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之评是什么意思呢?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里说:“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评书因地区不同而名称各异。北方叫做评书;江浙一带以及福州叫做评话;湖北、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
评书是古老的艺术,历史渊源流长。据《墨子·耕柱》篇载云:“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
这里说“说书”并不是指说唱艺术,不便作为评书的源头。
优孟、优旃、淳于髡等古代“俳优”的劝谏活动,其中就有说故事的,可以看做构成“说话”艺术的重要因素。
隋代笑话大王侯白所说的故事,明显地孕育着评书的因素。
到了明代,北方评书已臻于成熟。从那时起,评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四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明末清初。那时,评书名家辈出,柳敬亭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沈龙翔《柳敬亭传》载云:
“敬亭名逢春,字敬亭,面多麻,人皆以柳麻子呼之。本姓曹,泰州曹家庄人也。李公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不法,长吏以逢春应,时年十七八岁一恶少耳。开府轻其罪,乃出亡,云泰兴,佣于某,久之意不乐,遂去。游四方,至宁国,醉卧敬亭山下,垂柳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号敬亭可乎?’于是名逢春,号敬亭焉。偶闻市中说弹词,心好之,辄习其说,遂以说闻。”
这里的“说弹词”其实就是说书,因此,柳敬亭后来被誉为大说书家。他从师莫后光,颇得真传,擅长说《水浒》、《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技艺卓绝,炉火纯青。周容《春酒堂文集·杂忆七传柳敬亭》载云:“癸巳借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目,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
在观众眼前,但见说书人物,不见说书艺人,像莫后光说的:“听者倘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说书说到这般境界,可谓出神入化。
敬亭之后,虽无敬亭,却有他培植的桃李,其中应该一提的是承前启后的评书名家王鸿兴。据传,王鸿兴之后有所谓“三臣、五亮、九茂、十八奎”之说。
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代表人物有号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
双厚坪,生年不可考,卒于1926年,满族人,艺名双文星。与戏界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三绝”。
双厚坪所会书目甚多,最拿手的是《隋唐》、《水浒》、《封神榜》、《济公传》。他的艺术风格细腻、风趣、透僻、生动,最善于描绘细节,于细微处显神奇。尤以刻画人物见长。他说《隋唐》,说到秦琼发配到北平,遇见姑母,把他们之间悲欢离合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艺术功底极为深厚。
第三次高潮,30~40年代。代表人物有王杰魁、连阔如、陈士和等。
王杰魁(1874~1960),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北京说评书,渐渐享名。他最拿手的书目是《七侠五义》。如果说,评书以细腻为艺术风格特色,那么,王杰魁则是细中又细。他说书,吐字慢,像在拉长音,娓娓说来,别具艺术魅力。又善于使用“变口”,用不同的方音刻画人物。
