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君主专制的强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025-03-03 2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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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雍乾时期，专制皇权在康熙朝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集中表现为由雍正帝、乾隆帝父子提出的极端君主专制理论及其实践。雍乾时期君权的强化，已经超乎通常意义上的皇权集中范围，出现了以抹煞臣僚政治个性，严密控制臣僚思想意识和政治活动为显著特征的非理性强化趋势。在极端君主专制条件下，雍正帝、乾隆帝为了加强控制，不但将许多属于臣僚职责范围的事务，改由自己操办，皇权恶性发展，皇帝逐渐成为事必躬亲的专制家长，而且高度强调臣僚要与自己“一德一心”，反对臣僚独立思考，鼓吹臣僚凡事唯皇帝之令是从，以皇帝之是非取代臣僚之是非；广泛利用奏折制度、特务统治等手段强化对臣僚的严密监督与控制。
　　雍乾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持续近百年（到嘉庆帝亲政后方初步结束），可以说是18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现象。就这一局面形成之原因，除了顺康以来君权强化这一历史惯性的推动，以及为了维持和发展“大一统”局面，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其核心是加强君权）这一内在要求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清朝内部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雍正初年，雍正皇帝所面临的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及，清朝上层激烈的权力争夺，迫使雍正帝不得不采用严猛政策，以恐怖统治的方式，维持自己的帝位，即所谓对“不知敬礼”，“不笃诚敬，如禽兽者”，“非可以宽仁感化，唯有治之以法而已”（《雍正起居注》）。严猛统治，一方面起到了清除政敌的作用，另一方面加强了皇帝在普通臣僚中的权威地位，不可避免地导致皇权的加强。
　　第二，雍乾二帝强烈的君权意识，刚毅的政治性格，勤于政务的工作作风，也加大了皇权的集中程度。当然，他们二人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在思想、喜好等方面的差异，也使极端君主专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雍正时期，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打击政敌，清除异己，躬亲庶政，得到体现和加强。而乾隆时期，清朝内部权力斗争基本得到解决，乾隆帝的主要任务在于为大清帝国的时代延续作“根本之图”，故这个时期的极端君主专制，主要通过皇帝对臣僚严格的思想控制体现出来，并通过文字狱、禁毁图书等方式，将专制统治推向全社会，特别是知识界。
　　第三，18世纪清朝强盛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和文化，提高了朝廷、特别是皇帝在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的地位和威信，方便了皇帝的独裁。应该说，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清前期中国社会创造的一个伟大奇迹。在这一百余年中，官僚政治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社会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掘，传统中国因此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恢弘气派。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从不同的侧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时人所称“正值太平盛世”，“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所谓“社灯连袂踏春田，歌鼓声声应节圆；舞遍两行红结队，儿童齐唱太平年”，即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繁荣景象。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将对盛世的赞美，转变为对最高统治者的迷信和崇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故当时的官僚士人纷纷歌颂清帝功业辉煌，为“王道之极盛，而三五之遐躅”，欢呼 “凡属臣庶，罔不鳌忭雀快；睹夫偃伯橐弓之会，额手相庆曰：若书所称神圣文武者，盖如是乎？”这就为皇帝加强自己的独裁，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舆论基础。
　　极端君主专制局面一旦形成，就会深刻地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君权的极度膨胀，皇帝躬亲庶政，在特定时期（如在雍正朝）确实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政府聚集和运用各种资源，维护和加强国家统一，有利于镇压各种异己势力，清除腐败，保持官僚政治的正常运行。但从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带有明显非理性特色和恐怖色彩的个人独裁，并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久安长治。相反，它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消极影响：
　　一是由于皇权恶性膨胀，改变了传统的
　　权力分配体制，在皇帝的阴影下，除了极少数亲信大臣外，大多数臣僚缺乏行政积极性和创造性，纷纷持禄养交，苟且度日。故乾隆帝感叹说，诸臣“唯以循例办稿为供职，并无深谋远虑，为国家根本之计”，“似此因循之习不改，竟与乡原无异”（《乾隆起居注》）。
　　二是皇帝亲理庶务，将日常政务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适应官僚政治程序化、严密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其结果是皇帝不能不日益依靠少数亲信协理政务。这就导致了新的政治异化现象的出现。
　　三是严酷的政治控制，特别是文化专制主义，严重束缚了社会思想，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当时多元的、活跃的学术观念比起来，18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特别是反专制思想相对贫乏，士大夫们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十分肤浅，对极端君主专制的批判苍白无力，缺乏基本的创新精神，这不能不说和当时清廷严酷的政治控制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应该说，1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发展时期，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乃至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型态势，而当时政治制度变革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总之，所谓极端君主专制，就是它不但将皇权作为一切政治权力的源泉，而且以片面的极端方式，将皇帝权威推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将臣僚变成了皇帝的私人奴仆。在政治等级上，从主奴的角度，确立了臣僚对皇帝严格的政治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运行中，尽量用专制皇帝的个人人格，取代臣僚的独立人格，用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用皇帝的利益取代国家的利益，将皇帝的意志作为政策、法律的核心。而人们通常所谓的法治，只能是专制君主实行人治的必要补充，至于以科层制为特点的官僚体制，则是君主独裁政体下一部庞大而又严密的行政机器。雍乾时期形成的极端君主专制，在短期内确实造就了一种高效率，一种相对清廉的行政风气，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威严景象，但从长远看，它实际上使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变得更加变幻莫测，风雨飘摇。因为就国家的前途而言，将政权置于规范的制度化运行中，与将其交与个人的独裁统治相比，具有更多的合理性，都更能实现理性为政的原则，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在历史上，这是一个无需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

