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经济学基础

2025-02-27 0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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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一、水、土资源具有价值

较之于传统价值观，现代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水土资源是有价值的。水土资源具有价值的观点是随着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约束以及可持续发展实践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形成的。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效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级差地租以及自然资本论等从不同角度证实水土资源的价值所在（张小蒂，1993；沈满洪，2004）。

水土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代资源经济学的观点，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条件和环境容量等自然环境资源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其稀缺程度不断提高。稀缺性是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基础和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从效用价值论的观点看，自然资源环境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评价，表示人对自然资源环境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自然资源环境价值来源于其效用，又以其稀缺性为条件。衡量自然资源环境价值的尺度是其边际效用。因循上述理论逻辑路径，结合实际，可以定性直观地判断，水土资源在当今社会的稀缺程度较高。鉴于我国严重的水土流失以及较为庞大的人口基数，水土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

再则，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也同样支持水土资源有价值的观点。依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价值是商品交换中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价值取决于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包括劳动者在创造产品时劳动力的消耗和消耗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活劳动和物化劳动。马克思价值论对价值的刻画是通过其中凝结的人类劳动来反映的，这是对水土资源价值论确立的一个有利支持：水土资源具有价值，其价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所表现出来的，即人们对水土资源的发现、保护、开发利用等过程中投入的大量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也是对水土资源具有价值的有力证明。按照马克思的级差地租理论，地租分为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两类：绝对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获得的收入；级差地租是由于自然资源环境的优劣程度不同而造成的等量资本投入到等量的资源体上所产生的个别生产价格和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即较优等的自然资源投资的收益与劣等的自然资源投资收益的差额。这里的“土地”实际上可以推广到一切自然资源，地租就是一种资源租金，是对资源价值的反映。更进一步说，根据级差地租理论，水土资源优劣不等，与等量资本结合所产生的收益不同，标志其包含的内在价值的差异。

自然资本论也是水土资源价值论的理论基础。从资本构成角度，自然资源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价值的载体可称之为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构成财富的有机成分之一。自然资本的概念由保罗·霍肯、埃默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于1999年首次提出。他们认为，除了传统的人造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存在第四种形式的资本即自然资本，是由自然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构成。世界银行界定的自然资本要素，主要包括土地、水、森林、石油、煤、金属与非金属矿产等。这些仅仅是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扩展了世界银行对自然资本内涵的界定，认为自然资本是给予人类或者可为人类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能量以及它所提供的生态服务的总称。自然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持基本恒定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无论是在上述哪种理论框架下，水土资源具有价值的观点都是成立的。水土资源的价值可以通过社会对水土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土资源效用的评价表现出来。水土资源价值论对于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启示意义在于，首先，水土资源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价值化的前提，即水土资源具有价值；其次，享用相关生态服务需要支付费用。

二、水土保持生态效益的公共物品特征

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1954），纯粹的公共物品（pure public goods）是指这样的物品，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物品的消费的减少，其根本特性是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谓非竞争性，是指如果一个商品或服务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向额外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成本为零。所谓非排他性，是指人们不能被排除在消费一种商品或服务之外，或者说，很难或者不可能对人们使用这种商品或服务收费，因为这种商品或服务不需付费就能够享用。对具有公共物品特征的产品和服务消费和使用带来的问题，一是供给不足，即供不应求；二是过度使用。

效益的整体性、功能空间流转性等特征，使水土保持成为典型的公共物品，这决定了对水土保持效益的消费享用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对水土保持效益的消费只能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消费者共同享受，而很难或根本不可能将其分割为可以计价的单位供销售或消费；二是受益的不可阻止性。即任何人，包括水土保持效益的提供者都不可能阻止他人享用；受益地区的任何成员拒绝享用水土保持效益也是不可能的；三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对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所产生的巨大生态效应而言，增加额外消费者不会引起产品成本的任何增加，即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所引起的产品边际成本几乎等于零，即在水土保持效益的覆盖范围内，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对它享用，并不影响、阻碍或排斥其他人对它的同时消费，也不会减少其他社会成员的享用数量或质量。正因如此，水土保持效益的提供者或相关部门无法保证只有付费者才有权享有，消费者不需支付费用就可享受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成果，即出现所谓“搭便车”现象，要采取收费的方式限制任一个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消费是很难的。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成果的公共产品特性，导致激励机制扭曲，使其消费中往往出现“共有地悲剧”——过度使用，和“搭便车”心理——供给不足。如果相应激励机制得不到校正，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主体缺乏动力去进行水土保持工作，人人都期望他人去进行水土保持，社会成员都意图免费搭车，那么最终结果就是没人能够享受到公共物品，水土保持工作无人开展，水土保持生态服务功能也不复存在。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的提示，消除公共物品不良影响的办法一是完全由国家出资进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二是确立补偿制度。就目前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国际经验来看，完全通过政府解决还存在较大难度，并且不是唯一有效方法。因此，应该积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激励和引发水土流失的约束问题。依靠制度调整人们利益关系，激励水土保持生态服务的供给，同时限制公共产品服务的过度使用，从而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与水土保持相关的外部性

外部性又称外在性、外部效益、外溢因素等，外部性是一种成本（或效益）的外溢现象，即某种商品或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并不承担生产和消费这种商品或服务所产生的有害或有益的副作用。经济外部性包括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种。根据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外部性应该内部化，即由行为人承担所造成的外部不经济性的成本或者支付享受外部经济性收益的费用。这一理论是制定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的基础。

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领域，经济外部性大量存在。例如，流域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形成了良好的流域环境，为下游地区提供了良好的生态服务。社会收益中不仅包含流域上游开展水土保持的收益，还包括流域下游享受到的生态效益，即被称为上游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外部收益。生产建设活动，开发利用水土资源，扰动当地植被，引发或加剧水土流失，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即产生外部不经济性。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这两类经济外部性都应该内部化，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就是将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措施。经济外部性内部化后，就可以纠正与水土保持相关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内化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正外部性以及造成水土流失行为的负外部性。对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一方，如图2-1所示，由于存在外部收益，私人供给水平（Q₁）是低于社会理想供给水平（Q^*）的。Q₁既可以理解为满足水土保持行为实施者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生态服务质量或生态环境质量，也可以理解为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的社会成员都应该承担的基本的和公平的生态保护责任下的水土保持规模。但实际上，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生态环境服务功能重要性程度不一，如自然保护区和流域水源涵养区对于其他区域生态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游地区为自身发展利益的考虑提出更高的生态保护请求或者国家将该区列为重要生态功能区，则对上游水土保持规模的要求为Q^*，对应于Q₁到Q^*的规模调整，边际成本也相应提高到P^*。这一目标实现的动因只能是，下游地区受益者或提出生态功能区划要求政府向上游水保行为实施根据自身对上游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需求通过自愿偿付方式或者提供一个相当于图2-1中阴影部分面积大小的收益补偿，才会使得上游地区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失而进行水土保持符合防治生态建设，达到社会最优水平。

图2-1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的正外部性内部化示意图

对于生产建设造成水土流失一方，如图2-2所示，私人出于个人利润最大化目的考虑，其理想扰动水土资源规模（Q₁）是高于社会理想规模（Q^*）的，但实际承担的成本（P₁）小于（P^*）。只有当生产建设活动主体承担了水土流失造成生态环境的损失时，为图中阴影部分面积，生产建设主体扰动水土资源规模（Q₁）才会符合社会理想规模，开发建设活动对水土资源的破坏才可能在现有经济技术水平下得到恢复。

图2-2　引发水土流失生产建设活动负外部性内部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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