连阔如(1902~1971),满族人,早年从师李杰恩学说《西汉》,后来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流》。抗日战争前即以《东汉》享名。《三请姚期》、《马武大闹武科场》、《战昆明》等片断最为精彩。他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特别是吸取京剧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评书的表现力。他的说功、做功、打功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摹拟马跑、马嘶,堪称一绝。
第四次高潮,是50年代以来。这时,涌现了一批技艺精湛、深受欢迎的评书演员,如陈荫荣、袁阔成、李鑫茌、姜存瑞、田连元等。他们各有特色,陈荫荣表演细腻、逼真,尤擅运用典故,李鑫茌艺术功力深厚,表演细腻、平和,而袁阔成则是热闹火炽、幽默风趣。
评书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一劫,中断达十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刘兰芳的《岳飞传》一炮打响,先后有数十家电台竞相转播,形成了风靡全国的“岳飞传热”。刘兰芳嗓音洪亮,吐字清楚,语言流畅,气势雄浑,感情充沛,风趣幽默。
以刘兰芳《岳飞传》为突破口,评书艺术得以迅速复苏。不论传统评书,还是新编评书,都获得空前的发展,评书园地呈现了百花吐艳的动人风貌。
下面再谈一谈评书的艺术结构内容。评书的艺术结构十分丰富,这里只说说“梁子”、“扣子”以及剪裁艺术。
所谓“梁子”,就是旧时评书艺人手里类似提纲的底本。根据“梁子”说书,曲艺术语叫“匝”或“跑梁子”。新编评书大抵是先有文学脚本,然后排练演出。虽不排斥即兴式的“现挂”,但文学脚本与实际演出内容出入不大。旧时说评书的情形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师承关系口传心授得来的,曲艺术语叫做“道儿活”;另一类型是由文学著作发展而成的,曲艺术语叫做“墨刻儿”。不论“道儿活”还是“墨刻儿”,都可能有“梁子”,即专门供艺人说书时使用的提纲式的底本。
随着时代变迁和评书艺术的发展,新编评书大抵都有了文学脚本,“梁子”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跑“梁子”所体现的“匝”的功夫却仍有一定的现实作用。不论文学脚本多么严谨和完备,评书表演中的即兴发挥仍是不可缺少的。它反映了口头文学艺术的变异性,如果一位评书演员熟谙跑“梁子”的技巧,将大有裨益。
评书的情节由大大小小的单元组成。曲艺术语称大的单元为“坨子”,如《水浒》里有关武松、宋江等几个十回书,俗称“武十回”、“宋十回”,就属于“坨子”。小单元称作“回目”,即演员说的“当日书”,如“赤壁之战”里的“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阚泽下书”、“庞统献计”、“孔明看病”、“借东风”、“华容道”等。有时一个“回目”也不见得当天说完,其中又可以包括若干小的“回目”。如“武十回”里的大“回目”“杀嫂”又包括“武二回家”、“武大显魂”、“告状”、“杀嫂”、“怨兄”等几个小“回目”。“回目”之间*扣子连接。譬如《朱元璋演义》五十一回《逛滁州太量探军情,布阵迷元帅攻心术》里说到脱脱看练把式,觉得此人真有本事,顿生爱将之意,正待上前,结尾处拴了“扣子”:
脱脱一看,正是个好机会,我去跟他们爷儿俩商量商量,脱脱想罢,刚要往把式场里边走,忽然身后有人往前一挤,说了声:“慢走!”他回头一看,惊叫道:“哎呀,不好!”欲知后面来者何人,且看下回。
脱脱大声惊叫,说明来者不善,逗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只好“且看下回”,可是,“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当铺门口把算卦先生带走的那个老头”。“扣子”解开,就接着往下说。
“扣子”有大有小,每个“回目”里“扣子”常常不止一个。大“扣子”可以贯穿到底,小“扣子”俯拾皆是。评书《王者》的大“扣子”是60万两饷银的下落和巡抚、州佐的命运,贯穿着整段评书。其中较为重要的“扣子”有庙里失银,巡抚限期追回银子,进山见到王者,持函复命,再次寻找王者,巡抚丧命。每一个“扣子”都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又环环相扣,步步发展,构成曲折多变,摇曳多姿的情节。有些“扣子”并非出自情节,也可以*语言叙述引起悬念。