回答2：

在明代的基础上，清朝的专制主义制度极度膨胀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君主专制制度的顶峰”一目，主要叙述清代加强君主专制的情况。清朝是一个以满洲贵族为主体而建立的封建朝代。满族原居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在入关取代明朝以前，虽已建元立国，但社会发展阶段较之关内汉族要低得多，体现在政治制度中，那种带有奴隶制或早期封建制的贵族军事民族色彩的内容，直到入关后相当长时期里，仍在中央决策系统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君主专制政体很不完善，君臣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制度化的权力界限，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清朝初期满洲亲贵大臣们商讨并决定军国大事的一种重要形式。除了决策外，还往往兼有参与政务的职能，但又不属于具体的执行机构。这与它在关外初建时，政事简单，且军政不分有重要关系。康熙帝亲政后，以国史院、秘书院、弘文院内三院为内阁，设大学士，参与军政机密。又在故宫乾清宫西南角设立内廷侍候皇帝的南书房，内阁和南书房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皇权得到加强。雍正年间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机密泄露，七年（1729年）设军需房于隆宗门内，迁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因地近内廷，便于召见。十年（1732年）更名军机处，以亲王、重臣充任称军机处行走，位卑者称学习行走，俗称小军机。军机之首称领班，总揽一切。军机处除处理机务外，凡特旨简放大员，皆由军机大臣开单请旨。

军机处的最大特点可归结为简、速、密三字。简就是机构人员十分简单，不像内阁人员庞杂。军机处全部办事人员至多不过三四十人。速就是办事效率高。军机处一切由大臣、章京办理，皇帝有旨得随时承办，而且必须当日事当日毕。又有“廷寄”制度，由军机处交兵部直接发出，或采取日行三百里的“马上飞递”，或注明行四、五、六百里，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加快了办事速度。最后就是密，军机处地处内廷，外界干扰少，外官不得擅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连太监都不得在侧。最重要的是，在军机处中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军机大臣的作用只是上传下达。军政大权完全集中于皇帝手中，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极致。

当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时，西方世界已经在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从而从政治上步入近代社会，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中国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严重地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减缓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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