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草药的历史文化?

2024-12-05 16: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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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这个“气”,不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二)治则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三)补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四)用药讲“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是金子总在闪光。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大概有6000多年了,就从神农尝百草那时就有了

回答2:

传说史于神农尝百草 , 也不可考证 , 由于药物中草类占大多数。有本为籍的,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农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 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又著《名医别录》,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即唐朝)《唐新本药》。这是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整理中草药的集合。
由于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便有新的总结出现。如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井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

回答3:

中草药是
各种中草药
中医预防治疗疾病所使用的独特药物,也是中医区别于其他医学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民对中草药的探索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相传,神农尝百草,首创医药,神农被尊为“药皇”。   中药主要由植物药(根、茎、叶、果)、动物药(内脏、皮、骨、器官等)和矿物药组成。因植物药占中药的大多数,所以中药也称中草药。目前,各地使用的中药已达5000种左右,把各种药材相配伍而形成的方剂,更是数不胜数。经过几千年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本草学。

回答4:

  中草药(英文名:Chinese Traditonal drug):中药主要由植物药(根、茎、叶、果)、动物药(内脏、皮、骨、器官等)和矿物药组成。因植物药占中药的大多数,所以中药也称中草药。中国各地使用的中药已达5000种左右,把各种药材相配伍而形成的方剂,更是数不胜数。经过几千年的研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本草学。现在中国各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天然药物这门课,所讲述的内容就是通称的中草药。