评书讲究剪裁艺术。什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张嘴难说两家话”,“剪断接说”,“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无巧不成书”,“说时迟,那时快”,这此些评书术语都是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的概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张嘴难说两家话”,都属于处理头绪和线索的剪裁方法。评书里的人物、情节、线索常常不止一个,为了便于叙述,必须分清先后顺序,轻重缓急,用这类剪裁方法加以处理。“各表一枝”的“枝”应当是大情节的枝杈,至少两个,多则不限,说完一个,再说一个,可以解决头绪纷繁的问题,而从积极意义看,则解决了时间错落和空间转移的问题。
“剪断接说”,又称“剪短截说”、“简短捷说”,属于省略的剪裁手法。“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话”,不是“说话”的意思,而是“故事”的意思。“一路无话”,“一夜无话”的“无话”就是“没有故事”的意思,也是省略的剪裁手法。如评书《向杲》里的一段:
波斯一听向晟兄弟是那么知理,心里自然格外的喜欢,当天就规定好了迎娶的日子,其实一千两银子哪行?波斯把自己积下来的钱,全都加在一块儿,这才够了身价的数目。银子交给了领家妈妈之后,又拿出了若干钱给跟人、唱手、伙计的,就这么一说哇,波斯光光彩彩,欢欢喜喜的离开*院了。简短捷说吧,波斯成了向晟的妻子,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岳飞传》第六回《枪挑小梁王》说到小梁王柴桂在武科场耀武扬威,有这么一段:
杨再兴这一败走,科场的举子更议论了:“这小子使的是宝刀,削铜剁铁,切金断玉,一般兵器不行。”你捅我,我捅你,都自己掂量自己,不行,别给人家凑数。另外,柴桂现在玩命了,叫他伤了白伤。
剪断截说,小梁王柴桂连胜五杰,威震科场。等他再叫阵,科场上鸦雀无声,没人答言。
这两处“剪断接说”虽然都是省略手法,但也略有不同,前者着重于时间的跳跃性,在向晟与波斯结婚后的两三个月里,没有什么事可讲,因而一笔带过。后者则着重于情节的跳跃性。小梁王打败杨再兴之后,武科场里并非没什么事,而是发生了“小梁王柴桂连败五杰”的故事,如果一一写来,艺术上雷同,索然无味,不如省略。有故事之处多说,没有故事之处尽量节省笔墨,是这一剪截手法的要领。
“无巧不成书”,此属误会手法。就是把具有偶然性的因素编织在一起,构成富于变化,饶有情趣的情节。如评书《向杲》里的一段:
向晟就在这个地方来回地遛:由北头遛到南头,再由南头转回来往北遛,每天就这在这地方转着。等走到庄公子住的胡同儿,自己就微微的探身往里看看,走到这儿就掉脸往里瞧瞧。他是每天如此,说话,可就有这么四五天的功夫了。
事有凑巧,这天向晟在胡同口儿外来回遛着,正赶上庄公子的管家买好,这小子也不知出去买什么去了,提着一包东西从外边回来。刚要进胡同啊,一眼就瞧见向晟了。
向晟在庄公子住的胡同外边来回遛,是一件事情;庄公子的管家买好从外面回来,是另外一件事情。两件事情碰到一起,庄公子管家买好就瞧见了向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寓必然于偶然,就是“无巧不成书”的“巧”。只有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则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平铺直叙而已。俗语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然蕴含着一个“巧”字;其实,“哪壶开了提哪壶”,也蕴含着一个“巧”字。正确地把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就能充分发挥“无巧不成书”的效用。
“说时迟,那时快。”评书《头请姚期》里说到邳彤跟姚期交手有那么一段:
只见邳彤催马拧枪奔了姚期,抖枪就扎,枪尖直奔姚期的哽嗓咽喉,姚期也不躲不闪,“蹲裆骑马式”往那儿一蹲,左胳膊往前一伸,左手握拳,右手的鞭搭在左胳膊腕上,使了个“霸王亮甲式”。刘秀在旁边儿这份儿着急啊!心说:“糟了!这是什么把式?‘狗熊耍扁担——挨揍的把式’啊!甭说邳彤用枪扎啊,就是人家用马一冲一撞也受不了啊!完了!姚皇兄非丧命在邳彤的枪下不可!”说时迟,那时快,眼瞧着邳彤的枪真扎来了,刘秀“哎哟”一声:“姚皇兄性命休矣!”一闭眼,准知道这回姚期完了。邳彤手中枪扎过来也藏着招哪,姚期要是让扎,那他就真扎呗;要是不让,那就抽枪变招。可是,姚期他真不躲不闪,那邳彤还真不扎,扎枪恶狠狠地奔了姚期,眼瞧着就要扎上了,姚期不躲是不躲,稳如泰山;要躲,急如风,快如电,“唰”的一声,两条腿就并到一处啦,往右边稍微一躲,邳彤的枪就扎空了!
