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的资料

运河，中国古代的人工水道。

先秦 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发展和外界的交往，在所控制的区域内开凿运河，沟通自然水系。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子胥渎，楚庄王（前613～前591）时， 激沮水作渠， 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沟通江汉。楚灵王（前540～前529）时，又自章华台（今湖北监利北）开渎北通扬水以利漕运。楚昭王（前515～前489）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疏浚此运道以入，故称“子胥渎”。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 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 淮、 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颍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睢、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 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 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 (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 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

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 (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 (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 渭南仓、 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 候河水涨， 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⑤ 疏浚扬州运河与镇江运河。扬州运河相当于旧邗沟，灭宋后，此河逐渐壅塞。至元末年曾加疏治，但成效不大。延佑四年(1317)始疏浚畅通。镇江运河属江南运河，从镇江至常州武进县吕城坝（今江苏丹阳东南），长一百三十一里。至治年间(1321～1323)疏凿，河面加阔至五丈，底阔三丈，深六尺。同时又开浚了镇江运河的重要水源练湖（今江苏丹阳北）。

漕运的管理机构，几经调整，至元十九年改立京畿都漕运使司。二十四年，内外分立两运司：内司即京畿都漕运司，立于大都，管领在京诸仓出纳粮斛及运输等项事宜，下设新运粮提举司（置于至元十六年）和通惠河运粮千户所（置于至元三十一年）；外司即都漕运使司，置于河西务（今天津武清西北北运河西岸），分司临清，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运粮等事，下辖有三十一纲（每纲船三十只），船九百余只，船户八千余户。

元代大运河的沟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及中外贸易的发展，也为明、清运河的畅通和现代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明清 元代开京杭大运河使运河贯通南北。但会通河所经山东地段地势较高，河道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浅胶舟，不任重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派平江伯陈瑄疏浚江淮运河。又命工部尚书宋礼修治会通河（包括济州河在内），京杭大运河始畅通。清代继承明代遗制，继续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运河，河道除人工开凿者外，还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时变迁，其中，黄河每次泛滥或者改道。必然严重破坏大运河。且天然河道概属东西走向，而大运河横贯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极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点，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旧，大致可分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漕称“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也称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称“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也称卫河或御河，漕称“卫漕”；④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也称山东运河，共设节制闸四十余座，故漕称“闸漕”；⑤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漕称“河漕”； ⑥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也称淮扬运河、南河或高宝运河。中经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故漕称“湖漕”；⑦镇江至杭州段总称江南运河或转运河。又以苏州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段称丹徒运河，漕称“江漕”；其南段称浙江运河，漕称“浙漕”。

清代治理运河重点有二：一山东境内会通河，一为江苏境内里运河。会通河地处鲁中山地，南旺号称“水脊”，地势高耸，水源缺乏。明代在戴村筑坝，导汶南旺，分水济运，以解决水源问题，又置水柜陡（牛）门，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才保证了会通河的顺利通航。但到了清代，水源诸泉多被填塞，会通河淤浅，安山、南旺、马踏、徽山等湖，逐渐淤淀，或被豪户侵占，辟田耕种，以致湖水日少，加以民田灌溉与漕运争夺用水，更影响蓄水济运。清代治理惠通河，除遵循明代旧例，修筑戴村坝，疏浚河道，培护堤岸，引水蓄湖，严闸启闭外，采取了如下措施：①申饬地方疏通泉源；②树立湖塘封界，禁止侵占；③将山东诸湖开浚筑堤，或增高培厚原有堤岸，蓄积湖水；④严禁百姓截流灌溉，违者治罪严惩。经康、雍、乾三朝连续治理，会通河百余年畅通无阻。

里运河治理更为艰巨。里运河北端的淮安与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东连大海，河道纵横交错，地形和水系都很复杂。黄河泛滥，运河必坏。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年年泛滥，决口频繁，以致改道，夺淮入江，河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堤。而江北里运河一线，黄、淮、湖、运联成一片，变为泽国，以致运堤崩溃，漕运阻塞。从顺治初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治河修运，均乏成效。自康熙十六年，靳辅担任河道总督，在《河道敝坏已极疏》中，提出“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筹审治河全局，制定了大修黄、运两河方案。在黄、淮、运三条河干上同时兴工，大规模治河修运。在整治黄、淮河同时，清除山阳、清河、宝应、高邮、江都五州县运河河道淤浅，一律开挖深通，修筑河岸堤工，堵塞运堤决口三十四处，修建闸坝二十六座及涵洞五十四座，筑成清水潭决口东、西堤各一道，开绕西越河即永安河一道。此外，又开烂泥浅引河二道：一自新庄闸西南至太平坝，一自文华寺永济河头，南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也至太平坝，并把南运口移至七里闸，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俱达烂泥浅，分水十之二佐运，十之八射黄刷沙。以上各项，三年中次第告竣。二十二年，黄、淮两河尽复故道。里运河各项大工完成。于是，运艘及商民船只往来通行，安全无险。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以黄河风涛险恶，漕运不便，于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遥、缕二堤内，挑开三百里中河一道，再改由仲家庄出口，并建双金闸一座。漕船一出清口，即可截流径渡北岸，由仲家庄运口进入中河（又称中运河），历皂河、泇河北上。自此，中河代替了明代以来的“河漕”，使黄、运分离，避免了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后来，新任河督于成龙因中河逼近黄河堤岸，不便筑堤，又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新河一道，是为新中河。康熙晚期，河督张鹏翮以新中河河头弯曲窄浅，漕船行驶不顺，故截用旧中河上段和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重新疏浚，仍名中河，并移中河运口于张家庄。至是，中运河才告最后完成。

乾隆晚期，河工日渐松驰。黄河多次决口，淤塞运道，清廷不及时修复，而开始借黄济运，勉强维持漕运。嘉庆时期，河患日深，几乎无岁不决，运道淤塞严重。道光初年，大运河已处处淤塞难通，几乎仅存一线河形而已。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改道北徙，穿运挟汶而东，经东阿、历城，由山东利津入海。大运河长江以北运道，大部被黄河淤塞冲毁，京杭运道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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