，从宫廷到民间，男装女穿渐成时尚。不仅如此，随着对外开放和东西方交流的发展，唐代服饰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把西域胡服融入日常生活中，穿胡服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装束。只有安定繁盛的社会，才能容纳和造就各种华衣丽服。
二、人心虚无不安

服饰不仅是社会文化现象的表征，同时也表达了人们不同的品味和心境。
魏晋南北朝的动荡社会，使不少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追求自由旷达、轻松随意的生活方式，他们蔑视传统的礼仪说教，倾向不重文饰，而重人的风姿、风度。他们穿衣戴帽不拘小节，以弃礼为尚。时常将衣服披在肩上，袒胸露背，席地而坐，完全违背了儒教的礼俗规定，以随意的着装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也反映出当时人心虚无不安的社会状态。
三、中外文化融合

服饰的灿烂多变，常反映了社会的多元发展，例如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唐朝可以说是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时期，这不独表现在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方面，还表现在衣冠服饰上，使这个时期的服饰文化大放异彩，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唐朝的首都长安，汇集了诸国的商人、使节及文化人士，他们从各自的国家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这种东西方的交流融合，取长补短，使当时的社会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著名的丝绸之路，沟通了中国与外界的贸易往来，同时也把中国精美的丝绸传遍世界。另一方面，盛唐以前妇女的服装多以小窄袖为主，这主要是受胡服的影响；后来，穿胡服、跳胡舞等属于胡人的生活方式便逐步为唐代人所接受。种种服饰上的变化均说明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四、妇女受钳制

中国古代妇女在礼教的压迫约束和世俗偏见下，言行举止无不受到严格规定，着装打扮、一举一动必须以礼教规定为准则，形成男尊女卑的社会风气。我们可以从古代，尤其是宋代妇女盛行缠足这一陋习上，了解到当时妇女身心所受到的迫害。
在缠足时代，绝大多数妇女大约从四、五岁起便开始缠足，一直到成年之后，骨骼定型后才能解开缠足布。缠足小脚配上「三寸金莲」绣花尖头弓鞋，一步三扭，这就是中国封建礼教和畸形审美观迫害下的产物，成了千百年来妇女用血泪缝制的服饰。
展现民俗文化

服饰并不只是简单的身穿衣物，服饰本身也是社会民俗文化的产物。不同国家、地域、气候、民族的服饰，都反映了其民俗文化的特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影响所及便发展出百花齐放的服饰。例如：生活在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其服饰以袍服为主。因为他们生活在寒冷地域，过着游牧狩猎式的生活，因此服装多用动物皮毛制造，再配以刺绣图案，极富装饰性和自然粗犷的风格。而居住在中国西南湘（湖南）、黔（贵州）、桂（广西）三省毗邻地区的侗族则喜欢青、蓝、紫、白等颜色，局部采用红、绿、黄等色点缀装饰，又配以银首饰，使整体服饰朴素中见精致。
服饰的款式、材料、颜色、配色以及图案都能表现强烈的民俗形象。像汉族民间儿童服饰中的虎头鞋，和童服上常用的动物图案刺绣，就表现出中原地区民间的民俗文化，以动物守候着孩子让他能平安成长的愿望。
一、用色之道

自从周朝制定了服装制度后，中国历代帝王百官和平民百姓不仅在服装款式上有别，在服饰色彩上也有严格界限。
古代根据五行学说而定不同方向与颜色：东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中央土，色黄。黄色与帝王服饰相关联，是从隋唐开始的，《唐六典》说：「隋文帝着拓黄袍，巾带听朝。」在唐贞观四年（公元 631年）规定官员袍服的色彩，十三品以上为紫色。因此从服装颜色也可分辨出官级品位和庶民的地位。
民间传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 11 岁时，在宫中与他弟弟溥杰一起玩耍，正玩得高兴时，溥仪无意中发现溥杰的衣袖露出黄色，立刻沉下脸说：「浦杰！这是什么颜色，你也能使？」又说：「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吓得溥杰忙垂头肃立。由此可见，平民百姓是不能穿明黄色的，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衣服颜色也不得僭越。
二、纹饰寓意

随着纺织技术的发明，衣饰图案便愈来愈丰富。图案设计是重要的服装装饰，尤其在中国古代服饰和民族服饰中，服饰图案有多重象征意义。图案的使用主要用在衣服的领口、袖口、肩部、门襟和袍服下摆等部位。
纹样题材则多种多样，有动物、植物、文字、几何图形等等。战国时期有的龙凤虎纹，表现了中国人的龙虎精神和期望吉祥的理想；富贵大吉用牡丹纹饰来表达；福寿延年有「寿」字组合变化的文字图案。
至于少数民族如苗族，据《后汉书》记载：苗族先民有「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习俗。苗族的图案也十分丰富，有动物、植物、几何纹样等等。黔（贵州省）东南苗族服饰上的蝴蝶图案，是对「蝴蝶妈妈」的祖先崇拜。这些极富创意和想象力的形象，显示了苗族妇女把现实与理想结合的审美意愿。
三、剪裁布局

中国古代从商代至清代，总体的服装造型是以宽大（如宽衣长袍）为主要特征，在这种大范围之中只有少量宽而短的服装出现。
原来这种宽衫大袖的主流服装，蕴藏着中国古代传统的审美观。《礼记．深衣》有：「制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指深衣是以 12 幅布缝合而成，以应天时。这种制衣布局也应合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理念，是古代服饰流行宽衫博袖的根源。《后汉书．马援传》又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宽衫大袖的传统造型一直为各朝代所沿袭。
四、装饰之美

中国历代服装最大的特征是强调「装饰」, 不仅在款式设计上注意裁剪分割，还强调服装的面料、色彩、图案、配饰等等变化，以表现完整的服饰品貌。
服饰是随着社会、工艺技术、审美等方面的提高而变化的。例如：唐代追求锦衣华裳。唐中宗幼女安乐公主恃宠骄侈，有一件白鸟毛裙计价百万。「正看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可见采用羽毛饰裙的工艺在唐代已出现。再如清代妇女的服饰，从头饰（旗髻）、旗袍、花盆底鞋以至首饰，都是满族人的审美和风俗的表现。
虽然俗语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如墨子所说的「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的主体思想还是不变的。

清代官服有补子。文官是飞禽 武将是走兽。皇族宗室有补团上有银莽。
男子要留辨 基本上穿的是马褂 。满族女子在家要穿满装 出去可以穿汉装，汉族女子穿汉装。

清代官服都有补子 文官飞禽 武官走兽 如果我没记错 文官一品是仙鹤 武官一品是麒麟 皇帝穿龙袍 王爷穿蟒袍 官服的下部是滚滚波涛 清代早中期波纹是直的 到了乾隆末年逐渐由曲线波纹所代替 袖口为马袖 顶戴也有不同等级 由顶戴上珠子的质地所区分 花翎由羽毛的质地区分 一品为孔雀羽 朝珠也由珠子的质地区分 还是建议你去查权威书籍

肯定有关系的.资料自己找.古代官员服装有品级大小,满汉之分.清朝的规距最多,内容最复杂.你可以大写文章了.建议去文史知识之类的去找.
亲王头上为什么是东珠?因为满州人最先就是挖东珠出身的嘛.哈哈,玩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