邳彤大枪一扎,姚期巧妙一闪,间不容发,“那时快”嘛。但演员说到这儿,必须拉长时间,慢慢地把事情说个一清二楚,“说时迟”嘛!只有如此,才有助于渲染紧张气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是什么意思呢?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里说:“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评书因地区不同而名称各异。北方叫做评书;江浙一带以及福州叫做评话;湖北、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
评书是古老的艺术,历史渊源流长。据《墨子·耕柱》篇载云:“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
这里说“说书”并不是指说唱艺术,不便作为评书的源头。
优孟、优旃、淳于髡等古代“俳优”的劝谏活动,其中就有说故事的,可以看做构成“说话”艺术的重要因素。
隋代笑话大王侯白所说的故事,明显地孕育着评书的因素。
到了明代,北方评书已臻于成熟。从那时起,评书的发展过程出现了四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明末清初。那时,评书名家辈出,柳敬亭是其中的佼佼者。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沈龙翔《柳敬亭传》载云:
“敬亭名逢春,字敬亭,面多麻,人皆以柳麻子呼之。本姓曹,泰州曹家庄人也。李公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不法,长吏以逢春应,时年十七八岁一恶少耳。开府轻其罪,乃出亡,云泰兴,佣于某,久之意不乐,遂去。游四方,至宁国,醉卧敬亭山下,垂柳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号敬亭可乎?’于是名逢春,号敬亭焉。偶闻市中说弹词,心好之,辄习其说,遂以说闻。”
这里的“说弹词”其实就是说书,因此,柳敬亭后来被誉为大说书家。他从师莫后光,颇得真传,擅长说《水浒》、《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技艺卓绝,炉火纯青。周容《春酒堂文集·杂忆七传柳敬亭》载云:“癸巳借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目,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
在观众眼前,但见说书人物,不见说书艺人,像莫后光说的:“听者倘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说书说到这般境界,可谓出神入化。
敬亭之后,虽无敬亭,却有他培植的桃李,其中应该一提的是承前启后的评书名家王鸿兴。据传,王鸿兴之后有所谓“三臣、五亮、九茂、十八奎”之说。
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代表人物有号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
双厚坪,生年不可考,卒于1926年,满族人,艺名双文星。与戏界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三绝”。
双厚坪所会书目甚多,最拿手的是《隋唐》、《水浒》、《封神榜》、《济公传》。他的艺术风格细腻、风趣、透僻、生动,最善于描绘细节,于细微处显神奇。尤以刻画人物见长。他说《隋唐》,说到秦琼发配到北平,遇见姑母,把他们之间悲欢离合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艺术功底极为深厚。
第三次高潮,30~40年代。代表人物有王杰魁、连阔如、陈士和等。
王杰魁(1874~1960),青年时代就开始在北京说评书,渐渐享名。他最拿手的书目是《七侠五义》。如果说,评书以细腻为艺术风格特色,那么,王杰魁则是细中又细。他说书,吐字慢,像在拉长音,娓娓说来,别具艺术魅力。又善于使用“变口”,用不同的方音刻画人物。
连阔如(1902~1971),满族人,早年从师李杰恩学说《西汉》,后来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流》。抗日战争前即以《东汉》享名。《三请姚期》、《马武大闹武科场》、《战昆明》等片断最为精彩。他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特别是吸取京剧的表演技巧,丰富了评书的表现力。他的说功、做功、打功都有独到之处,尤其是摹拟马跑、马嘶,堪称一绝。
第四次高潮,是50年代以来。这时,涌现了一批技艺精湛、深受欢迎的评书演员,如陈荫荣、袁阔成、李鑫茌、姜存瑞、田连元等。他们各有特色,陈荫荣表演细腻、逼真,尤擅运用典故,李鑫茌艺术功力深厚,表演细腻、平和,而袁阔成则是热闹火炽、幽默风趣。
评书艺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一劫,中断达十年之久。粉碎“四人帮”之后,刘兰芳的《岳飞传》一炮打响,先后有数十家电台竞相转播,形成了风靡全国的“岳飞传热”。刘兰芳嗓音洪亮,吐字清楚,语言流畅,气势雄浑,感情充沛,风趣幽默。
以刘兰芳《岳飞传》为突破口,评书艺术得以迅速复苏。不论传统评书,还是新编评书,都获得空前的发展,评书园地呈现了百花吐艳的动人风貌。
下面再谈一谈评书的艺术结构内容。评书的艺术结构十分丰富,这里只说说“梁子”、“扣子”以及剪裁艺术。
所谓“梁子”,就是旧时评书艺人手里类似提纲的底本。根据“梁子”说书,曲艺术语叫“匝”或“跑梁子”。新编评书大抵是先有文学脚本,然后排练演出。虽不排斥即兴式的“现挂”,但文学脚本与实际演出内容出入不大。旧时说评书的情形有所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由师承关系口传心授得来的,曲艺术语叫做“道儿活”;另一类型是由文学著作发展而成的,曲艺术语叫做“墨刻儿”。不论“道儿活”还是“墨刻儿”,都可能有“梁子”,即专门供艺人说书时使用的提纲式的底本。
随着时代变迁和评书艺术的发展,新编评书大抵都有了文学脚本,“梁子”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跑“梁子”所体现的“匝”的功夫却仍有一定的现实作用。不论文学脚本多么严谨和完备,评书表演中的即兴发挥仍是不可缺少的。它反映了口头文学艺术的变异性,如果一位评书演员熟谙跑“梁子”的技巧,将大有裨益。
评书的情节由大大小小的单元组成。曲艺术语称大的单元为“坨子”,如《水浒》里有关武松、宋江等几个十回书,俗称“武十回”、“宋十回”,就属于“坨子”。小单元称作“回目”,即演员说的“当日书”,如“赤壁之战”里的“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阚泽下书”、“庞统献计”、“孔明看病”、“借东风”、“华容道”等。有时一个“回目”也不见得当天说完,其中又可以包括若干小的“回目”。如“武十回”里的大“回目”“杀嫂”又包括“武二回家”、“武大显魂”、“告状”、“杀嫂”、“怨兄”等几个小“回目”。“回目”之间*扣子连接。譬如《朱元璋演义》五十一回《逛滁州太量探军情,布阵迷元帅攻心术》里说到脱脱看练把式,觉得此人真有本事,顿生爱将之意,正待上前,结尾处拴了“扣子”:
脱脱一看,正是个好机会,我去跟他们爷儿俩商量商量,脱脱想罢,刚要往把式场里边走,忽然身后有人往前一挤,说了声:“慢走!”他回头一看,惊叫道:“哎呀,不好!”欲知后面来者何人,且看下回。
脱脱大声惊叫,说明来者不善,逗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只好“且看下回”,可是,“他扭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在当铺门口把算卦先生带走的那个老头”。“扣子”解开,就接着往下说。
“扣子”有大有小,每个“回目”里“扣子”常常不止一个。大“扣子”可以贯穿到底,小“扣子”俯拾皆是。评书《王者》的大“扣子”是60万两饷银的下落和巡抚、州佐的命运,贯穿着整段评书。其中较为重要的“扣子”有庙里失银,巡抚限期追回银子,进山见到王者,持函复命,再次寻找王者,巡抚丧命。每一个“扣子”都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又环环相扣,步步发展,构成曲折多变,摇曳多姿的情节。有些“扣子”并非出自情节,也可以*语言叙述引起悬念。
评书讲究剪裁艺术。什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张嘴难说两家话”,“剪断接说”,“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无巧不成书”,“说时迟,那时快”,这此些评书术语都是多年积累的艺术经验的概括。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张嘴难说两家话”,都属于处理头绪和线索的剪裁方法。评书里的人物、情节、线索常常不止一个,为了便于叙述,必须分清先后顺序,轻重缓急,用这类剪裁方法加以处理。“各表一枝”的“枝”应当是大情节的枝杈,至少两个,多则不限,说完一个,再说一个,可以解决头绪纷繁的问题,而从积极意义看,则解决了时间错落和空间转移的问题。
“剪断接说”,又称“剪短截说”、“简短捷说”,属于省略的剪裁手法。“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话”,不是“说话”的意思,而是“故事”的意思。“一路无话”,“一夜无话”的“无话”就是“没有故事”的意思,也是省略的剪裁手法。如评书《向杲》里的一段:
波斯一听向晟兄弟是那么知理,心里自然格外的喜欢,当天就规定好了迎娶的日子,其实一千两银子哪行?波斯把自己积下来的钱,全都加在一块儿,这才够了身价的数目。银子交给了领家妈妈之后,又拿出了若干钱给跟人、唱手、伙计的,就这么一说哇,波斯光光彩彩,欢欢喜喜的离开*院了。简短捷说吧,波斯成了向晟的妻子,已经有两三个月了。
《岳飞传》第六回《枪挑小梁王》说到小梁王柴桂在武科场耀武扬威,有这么一段:
杨再兴这一败走,科场的举子更议论了:“这小子使的是宝刀,削铜剁铁,切金断玉,一般兵器不行。”你捅我,我捅你,都自己掂量自己,不行,别给人家凑数。另外,柴桂现在玩命了,叫他伤了白伤。
剪断截说,小梁王柴桂连胜五杰,威震科场。等他再叫阵,科场上鸦雀无声,没人答言。
这两处“剪断接说”虽然都是省略手法,但也略有不同,前者着重于时间的跳跃性,在向晟与波斯结婚后的两三个月里,没有什么事可讲,因而一笔带过。后者则着重于情节的跳跃性。小梁王打败杨再兴之后,武科场里并非没什么事,而是发生了“小梁王柴桂连败五杰”的故事,如果一一写来,艺术上雷同,索然无味,不如省略。有故事之处多说,没有故事之处尽量节省笔墨,是这一剪截手法的要领。
“无巧不成书”,此属误会手法。就是把具有偶然性的因素编织在一起,构成富于变化,饶有情趣的情节。如评书《向杲》里的一段:
向晟就在这个地方来回地遛:由北头遛到南头,再由南头转回来往北遛,每天就这在这地方转着。等走到庄公子住的胡同儿,自己就微微的探身往里看看,走到这儿就掉脸往里瞧瞧。他是每天如此,说话,可就有这么四五天的功夫了。
事有凑巧,这天向晟在胡同口儿外来回遛着,正赶上庄公子的管家买好,这小子也不知出去买什么去了,提着一包东西从外边回来。刚要进胡同啊,一眼就瞧见向晟了。
向晟在庄公子住的胡同外边来回遛,是一件事情;庄公子的管家买好从外面回来,是另外一件事情。两件事情碰到一起,庄公子管家买好就瞧见了向晟,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寓必然于偶然,就是“无巧不成书”的“巧”。只有偶然性而没有必然性,则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只有必然性而没有偶然性,平铺直叙而已。俗语说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当然蕴含着一个“巧”字;其实,“哪壶开了提哪壶”,也蕴含着一个“巧”字。正确地把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就能充分发挥“无巧不成书”的效用。
“说时迟,那时快。”评书《头请姚期》里说到邳彤跟姚期交手有那么一段:
只见邳彤催马拧枪奔了姚期,抖枪就扎,枪尖直奔姚期的哽嗓咽喉,姚期也不躲不闪,“蹲裆骑马式”往那儿一蹲,左胳膊往前一伸,左手握拳,右手的鞭搭在左胳膊腕上,使了个“霸王亮甲式”。刘秀在旁边儿这份儿着急啊!心说:“糟了!这是什么把式?‘狗熊耍扁担——挨揍的把式’啊!甭说邳彤用枪扎啊,就是人家用马一冲一撞也受不了啊!完了!姚皇兄非丧命在邳彤的枪下不可!”说时迟,那时快,眼瞧着邳彤的枪真扎来了,刘秀“哎哟”一声:“姚皇兄性命休矣!”一闭眼,准知道这回姚期完了。邳彤手中枪扎过来也藏着招哪,姚期要是让扎,那他就真扎呗;要是不让,那就抽枪变招。可是,姚期他真不躲不闪,那邳彤还真不扎,扎枪恶狠狠地奔了姚期,眼瞧着就要扎上了,姚期不躲是不躲,稳如泰山;要躲,急如风,快如电,“唰”的一声,两条腿就并到一处啦,往右边稍微一躲,邳彤的枪就扎空了!
邳彤大枪一扎,姚期巧妙一闪,间不容发,“那时快”嘛。但演员说到这儿,必须拉长时间,慢慢地把事情说个一清二楚,“说时迟”嘛!只有如此,才有助于渲染紧张气氛,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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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起源于什么地方?
评书的历史和发展 评书的南北两支派,都是明末清初柳敬亭传下来的。柳敬亭在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随漕运总都蔡士英北,曾在北京说评书,而且收了王鸿兴为徒,因此在京师播下了种。王鸿兴手下有何良臣、安良臣、邓光臣三徒弟,时人称为“三臣”,成为评书权威,且自立门户,后来北京的评书演员皆是这三个派传流下来的。当年,说评书的这个门户,于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曾在掌仪司立案,有皇家颁发的龙票。直至光绪年间,这件历史文物,才被评书界的一位后人所遗失。 早年,评书本是说唱相兼的玩艺,有如现代的西河大鼓、乐亭大鼓,说与唱相辅相成。只因光绪年间听书的多为一班太监。因此,被宫中慈僖所闻,传其入宫。在禁地演唱诸多不便,遂改“评讲”,仅以桌凳各一,醒木一块,去掉弦鼓,用评话演说。于是,说评书这种表演形式就被肯定下来了。 清代,民间说评书的,绝大多数是在街面的甬路两旁支棚立帐,摆上长板凳,围成长方形的场子,谓之“撂地”。只有少数评书艺人才上茶馆献艺。庚子事变(公元1900年)后,评书茶馆才畅兴起来,民初是评书茶馆的鼎盛时期。 开茶馆的初创“书座”,须通一个所谓“请事家”(即说书馆内的主持邀角者)来邀请评书演员。照例由头一个演员给评书茶馆举行“开荒破台”仪式——祭周庄王、文昌帝君、柳敬亭之后,送给这位评书演员一个装有现金的“台封”才能开业。在收入上按评书界的行规是“三七下帐”,说书的挣一元钱,个人只拿七角;开茶馆的拿三角。开书头天和最末一天挣了钱“头尾不下帐”全归说书的。每一位说书的演员,在一个书馆内只许说两个月,名为“一转”。内城的评书茶馆都是白天说书,晚上卖清茶。前三门以外的评书茶馆都是白天卖清茶,灯晚说书。内、外城的评书茶馆,黑白天都说书的只有宣武大街路西”如云轩”、“森瑞轩”;磁器口虹桥“天有轩”和天桥“福海居”。 评书,演者仅一人,光说不唱,其道具不过醒木一块、手绢一块、折扇一把。开书时先念一套赞词,多是赞以上三种道具,然后才转入正题。所说的书目多是整本大套的长篇书目,每说完一小段便使“扣子”,用以抓住听众。一般传统书目的内容,是以历史故事和武侠故事为主,有袍带书《三国》、《西汉》等;长枪书《精忠岳传》、《英烈》,等;短打书《水浒》、《七侠五义》等;神怪书《西游记》、《济公传》等之分。小段的“片子活”以《聊斋》故事为题材的书目《崂山道士》、《梦狼》、《画皮》等。50年代以后编演的新书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长篇及许多中、短篇书目。 北京近代评书演员辈出。如:清末民初的双厚坪(艺名双文兴),满族,北京人,说书路子宽,常以《水浒》、《精忠》为最精采的书目,当时被誉为“评书大王”,与谭鑫培、刘宝全合称“艺坛三绝”。双厚坪的后人杨云清最擅说《济公传》和《水浒》。群庆福,自清末至民国期间在评书界享名40年,以说“公案”书见长。有“活黄天霸”的别称。王杰魁,23岁即开始在北京说评书,专说《七侠五义》。连阔如,满族人,抗战前,以说《东汉》成名。解放后说《三国》、《水浒》,也获得好评。 80年代以来,天桥宣武书茶馆有连丽茹的评书《东汉》、《西汉》、蔡连贵的《隋唐》。现在,天桥乐茶园有马增琨的评书《七侠五义》。
6 浏览22342016-01-10
评书的起源是什么时候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象"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在北京流行的评书,相传是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1587~1668)来北京时传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在掌仪司立案授徒,流传到现在的。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评书已有十代演员。其中最负盛名的有:"评书大王"双厚坪(第六代),"净街王"王杰魁(第八代),评书艺术家连阔如(第九代),评书演员刘兰芳(第十代)。他们都擅说冠笏袍服、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解放以来,在编演新书方面有成就的演员有袁阔成、田连元、李庆良、田占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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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的来历是什么
起源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传统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象“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在北京流行的评书,相传是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1587~1668)来北京时传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在掌仪司立案授徒。 评书又称说书、讲书,广东粤语等地区俗称讲古,古代称为说话,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著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份。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但还仍然有其活力。
13 浏览10042018-07-07
评书的历史从哪里来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传统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象“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在北京流行的评书,相传是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1587~1668)来北京时传下来的。也有人说是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在掌仪司立案授徒。
1 浏览14702016-07-22
评书的历史
以说书者的说法:评书起源于东周时期,周庄王是评书的祖师爷。但这只是一个传说。唐代出现了一种曲艺艺术和评书的表演方式相似,这种曲艺形式称为:“说话”。到宋代中兴时期。最初是说评佛教典集。“说话”发展到俗说后表演方式与“评书”是非常类似的。事实上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晚唐诗人李商隐有《骄儿》一诗写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吃。”说明当时喜欢说话这门曲艺的百姓是非常多的。 说书人又叫搏君人,目的是为了搏君一笑,最喜欢讲述古代故事,百说不厌 。实际评书的创始人为明末清初的柳敬亭,最初只是说唱艺术的一部分,称为“弦子书”,他的老师莫后光提到说话理论是:“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之精者,其孰与于斯矣!”。北宋汴京人霍四究以“说三分”著名,“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说三分即讲三国故事。晚清光绪年间,评书传入皇宫中,因皇宫唱歌多有不便,于是改说唱为“评说”,于是评书的艺术形式便固定下来。民国是评书中兴的时期,据记载:当时“撂地”说书人说《三国》,便万人空巷,把街道围得满满的。另外,评书与相声也有很大的渊源。尤其是单口相声和评书的“片子活”技巧几乎相同。有些相声的“段子”也来源于评书章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书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广播和收音机的普及,给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评书艺人又创作了许多新的段子,比如《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文革结束,评书艺人又创作了不少段子,甚至也说几段外国书,比如《珍珠港》(书名《太平洋海战》)。21世纪,出现动画评书,如单田芳的《白眉大侠》,田连元的《杨家将》、《海青天》、《李元霸别传》、《罗成别传》,孙一的《时迁演义》几乎每个广播电台都有评书专栏,部分电台更有专门的评书或故事频率。主要听众是老年人或出租车司机,评书仍很受听众的欢迎,其中原因除了本身评书喜闻乐见,还由于广播的局限。但一些评书演员担心评书会渐渐的消失,很难再看到年轻的说书人了。也有很多青年演员在为评书努力,有的在书馆传承古老的说书艺术,有的大量的创作新作品,录制音频、视频;正式从业者不多,但是业余爱好者不少;还有很多相声演员也在其他时间里说评书。
评书是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许多渠道的资料证明,评书虽然是口头讲说的表演形式,但其艺人来源却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一种叫做“弦子书”的“说唱”艺人;至20世纪初叶,又有许多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评书的表演形式,早期为一人坐于桌子后面,以折扇和醒木(一种方寸大小,可敲击桌面的木块。常在开始表演或中间停歇的当口使用,作为提醒听众安静或警示听众注意力,以加强表演效果,故名)为道具,身着传统长衫,说演讲评故事。发展至20世纪中叶,多为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是站立说演,衣着也不固定为专穿长衫。
评书用北方语音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调的普通话语说演。中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均见流行。因使用口头语言说演,所以在语言运用上,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和介绍为主。并在艺术上形成了一套自身独有的程式与规范。比如传统的表演程序一般是:先念一段“定场诗”,或说段小故事,然后进入正式表演。正式表演时,以叙述故事并讲评故事中的人情事理为主,如果介绍新出现的人物,就要说“开脸儿”,即将人物的来历、身份、相貌、性格等等特征作一描述或交代;讲述故事的场景,称作“摆砌末”;而如果赞美故事中人物的品德、相貌或风景名胜,又往往会念诵大段落对偶句式的骈体韵文,称作“赋赞”,富有音乐性和语言的美感;说演到紧要处或精彩处,常常又会使用“垛句”或曰“串口”,即使用排比重迭的句式以强化说演效果。在故事的说演上,为了吸引听众,把制造悬念,以及使用“关子”和“扣子”作为根本的结构手法。从而使其表演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又环环相扣,引人入胜。表演者要做到这些很不容易,须具备多方面的素养,好比一首《西江月》词所说的那样:“世间生意甚多,惟有说书难习。评叙说表非容易,千言万语须记。一要声音洪亮,二要顿挫迟疾。装文装武我自己,好似一台大戏。”
评书的节目以长篇大书为主,所说演的内容多为历史朝代更迭及英雄征战和侠义故事。后来到了20世纪中叶也有篇幅较小的中篇书和适于晚会组台演出的短篇书,但长篇大书仍为其主流。
1.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
2.评书在广东粤语等地区俗称讲古,古代称为说话,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著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份。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但还仍然有其活力。
1.评书,也叫评词,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在江南则称为评话。它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
2.评书在广东粤语等地区俗称讲古,古代称为说话,是一种古老的汉族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在宋代开始流行。各地的说书人以自己的母语对人说著不同的故事,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份。清末民初时,评书的表演为一人坐于桌后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装为长衫;至20世纪中叶,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说演,服装也较不固定。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电子媒体及推广普通话的冲击之下,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但还仍然有其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